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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思想引领

2021-07-28董清义

理论观察 2021年1期
关键词:社会思潮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董清义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族主义;社会思潮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1)01 — 0010 — 06

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和持续推进,全球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之间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各种社会思潮冲突激荡起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变化,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等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面对国内外深刻复杂的新变化以及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内在张力,中国社会迫切需要凝聚和整合价值共识,形成具有“最大公约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全球范围又出现了质疑全球化、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社會思潮,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的兴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如何给民族主义思潮以合理价值观引导,规范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方向,是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历史渊源及其当代表现

自从地理大发现以来,民族国家的发展便纳入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民族国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和最普遍的国家形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指出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产生有着密切的“同构”关系。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在“民族”基础之上,民族主义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性力量、意识形态基础和合法性根据。与西方国家“内生型”的民族主义有所不同,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是在反抗西方列强入侵时所产生的“应激型”民族主义,中国人的近代国家意识正是伴随着国家独立与主权意识的高扬而逐渐形成的。在经历了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残暴入侵等民族灾难之后,中华民族意识觉醒,亟需把中华各民族以及社会各阶层聚合成一个紧密环抱的“共同体”,“振兴中华”成为中华民族仁人志士共同的价值追求,而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整合各民族、确定民族身份、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提供了思想资源。

新中国成立后,回首中华民族近代一百多年的沧桑历史,展望新中国未来发展的美好前景,每一个中国人都油然而生对祖国的无限热爱,爱国主义成为对祖国归属感、荣誉感和责任感的深切表达。与之相对,民族主义的概念内涵在此时只能通过爱国主义得以呈现,并成为爱国主义的代名词。如今,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化的二元张力使得社会价值体系日益复杂化,民族主义一直以来“被承担”的感觉已经被大大弱化,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显现出一种日益分离的态势,前者成为我们所倡导弘扬的民族精神,而后者则变成非理性情感的代名词,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与对“我们”和“他们”锱铢必较的狭隘的民族主义不同,爱国主义强调理性,不仅关注对本民族本国家的热爱,也不将“他者”作为“假想敌”,在允许一个人热爱自己祖国的同时也允许他人热爱他们的祖国,不主动侵犯任何国家,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而民族主义由于其情绪化表达和排他性质往往倾向于非理性色彩,这种非理性的本质特征在我国主要通过民族保守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两个基本方面彰显出来。

民族保守主义。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被裹挟着卷入全球化进程的中国面临着民族性丧失与现代化滞后的双重困境。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削弱了民族国家的特性,破坏着传统的生活方式,消解着传统文化的精髓。严重落后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中国不得不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理论全方位地向西方学习,然则西方这个“老师”并非和平使者,总是侵略和欺负中国“学生”。眼见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华民族,民族保守主义者厉声叫嚣要维护民族利益、保守民族特质、抵制文化殖民。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全球化导致全球分裂化、西方霸权主义在世界横行、新殖民主义在全球扩张的危急态势,民族保守主义以一种新的面貌甚嚣尘上。

在经济上,民族保守主义者以爱国者自居,号召国民勿忘国耻,抵制西方列强的商品和资本输入。他们排斥、畏惧、抗拒经济全球化浪潮,极力批判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认为“所谓经济全球化仅仅意味着资本运动的全球化,而绝非经济福音的全球化”〔1〕。全球化导致了全球分裂化,西方发达国家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受益者,“后发国家”和弱势民族日益边缘化,全球化背景下不合理的世界秩序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因此,从长远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全面打开国门,一味追逐全球化浪潮,最终只能落入“发展的陷阱”,成为“西方的附庸”。

在文化上,民族保守主义者批判全球资本主义通过强力推行一种同质的文化、信仰、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制度,妄图建立一个在文化和价值观上高度同质化的世界。他们认为中华民族如若不能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去同化西方文化,中国将失去文化自主权,成为文化殖民地,最终导致建立在文化相似性基础上民族身份的瓦解。因此,唯有保守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质、还原民族文化的本真性才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前提。在看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民族保守主义者也表现出了颇为鲜明的褊狭心态,它明确地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试图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取而代之。一方面,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存疑,为此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严辨“夷夏”,否认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合理性的同时拒不承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已与中华文化融为一体的基本事实。另一方面,他们热情鼓吹“儒化中国”,企图用儒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统治地位。为此主观、武断、片面地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归结于“文化激进主义”,批评甚至污蔑、攻击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舶来品”、水土不服,理应退出历史舞台。

