威廉.伯恩斯坦

9月的一天清晨，在我下榻的柏林市中心一家酒店的大堂，我用蹩脚的德语和前台工作人员打了个招呼，顺手从前台的果盘里捡了一个苹果丢进了背包。几个小时后，当饿意袭来时，我决定在附近的蒂尔花园吃掉包里的那个苹果。这座市内公园鸟语花香，令人陶醉，差点儿让我忽视了我的午餐——那个苹果上的标签：产自新西兰。

中国台湾的电视机、墨西哥的莴苣、中国大陆的衬衫以及印度的工具等如今已遍布全球，大家已然习以为常，以至于忘记了这样的全球商贸奇迹其实是非常晚近才发生的事。此刻，当我在世界的另一边吃这颗苹果时，它的欧洲“表兄弟”们正在被摘下，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地象征这史诗般的全球贸易时代呢？

昂贵的分泌物

回顾千年以前，只有利润回报率最高的商品，如丝绸、金银、香料、珠宝、瓷器与药品，才会横跨大洲。毕竟，在当时，一件商品仅仅因为来自异域便足以沾染神秘、浪漫与尊贵的气息，正如在公元3世纪的罗马， 最受追捧的进口商品是来自遥远的中国的丝绸。

伟大的罗马皇帝们大多因征战、城市建设、工程或法制成就而闻名于后世。然而，218—222年在位的埃拉伽巴路斯皇帝，留在人们心底的记忆却是行为残暴、追求奢华的丝绸。在位期间，从无伤大雅的恶作剧到肆意妄为地虐杀孩童， 他无所顾忌地做出一系列不可原谅的行为，使古代地中海世界的首都罗马见多识广的人民都感到震惊。格外吸引罗马人注意力甚至让他们妒火中烧的，则是埃拉伽巴路斯拥有的数不胜数的锦衣华服。

从丝绸的东亚产地到其出口的最终目的地罗马，只有统治阶层才能穿得起这小小的无脊椎动物——蚕的分泌物。习惯了廉价、平滑与舒适的人造布料的本书的现代读者，大概知道三种古代制作衣物的主要材料：廉价但穿起来又热又重的兽皮，穿起来有瘙痒感的毛料，有褶皱的白色亚麻。

面对如此有限的着装选择，任何人一旦体验过丝绸在皮肤上的那种轻柔触感，便再也难以抗拒其诱惑。尽管罗马人知道中国丝绸，但他们对中国一无所知。他们一度以为丝是直接长在桑树上的，而不知桑叶其实只是蚕的栖息之所与食物。

那么，来自中国的货物到底是如何一路抵达罗马的呢？

事实是，两地之间的货物转运十分缓慢且充满凶险，这也使得往来两地的商人成为当时最为艰苦的职业。中国的商人在中国南部的港口将丝绸装载上船，一路沿海岸行驶到中南半岛，穿过马来半岛与孟加拉湾，抵达斯里兰卡的港口。在斯里兰卡，他们将丝绸卖给印度商人。印度商人接手后，将丝绸转运到印度次大陆西南海岸的泰米尔人的港口，如穆吉里斯、尼塞达与科马拉。

在这些地方，大量希腊与阿拉伯的中间商收购到丝绸后，将其送抵迪奥斯科蒂亚岛（如今的索科特拉岛）。这座岛聚集了阿拉伯、希腊、印度、波斯与埃及的商人，人声鼎沸，熙熙攘攘。从迪奥斯科蒂亚岛出发，丝绸搭乘希腊商船经由曼德海峡进入红海， 抵达这片海域的主要港口——埃及的贝雷尼塞。然后，丝绸将在驼背上穿过沙漠到达尼罗河，并一路顺流而下抵达亚历山大港，再由希腊和意大利的罗马船只穿过地中海，抵达终点罗马的大港口普托利（今天的意利波佐利）与奥斯提亚。通常情况下，中国商人甚少涉险西行到斯里兰卡和印度以北的红海入海口以及意大利以南的亚历山大港。希腊商人因而得以在印度到意大利之间的广阔范围内，从丝绸转运中谋取巨额利润。

