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运动式治理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国家治理双重机制入手，以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为例，具体分析新冠疫情下运动式治理产生动员效果的三种机制：资源动员、强化激励和强化控制，以及面对突发疫情事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优势，同时从“大理扣押口罩”事件反思不足。分析认为运动式治理是我国面对此次新冠疫情这一突发危机事件下国家治理的理性选择。

◆关键词：运动式治理;动员机制;疫情防控;社会主义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运动式治理是我国国家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暂停或打断官僚体制中的常规运作过程，意在突破官僚体制与常规机制，代之以自上而下、政治动员的方式来集中调动资源、各方力量和注意力来完成某一特定任务的治理形式。

纵观我国的历史，运动式治理不仅仅体现在像“大跃进”之类的政治运动中，在突发的自然灾害事件如“洪涝灾害”和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如“非典”和今年的“新冠疫情”的防控治理中同样体现其重要作用。面对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新冠疫情对我国国家治理能力所提出重大的考验，国家迅速采取措施，进行全面政治动员，集中调动各方力量、注意力及资源以应对此次突发性重大危机事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那么，為什么事件发生前采用常规治理，而事件发生后国家往往启动运动式治理？为什么会有两种治理模式选择的差异？针对突发事件常规治理为什么会失效？运动式治理为什么有效？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希望基于以下的讨论能够解释困惑、理清思路。也希望基于以下探讨，能为我国突发性危机事件的应对和处理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文献回顾

关于突发性危机事件的研究，有少数学者关注特定的突发事件，如SARS疫情、鼠疫、九江地震等自然灾害（薛澜、张强，2003;曹树基，2006;张国清，2003;滕五晓，2007;张海波、童星，2015），也有部分关注特定突发公共卫生类事件，如新冠疫情（杨子晖等，2020;刘世锦等，2020;朱武祥等，2020），但无论是关注哪类事件的相关研究，都集中危机主体——政府，对危机事件的应对机制研究，或事件本身对社会经济层面的影响，未进行事件发生前后治理模式选择差异的原因对比。

政府重大公共危机管理取得良好绩效的前提之一是：官员积极履行各自职责。运动式治理是资源相对不足下，通过集中和动员各方力量以解决问题的理性选择。因此，关于运动式治理的研究对本文的研究问题带来很大启发。

在规范研究上，针对运动式治理形成和运用的基础，学者冯仕政（2011）认为运动式治理形式是非制度化、非常规划化和非专业化的，提出国家运动式治理形成的三个条件：第一，绩效合法性压力;第二，目前无法通过常规化途径实现目标;第三，专断权，使其有权力去发动运动式治理。而学者周雪光（2012）则认为：运动式治理形式的出现存在稳定的制度化组织基础。因此，就运动式治理出现的制度渊源和合法性权威基础，周雪光（2012）对比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提出中国的官僚体制“家长式”的“专断权”和官员遵循“向上负责制”等一些特点为运动式治理的出现提供了制度渊源，而合法性权力基础来源于执政党继承了中国传统上的卡理斯玛权威。同时他指出，通过运动式治理的形式，我国权威体制和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可达到平衡。

在理论贡献上，周雪光、练宏（2012），在常规治理与运动式治理两种治理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控制权理论，该理论涉及委托方（中央政府）、管理者（中间政府）和代理方（基层政府）三者之间在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三种权力在不同层级之间的分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四种不同的治理模式：高度关联型、行政发包制、松散关联型和联邦制。而运动式治理形式是控制权理论下，高度关联型治理模式的典型形式。此时，三权集中于中央，因此相较于其它形式，国家在高度关联型治理模式下，会形成更强有力的动员，使官员面对事件时能够积极履行各自职责。该理论对本文的研究带来关键性启发：在关注常规治理与运动式治理方式差异的基础上，分析危机事件发生后国家为何放弃前者选择后者。

在实证研究上，赖诗攀、何彬（2017）在将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分为日常管理和事件管理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对比分析发现，二者动员程度上存在差异，运动式治理模式下事件管理的动员程度高于常规治理模式下日常管理的动员程度。政府面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采取运动式治理模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事件成本。同时，学者赖诗攀（2016）基于“动员式治理到底如何动员的？”这一问题，通过问卷数据调查，对两类不同反腐败行为进行研究发现：行政控制、资源动员和强化激励构成反腐过程中的三个动员机制。

基于相关文献启发，结合此次我国新冠疫情的防控中体现的高度动员，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为什么会有两种治理模式选择差异？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常规治理为什么会失效？运动式治理为什么有效？