民族分裂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特别是在大国博弈的年代,一个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日益被其他国家利用。在西方以民族自决权为口号的“一族一国”论的负面作用下,民族分裂主义者无视我国历史事实,任意篡改历史。在国际社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怂恿和干涉下,民族分裂主义者们将矛头对准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新闻出版制度和司法制度等;通过互联网、非政府组织、宗教活动等形式和渠道,插手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利用民族隔阂和民族感情,煽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甚至用各种非法手段或明或暗地制造一连串分裂破坏活动,妄图达到分裂祖国的目的。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利益的重组与社会关系的重构给社会思想意识领域带来了新问题和新挑战,多样化社会思潮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矛盾的演变不断调整变化,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复兴也随之呈现出一种复杂而易变的态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着当代中国精神,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指引着社会意识的健康发展方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民族主义思潮,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使民族主义朝着爱国、理性、健康的方向发展,是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重要任务。

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健全国民心态

以色列学者耶尔·塔米尔指出:“希望缝合差异、加强跨共同体的理解的多民族國家,必须巩固某些能够为社会与政治的合作提供基础的共同价值。”〔2〕共同价值的形成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国家认同一旦确立,就可以借助制度和规范的力量促进文化认同,并且融合形成共同的生活规范、民族精神和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了中华民族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优良传统,促成文化认同;吸纳了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现代社会的价值理念,推进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形成具有社会共识的价值规范,为打造新时代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敬业奉献的中国公民给予文化支撑。

按照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观点,现代社会的人们必须“通过国家,而且唯有通过国家,才能获得一种道德的存在。”〔3〕作为国家的核心价值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视国民意识的塑造和理性心态的养成,在内部更为坚实柔韧,在外部较多开放性和包容性。虽然我们的人民有着极为深厚的道德文化传统,但作为公民的公共意识严重匮乏,权责意识远远不足,道德修养有待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公民意识的培养、责任意识的增强和大众修养的提升,要求公民积极广泛地参与政治生活而主张其政治权利,塑造公共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弘扬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为核心的社会正义价值理念和理性自律精神。对待外部世界,需得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以开放的心态参与国际竞争,努力克服狭隘民族主义或种族自我中心主义,自觉抵制盲目排外和夜郎自大的恶习,用自信包容的文化气度提升个人素养。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教授曾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既需要人们对民族的自信,也需要保持虚心的学习态度。”〔4〕要深刻认识到全球化趋势不可扭转和回避,唯有学习别人的长处,发挥自身的优势,通过艰苦奋斗和不断创新,才能迎头赶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突破。

健全的国民心态可使普通的中国人逐渐摆脱经验的局限和意识的朦胧状态,推动民族主义朝着理性、健康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它将促进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的提升,使得爱国主义这一重要而积极的力量源泉不止于单纯的爱国情感的表达,而是将社会心理层面上的爱国情绪上升为自觉的民族意识和政治主张,致力于实现祖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价值目标,同时不会因为狭隘民族主义的喧嚣而失去对基本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判断力以及抵制错误思想和倾向的能力。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爱国情感的表达不是“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情绪宣泄,坚决反对动不动就叫嚣血染南海,核平钓鱼岛的愚昧言行,要用客观、理性、平和的心态对待西方大国的无理之举,用法治思想和责任意识规范自身行为方式,表现出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理性言行。但是,面对西方国家的蛮横挑衅,一味地忍让和退缩也是不可取的。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对于西方大国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要予以强烈的谴责和反击,对于美国一意孤行加征关税的经济霸权主义行径要有理、有据、有节地进行反制和对抗,坚定地捍卫国家利益、保卫国家安全、维护民族尊严。另一方面,它倡导以独立自主的大国风范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世界眼光、宽广胸襟参与国际竞争,以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文化心态吸纳西方文明。通过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格局、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拓展对外贸易规模,使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再上新台阶;通过借鉴、吸收、融合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西方先进文明的合理资源,来创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用经济发展的硬实力、充满活力的文化软实力证伪民族保守主义的狭隘言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新时代公民道德准则,强调遵纪守法、履行义务、承担责任的公民行为规范要求,倡导热爱和平、开放包容、虚心学习的大国姿态和长远眼光,为推动民族主义朝着理性、健康的方向发展奠定了价值观基础,为进一步打造现代民族国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高素质人才资源。