在漫长而艰险的转运过程中，丝绸的每一次转手都使价格剧增。丝绸在中国本身已经价格不菲，抵达罗马后，价格更是跃升百倍以上，与等重的黄金等值，昂贵到几盎司重便可耗尽一个普通人一年的收入。只有像埃拉伽巴路斯皇帝这样的巨富阶层，才穿得起一整件絲绸制成的托加长袍。

另一条抵达罗马的路径便是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最早由中国汉朝的使臣在公元2世纪开辟，通过陆路蜿蜒曲折地穿过中亚地区。这一路径相较之下更为复杂，其具体路线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迁。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开伯尔山口以南到西伯利亚的南部边界的广大区域都曾留下丝绸之路的遗迹。正如海上的运输贸易路线由希腊、埃及与印度商人控制一样，陆上丝绸之路沿线那些盛极一时的伟大城市，如撒马尔罕（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伊斯法罕（在今伊朗境内）、赫拉特（在今阿富汗境内），则由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与叙利亚的中间商垄断。

高危的差事

海上运输相较于陆路运输，成本较低，更为安全也更为快捷。在古代， 海路运输还有一个额外的优点，那就是可以绕过一些形势不稳定的地区。

丝绸最初是由陆路运抵欧洲的，但罗马帝国早期治下的稳定局面使得印度洋成为更理想的东西方商贸通道，丝绸贸易也被纳入其中。尽管罗马帝国与东方的贸易在公元2世纪逐渐减少，但海上通道一直保持通畅，直到伊斯兰势力在公元7世纪阻断了它。

海上季风随季节变换风向，成为推动丝绸贸易的动力。受季风风速的制约，丝绸从出发（出发地为中国南方）到抵达奥斯提亚或普托利需要18个月。在这漫长的旅程中，致命的危险潜伏在沿途的各个节点，尤其是阿拉伯海与孟加拉湾之间的海域。生命的丧失、船只与货物的损失是如此司空见惯，以至当悲剧真正发生时，记录通常也非常简单：“所有人都失去了生命。”

在那个时代，商人还是一个常见的职业，他们买卖少量货物， 沿途兜售。在船上，他们往往就睡在自己的货物上。尽管大部分商人没有留下任何可考的文字，但在开罗近郊一处古代犹太教的主要教堂的储藏室， 我们偶然发现了一部中世纪文献集——基尼扎（Geniza）文献，从中可以获得古代远途商贸情况的一些信息。

因为犹太教法典规定任何包含上帝名字的文件都不得被损毁，这一规定几乎涵盖了中世纪绝大部分的文书材料， 大量的历史记录因而得以保存，其中也包括了家庭成员之间、商业伙伴之间的日常通信。10—12世纪，在法蒂玛王朝的统治下，开罗商贸繁荣，社会氛围兼容并包，城内的犹太家族很快兴旺发达，加之当地气候干燥，文件得以保存至今。保存下来的信件为我们勾勒出了从直布罗陀到亚历山大，再到印度的一片广阔的商贸网络。借助这些珍贵的信件，我们得以了解当年那些商人舟车劳顿、危机四伏、前途灰暗但又百折不挠的贸易世界。

商人们往往在正式出发之前就得开始辛苦地准备了。

他们从不会冒险启程，事先都会准备好带给目的地商业伙伴的介绍信，以及递交给沿途官方机构的安全通行证。否则，他们很可能会遭遇抢劫、骚扰或蓄意的谋财害命。在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统治者往往会让商人们与熟悉当地情况的同行结伴启程，以便互相照顾，确保安全。

15世纪，在欧洲伊比利亚半岛出现轻帆船与大帆船之前，帆船基本都是用来运输笨重而低价的货物的，划桨船用来运输旅客与贵重物品。这也是当时最为快捷与可靠的水上交通方式。一艘150英尺长的桨帆船可以承载500名划桨手。这还不算船员、船上的指挥人员与乘客。这么多人挤在一个狭小的、卫生设施不健全的空间里，这些船简直就是一艘艘浮动的臭水沟。“我真是受够了船员们的疾病还有那些恶心的气味。”

