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恩

正如温森特·克拉潘扎诺所说的那样“民族志作者有点像赫尔墨斯：一个掌握着种种用于发现隐蔽的，潜藏的，无意识的事物的种种方法，甚至可以通过偷窃来获取所需信息的使者。他要呈现各种语言、文化和社会，无论它们是多么的模糊、陌生、无意义;然后就像魔术师，释经者和赫尔墨斯本人一样，他厘清模糊之处，让陌生变为熟稔，将意义赋予无稽。他解码讯息，他做出阐释（Interpret）”。

在古希腊的神话体系当中，赫尔墨斯是一位骗术师：狡黠和诡计之神。但尽管如此，在他担任众天神信使的职位后，他向宙斯承诺，绝不说谎，但不一定要说出所有的真相。这种看似十分可靠的承诺，其实却是最为高明的谎言。就好像我们听到有人丢了一些钱时，我们会安慰甚至不当回事地应付几句诸如：破财免灾;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之类的话，但如果再在之后得知其钱款的数目多得可以买下整条华尔街时，我们又做何感想？作为呈现历史的民族志作者，虽不像赫尔墨斯一样是一位骗术师，但他们却会编造出世界上最无懈可击的弥天大谎。所有的民族学家一生都在为两件事疲于奔命：记录未被探究或未被人们熟知的异域文化，即写民族志;让他所做的描述成为权威。两者相比，后者又几乎占据了一个学者一生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他们必须让他们的讯息可信。这一点涉及陌生、奇怪、隔膜、新异、未知——简而言之，种种对于信任的挑战。民族志作者必须使尽浑身解数来说服读者，相信他所传达的消息是唯一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