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造现代民族国家

在世界现代性历史框架中,民族主义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着异常亲和的血缘关系。民族主义兴起之地诞生了一大批民族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现代政治制度的革命性改造,为西方国家赶超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如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并且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传统封建小农意识以及民族保守主义思想已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潮流,难以契合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在国际上,全球化与民族化的互动发展为发展中国家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市场空间、资金技术和经验借鉴,同时又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很多依附性难题,冲击着国家意识形态领导地位,使得国内矛盾与国际矛盾丛生。中国为了应对全球化与现代化双重挑战,塑造现代民族国家的思想文化根基,就必须构建社会成员共同认同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借鉴了西方民族国家发展的现代文明,修正了我国民族主义发展进程中的突出问题,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精神动力。

对内,要用现代性的价值观指引中国的现代性转型,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吸收了中国传统爱国主义的合理内核,创造性地提出了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即认为国家的秩序和安全应建立在一整套完善的法律制度之上,并以增进公民福利为主要目的,体现现代国家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特质。追求面向大众的自由与平等,尊重公民自由权利与个性发展,寻求覆盖当代与后代民族利益的实现,同时以民主的方式解决民族、族群矛盾,实现各民族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5〕“中国梦”的提出,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激发了全体民众的共同追求,成为当代中国进步前行的高昂旋律、思想引领和精神旗帜。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为实现国家富强提供制度和文化基础,国家富强进一步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实现“中国梦”的物质基础和根本保证,国家富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唯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才能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意志、增强民族自信、实现民族振兴。加拿大学者叶礼庭曾说“民族主义常常是对现代性的反动,一种对经济上受困或衰退的阶层和地区之落后的辩护。”〔6〕,而“饥饿的民族”对于反抗执政者和压迫者的统治,建立自己的家园有着更强烈的渴求。因此,唯有经济实力的增强、综合国力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才能从根本上推动解决民族地区、民族间、民族内部的问题,继而防止民族分裂分子以寻求本民族更好发展的幌子来蛊惑人心。

对外,由于现代民族国家代表性特征是“主权”独立,因此要更加自觉地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反对西方国家对我国民族事务的干涉行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历史的、具体的、相对的民主不同,西方敌对势力主张“绝对西式民主”和“普世价值”,他们据此宣扬“新干涉主义”、“民族自决”等狭隘观念,鼓吹“一族一国”的危险言论,严重扰乱了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发展。新干涉主义者宣称“人权高于主权”,认为主权不应与国家相联系,而应与国内人民相关联;独立自主并非代表着该国的对外独立权,而意味着民族自决权。这一谬论严重消解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国家意志,使得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局势趋于复杂严峻,对此要从思想上给予引导、政治上予以指责、行动上辅以反击。

此外,随着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一些消极、狭隘的思想易被夹带进一些思想不坚定的民众头脑当中,严重腐蚀了国家肌体和人们的灵魂,导致出现一定程度上意识形态领域的被动局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全民族的最大共识能够通过巩固自身意志抵抗消极言论的侵蚀,实现全社会各民族思想上的团结统一,让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不攻自破。只有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引领才能凝聚人心和力量,为打造现代民族国家提供坚实的价值共识基础。