除了基本的卫生状况得不到保障，船长与船员自身往往也威胁着搭船商人的安全，抢劫财物、蓄意谋杀都是司空见惯之事。商船也容易成为沿途腐败官员刻意刁难的目标。

这样的艰难困苦并非只发生于穆斯林的商船上。

有些埃及的商人会搭乘意大利或拜占庭的船出海贸易，但他们的遭遇也好不了多少，任何人都可能遭遇谋杀、海盗或疾病。这些无人驾驶的船在海上漂流，成为传说中的“鬼船”。尤其是在印度洋的一些人跡罕至的航线上，这些“鬼船”见证着海上贸易中船员与商人们所付出的骇人听闻的巨大生命代价。

但无论中世纪的海上航行代价多么高昂，商人们都偏爱海上交通，而非陆路交通。因为，即便在埃及法蒂玛帝国核心地区的主要道路上，商人们所持有的安全通行证也不能保证他们躲过贝都因人的袭击。两相比较， 在充满腐臭味的甲板上颠簸数星期，远远好于一连数月提心吊胆，时时刻刻注意着自己的驴子或骆驼背后是否突然有强盗来袭。

基尼扎文献也记载了当时陆路交通的高昂成本。史料记载，用于贸易的基本手工品是布匹。从开罗到突尼斯，陆路运输一大包昂贵的紫色布料（一般是一匹骆驼的运载量， 重约500磅）的成本大约是8第纳尔。这个数额等同于中世纪埃及的一个低收入家庭4个月的生活开支。这笔成本一半用于从开罗到亚历山大约120英里的陆路短途交通，另一半则用于从亚历山大到突尼斯之间1200英里的海上交通。两相比较，陆路运输的成本是海路运输的10倍。鉴于陆路交通的高成本、高风险与艰苦程度，商人们往往在无法海运的情况下才会迫不得已选择陆路运输，比如，冬天地中海结冰的时候。

为什么有人甘愿为了一点儿微薄利润，冒着失去生命、土地与财产的风险，经年累月地背井离乡、穿山越岭呢？很简单，因为，无论商人生涯多么艰苦，都好过占当时人口九成以上的农民所过的终日劳作却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生活。当时，100第纳尔的年收入便能让人过上中上阶层的生活。因此，只要年利润能有100第纳尔，商人们便能过上优渥的生活。

跨国贸易的奇迹

亚当·斯密曾在其书中写道，人类有一种以物易物的内在偏好。这种倾向纯粹是人类的本性，“关于这一点，无须过多解释”。

迄今为止，关于如今我们身处的世界各个方面的历史研究早已汗牛充栋，而关于当今世界贸易起源的研究寥寥无几。比如，早在有历史记载的人类文明之初，在美索不达米亚与阿拉伯地区南部之间的广阔范围内，便已有繁忙的谷物与金属贸易。继续往前回溯， 考古学家已经掌握有力证据，早在史前时代，便已有长途运输黑曜石、石器等战略物资的痕迹。然而，尽管包括其他灵长目动物在内的物种时有彼此共同培育和分享食物的行为，但系统性的货物、服务交换——尤其是远距离层面上的——却从未被发现过。这一行为目前只存在于我们人类之中。

那么，到底是什么驱动了早期的人类贸易呢？

进化人类学家将现代人类在非洲东部与南部的活动的起源上溯至10万年前。这些行为之一便是人类“以物易物”的内在倾向，这也使得人类社会生产出了前所未有的丰富而多样的物品。尽管世界贸易往往与陆路和海路交通的科技创新相伴而生，但政治的稳定其实更为重要。譬如，公元前30年，屋大维挥师于希腊西部的亚克兴角，击败安东尼与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的势力，大面积地扩大了罗马帝国的版图，实现了帝国疆域内的和平与稳定。