文章以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三部分在相关文献回顾的基础上，针对此次新冠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危机事件，讨论危机事件发生前后，两种治理模式选择差异和效果差异产生的原因？运动式治理这一模式到底通过何种方式产生动员的效果？第四部分讨论并提出不足。

三、运动式治理：国家治理的理性选择

（一）国家治理的双重机制

从常规治理与运动式治理追求的目标来看，我们发现两者截然不同。常规化治理模式下，官员间层级分明、分工详细、按部就班地完成各自职责。社会秩序和稳定是该模式下国家追求的目标。而一旦这种秩序和稳定的状态被突发事件打破，运动式治理模式随即启动，国家以高度动员、高度组织、打破按部就班的方式调动资源、集中各方力量来解决问题。效率和动员此时就成为国家治理追求的目标。

但从常规治理到运动式治理两者之间转换来看，两者联系紧密。运动式治理往往伴随常规治理模式失败而启动的。危机事件发生后，按部就班的常规治理模式无法达到紧急状态下所需要的效率和动员，因此便被运动式治理模式取代。今年的疫情防控也是如此。国家启动运动型治理的主要原因是让全国人民及整个官僚体制都进入到一种高度动员与紧张状态。

（二）运动式治理的动员机制

国家在历次重大突发卫生事件和本次新冠疫情防治实践中，运动式治理成效显著。国家通过采取资源动员、强化激励、加强控制等机制，为有效化解危机提供了基础。

1.资源动员

此次疫情，快速集中全社会有效资源不论是对已患病人的救治，未患病人的防治，或重建与恢复工作都极其重要。面对疫情的快速扩散，从中央到基层乡镇再到人民群众凝聚一心，在党中央指挥与号召下，通过发挥运动式治理的高效资源集中能力，在较短时间内集中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不到一个月，自全国各地300多支医疗队，合计超4万名医务人员支援。全国各地筹集的物资不计其数，口罩、防护服、面粉、蔬菜、水果……不仅有效缓解物资紧张的局面，更体现出民族的团结与大无畏。同时，社会各界自发捐款，国家财政部门也统筹安排特殊时期疫情防控资金多达千亿元，切实保障了各方面所需资源的供应。

2.强化激励

从学者周雪光的控制权理论思考，危机事件发生前，有关危机事件的日常管理属行政发包。委托方负责目标设定并保留检查验收权，激励分配权此时在管理方手中。因此，管理方的日常管理行为具有灵活空间。一旦事件发生，三种权力集中到中央，此时行政发包的治理模式转换成高度关联治理模式，激励分配权收归中央对地方政府产生强激励，促使其积极履职。

3.强化控制

加强科层控制，减少信息不对称。春节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指挥中心，以“人民生命重于泰山”防疫救治宗旨、成立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小组，形成全国一盘棋态势。党中央更是集中一切力量进行领导以避免科层体系条块分割造成的信息、反应延迟等情况。此次新冠疫情，党中央以高度精准的统一指挥和协调，为确保相关决策部署在全国各个地方得到全面的落实，为实现精准的社会各个方面的动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其次，自从钟南山院士宣布新冠肺炎会“人传人”结论之后，湖北省政府立即决定对武汉实施“封城”措施，其他省份随即启动一级响应机制。各地提出“非必要不外出”，深入执行到各个社区，实施小区封闭式管理。人民群众积极响应，自觉居家隔离……

四、总结

社会主义制度下，运动式治理所带来的强大动员能力，不论是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还是在应对各类“政治运动”，或者是在面对突发的公共危机事件中，都是常规治理模式所无法顶替的。一方面，国家通过运动式治理带来的资源动员、强激励和强控制，实现权力的再生产与再扩充，是我国面对此次新冠疫情这一突发危机事件下国家治理的理性选择。我国面对此次突发新冠疫情，凭借强大的制度优势，凭借运动式治理带来的强大社会动员能力，在疫情的战役大考中交出了比较不错的成绩，也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尽管此次疫情防控总体满意，但也有个别事件反映出问题，如云南大理扣留医用口罩事件。面对严峻疫情，全国处于紧张防控工作中，越是这个时候就越需要高度的规则意识。但大理市政府违法扣押征用防疫口罩，严重干扰全国防疫工作大局，破坏了防疫工作纪律。暴露出大理市委、市政府在紧要关头，无视政治纪律，漠视国家法律，本位主义严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的严重。虽是个例，但我们应从事件中吸取教训、得到反思，以疫情防控为契机，充分认识自身不足，以便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转化为更加强有力的社会治理效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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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敏婕（1996.11—），女，汉族，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行政管理（政府管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