在此之后，大量的胡椒、异域珍兽、象牙与名贵珠宝便通过贸易从东方涌入罗马。尽管当时整个意大利半岛都没有一个人真正见过中国人，就连制图师也未必了解中国准确的地理方位，但中国的丝绸还是在潮水般的新奇商品中脱颖而出，成为最为出名也最令人渴求的商品。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贸易对于我们星球上农业进步的贡献。试想一下意大利美食中没有西红柿，印度大吉岭的高原上没有茶树，美国人的餐桌上没有小麦面包或牛肉，除了咖啡的原产地也门之外没有咖啡馆，或者德国的烹饪中没有土豆的场景。在“哥伦布大交换”之前，以上假设都是真实存在的。当时，地球上各地居民都只能获取极为有限的农产品品种。然而，“哥伦布大交换”之后，也就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1492年之后的数十年之间，通过物种的大交换，数十亿英亩的农田在曾经遥不可及的美洲大陆被开垦。

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与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之间的7个世纪中，欧洲、亚洲与非洲的伊斯兰国家远比西方的基督教国家更为耀眼。穆罕默德的信徒们牢牢地据守着世界远途商贸的中转节点——印度洋。与此同时，他们还不断地将他们的宗教传播到从西非到中国南海的广大区域。随后，在航海家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与达·伽马绕过好望角之后的几十年中，西方势力狂飙突进，卷土重来，重掌全球贸易路线。

那些曾强盛一时的贸易组织，如英国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率先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欧洲的商业霸权，使得全球贸易几乎被那些大型殖民公司垄断。在随后的20世纪，垄断者则是大型跨国公司。如今，这些大型贸易组织已成为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文化与经济霸权的财富源泉。与此同时， 它们也成为怨恨与敌对情绪的攻击目标。

全世界对持续性的贸易流通与日俱增的依赖，在为我们带来繁荣的同时，也使得我们变得更为脆弱。互联网的一次大规模停摆就可能导致国际经济的一次灾难。鉴于互联网的广泛使用的历史并不长，这一点尤其令人惊叹。第一世界对于化石能源日益依赖，而这些能源大多进口自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几个国家，其中相当一部分国家必须穿过扼守着波斯湾入口的一道窄窄的海峡才能进入。贸易史或可以为我们提供航标，以引领我们穿过这些危险的海域。

如今的常识认为，20 世纪末的通信与交通技术变革，使得各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陷入直接的经济竞争。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事实并非如此。早在20 世纪以前，由贸易竞争引发的世界扁平化便已经产生赢家和输家。相应地，他们分别倾向于支持与反对这一扁平化进程。那么，过往时代的贸易革命史，又能给正陷于针对全球化的大规模政治斗争中的我们提供什么启示呢？

在古代世界，贸易是如此孤独、昂贵，甚至充满英雄主义，以至于只有回报率最高的奇珍异宝才会参与长途贸易。而如今，现代贸易公司让我们能自由享受智利的红酒、韩国的汽车与新西兰的苹果。

贸易促进国家稳定。在屋大维取得亚克兴角的胜利后，罗马帝国与东亚的商贸得以展开。这也为整个地中海与红海区域的贸易路线带来了长达近两个世纪的相对和平。尽管罗马在其鼎盛时期控制了整个贸易路线的1/3，也就是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到印度的整个区域，但是它的影响力最远也只辐射到印度的恒河流域。

虽然，很少有商人独自往来于印度与罗马之间的漫长贸易路线进行贸易，但是印度的诸多邦国与罗马之间一直有频繁的外交使节互访。在屋大维被神格化为奥古斯都的那几年中，印度诸邦的统治者向罗马派出了规模宏大的朝贺使团，进献了大量奇珍异宝，比如蛇、象、宝石、杂耍艺人。这些都被屋大维得意地在自己的宫殿中展示。除此之外，印度诸邦还在本土大兴土木，建立神庙以尊崇屋大维。最重要的是，罗马公民还被印度诸邦授予了自由通行权，可以在南亚次大陆的大多数地方畅行无阻。1945—1948年，在印度本地治里附近发现的一处遗迹的考古学证据显示，罗马在印度的贸易殖民地的运作一直维持到公元200年左右。

新旧的连接

这一时期的另一大商业进展来自能熟练利用西印度洋夏季西南季风的希腊水手。

最初，希腊人利用季风是为了借此在远离海岸的开阔海域航行， 从而避免波斯帝国沿岸海盗的骚扰。到了公元前 110 年左右，他们便开始冒着艰险，尝试利用夏季季风带来的便利直接在海洋中航行，通过红海的曼德海峡，向东穿过阿拉伯湾，抵达印度的最南端甚至更远。整个航程只需要6个星期甚至更短的时间就可完成。虽然“阿拉伯湾信风”早已在印度与阿拉伯的水手之间广为人知，但传说它最早是由一位名叫“西帕路斯”的航海家发现并命名的。希腊人自发地迎着可能带来滔天巨浪的可怕季风， 直接穿过广阔的印度洋，而非沿着数千英里的无尽海岸缓缓航行，这是当时远洋贸易得以扩展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人类挑战大自然的本能欲望在海上贸易中得到了丰厚的回报，那么人类在陆地上挑战自然的决定也得到了同样的回报，那就是将步履缓慢、体积庞大、毫无防范能力的骆驼一次又一次地从被遗忘的边缘拯救出来。

骆驼在北美已经灭绝，在欧亚地区也已成为濒危动物。人们对于骆驼的利用可以最早追溯到大约6000年前，最初只是因为它的奶水。直到大约2500年以后，也就是公元前1500年，人们才开始利用骆驼的负载能力驮运数百磅的货物，穿越人迹罕至的地区。如果当初没能驯化骆驼，那么其后的跨越亚洲的丝绸贸易与跨越阿拉伯地区的香料贸易都是难以实现的。

鲜为人知的是，其实现代骆驼与马的祖先最初起源于北美大陆，而后才通过白令海峡大陆桥迁徙到亚洲大陆。然而，这也仅限于驼群或马群， 毕竟它们行动迅速，能够在短短几十年间，跨越千山万水，克服艰难险阻， 从北美大陆的心脏地带迁徙到欧亚地区。同样的迁徙，对于北美温带地区更为脆弱的植物物种而言，则显得更为严峻。毕竟无论是劈波斩浪的海上航行，还是历时千年的逐步繁衍，从北美的温带地区，熬过严寒的大陆桥地段，再抵达欧亚大陆的温带，植物物种在这样风险重重的跨洲大迁徙中的生存概率都非常小。因此，只有动物才能在冰期完成跨越白令海峡的大迁徙，而农作物只能望洋兴叹。

1493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第二次远洋航行改变了这一切，颠覆了新大陆与旧大陆的农业与经济格局。

哥伦布的17艘舰船就像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挪亚方舟，为新大陆带来了1300名殖民者以及整个西方长年积累下来的农作物与驯化的家畜物种。它们在新大陆的繁衍像草原上的野火一样迅速，即便是最微小的农作物物种的交换都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这些农作物包括来自西半球的笋瓜、南瓜、木瓜、番石榴、牛油果、菠萝和可可，来自欧洲的葡萄、咖啡，以及一系列果树与坚果树。

在哥伦布第二次远洋航行中传播出去的动植物物种中，对后世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猪了。当时的猪，无论从外形还是习性上来看，都更像是凶狠、精瘦、动作迅速的野猪，而非现代农场猪。与只能将饲料的6%转化为蛋白质的牛相比，猪的转化率高达20%。面对新大陆热带地区繁盛的草料、水果与植物根茎，草食性且繁殖率高的豬迅速繁衍。此外，随着第一批“美国人”的登陆，大型食肉动物几乎在南北美洲大陆消失。加之当时从未发生任何大规模的疫病，新大陆一下子成为猪的天堂。猪也逐渐脱离于殖民探险者豢养的猪群而迅速繁殖，其繁殖范围不仅包括伊斯帕尼奥拉岛 ， 还包括古巴、波多黎各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其他小岛。

在科尔特斯与皮萨罗的殖民征服后的几十年间，西班牙占领的美洲大陆上的牛的数量几乎每15年翻一番。从墨西哥到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 新大陆的广袤土地上都黑压压地挤满了大量的牲口。然而，殖民地上的人口并不多，只能消耗堆成山的牛肉中的极小一部分，因而几乎所有的牛都在去除最容易卖出去的皮和蹄子后便就地遗弃， 直到腐烂。截至1800年，仅阿根廷一地，每年出口的兽皮就有约100万张。

直到19世纪末，冷藏船的出现才终止了新大陆上的巨大浪费，并让欧洲大陆上的人吃上便宜的牛排。當然，正如20世纪亚洲廉价纺织品与电子产品冲击了美国的制造商一样，大量便宜牛肉的涌入也摧毁了欧洲本地肉贩的生意。如果《纽约时报》的畅销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早在1800年便开始写作，他就能毫不费力地向欧洲的制革匠人解释世界贸易是如何将世界变平的。同样，欧洲的牧场主也能在1900 年迅速领会这一概念。

月满则亏，水满则溢。

在长达4000年的时间里，欧洲人与他们专业驯化后的家畜朝夕相处，已经能免疫于任何病原体。然而，美洲大陆上的印第安人却遭了殃。铁剑与步枪，加之天花与麻疹，帮助欧洲殖民者轻易征服了美洲印第安人。很多时候，在白人殖民者抵达之前，天花与麻疹就早已征服了数百英里外的印第安部落。一个西班牙殖民者曾这样描述印第安人的惨状：“死得就像篮子里的鱼一样层层叠叠。”更糟糕的是，殖民者也对美洲的生态系统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过度放牧严重破坏了地表生态。欧洲舶来的单一农作物的大规模种植取代了原先的多样性种植。

新大陆上的美国人的粮食储备，尤其是土豆和玉米，改变了整个欧洲的饮食习惯。与小麦相比，这两种作物能提供更多的热量。即便是在最贫瘠的土壤里，土豆也能生长。土豆还能适应多种多样的生长环境，无论是海平面，还是数千英尺的高地。玉米则有点挑剔，需要肥沃的土壤和长时期的温热气候，但玉米能有效填补稻与小麦之间的空档期。

玉米与土豆，不仅使欧洲得以逃脱致命的马尔萨斯陷阱，还直接促进了贸易繁荣。在工业革命发生的地方，这些农作物为欧洲提供了充裕的粮食供给，一方面使得欧洲可以通过粮食贸易获得手工业品，另一方面也从农业中解放了大量劳动力，使他们得以从事生产效率更高的制造业。作物产量的增加，反过来又促使肥料的需求急剧提升，而此前用作肥料的是从拉丁美洲与太平洋岛屿的岩壁上剥下来的海鸟粪便。相似地，在山药、玉米、烟草与花生相继传入中国后，当时立足未稳的清王朝得以在17—18世纪臻于鼎盛。

这一切都显示，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或者一系列事件的集合，而是一个历经很长时间缓慢发展的过程。

世界并不是在互联网诞生的一夕之间就变“平坦”的，商贸也并不是20世纪末突然在世界范围内被大企业主导的。从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之初的奇珍异宝的贸易，到此后价格相对较低、体积较大、耐用性更低的商品的贸易，旧大陆各地的市场范围得以不断整合。随着第一批欧洲人远洋航行到新大陆，全球市场一体化的过程得以加速。如今，体积庞大的集装箱货船、喷气式飞机、互联网以及日益全球化的供应与生产网络，只是早已进行了5000年的全球化进程的最新进展而已。因此，要想理解当今急剧变革的全球贸易模式的“今生”，最好的办法便是了解它的“前世”。

本文选编自《伟大的贸易：贸易如何塑造世界》，威廉· 伯恩斯坦著， 郝楠译，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刊载，2020 年8 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