全球化与民族化构成一个张力系统,既相互连结、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又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相互否定,共同影响现代民族国家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因此,务必理性地看待两者的矛盾张力,使其达到一种和谐的平衡状态。在经济上,既要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推进对外开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要通过强调民族性来维护自身的利益。无论是世界历史还是中国本身的历史经验,都证明狭隘的民族主义会走向封闭,封闭会走向落后,走向衰弱,唯有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但是也要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因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不利地位使其任何放任和超出限度的开放都有可能导致民族利益的丧失,直至危及自己的生存,唯有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文化上,要全面、科学地认识传统文化,保护好民族文化自主和国家文化安全,提升中国文化上的软实力,同时大胆借鉴、吸收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来的全部人类文明成果。如今,西式文化的全球扩张促进了民族化的兴起,面对“普世价值”的侵蚀,发展中国家要通过强调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维护文化多样性来抵制西方同化世界的阴谋,戳穿其文化殖民的伪善面具。与此同时,全球化“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7〕,冲击和打破了民族传统的狭隘性,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赋予民族传统时代性和进步性。这些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在内涵上彻底突破狭隘封闭的种族或文化局限,注入经传统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来的更为开放的现代价值理念和价值体系,中国的民族主义才有希望成为现代化运动中的动力资源和精神支柱。

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世界在高度分化基礎上需要高度整合,分散在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权力要作一定程度的调整和分配。然而,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主导的全球化使得全球性的公正分配体系无法建立起来,东西方“边缘与中心”的两级格局只会使东西方差距不断扩大,国际关系中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注定会让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陷入未来生存和发展的困境。改变不公平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让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的国际话语权,更多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共同掌握自己和人类的命运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强烈诉求。

当前,全球范围“逆全球化”趋势日益显现,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全球地缘政治竞争愈演愈烈,英国通过脱欧公投保证民族国家政治的优先性和地方的认同,美国政府在“美国优先”的旗号下推崇民族利己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为了占有资本扩张带来的丰厚利润,发达国家赋予国家以“民族”的色彩,抗拒利益的流失和维护垄断,对内的民粹主义和对外的民族主义不仅损害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而且是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性和不确定性风险的主要来源。针对“逆全球化”这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掩人耳目的短期策略,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刻认识到退回到民族主义并不能有效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唯有进一步强化国际合作,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局限,推进国际秩序朝着多元化和民主化的方向发展,才能有效应对“逆全球化”的逆流,推动全球一体化进程,增进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

随着世界回归大国冲突的历史范式,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上触碰中国底线,在地缘政治上以“印太战略”加强制衡中国,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方面不断抹黑中国,日益膨胀的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强化了双方走向对抗冲突的社会基础。对于西方大国无端干涉我国内政的霸权主义行径,中国在“西强我弱”国际话语格局下俨然是个行动的巨人、语言的矮子。唯有倡导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争端,才能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实现各国共进式发展。

一切的政治经济行为其实是嵌入在社会文化中的,当今“逆全球化”趋势的背后是文化冲突的影子。提出“文明冲突论”的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8〕,文明的冲突使得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不同种族的人们必须对“我们”与“他们”之间有明确的划分,往往造成最持久、最暴虐的社会冲突。面对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只有以求同存异为准则,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促进彼此的文化交流,增进彼此的文化认同,寻找文化的最大公约数,才能化解文化冲突,促进文化融合,实现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

与此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突出,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9〕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短缺、毒品泛滥、传染性疾病急剧蔓延等这些关系人类整体命运的现代性危机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国家主权的范围,在其保证安全与繁荣的努力中,现代国家已经变得越来越彼此依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立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10〕民族国家对于确定性、安全性和归属感的追求,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法性支撑。中国顺应世界历史走向民族国家联合的必然趋势,于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共同体理论,深刻阐发超越西方单一中心现代化道路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实现各民族国家的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合作共赢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指出:“只有在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话语的交往前提下,才能建构起一种较高层次的主体间性,让每个人的视角与所有人的视角相互重合。”〔11〕随着世界民族国家体系的建立,主权国家需要遵循统一的国际关系规范和法则。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经济体,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其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日益增强,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逐渐提升。但是,要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就必须传播好中国声音,使得中国方案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将“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联系起来,科学回答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1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人类“共同价值”出发,提出的自由、民主、文明、平等、法治等价值理念是具有共享价值的重叠共识,要求在国际贸易中提倡自由竞争,加强平等合作;在国际交往中坚持平等对话,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在文明对话中强调平等交流,促进多元文化和谐共存共生;在国际安全事务处理上以国际法为准绳,加强国际安全合作。

民族主义培育对同胞的关切,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超越民族主义,主张将这种关怀延伸到一切同类,体现了世界主义的宽广情怀,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观相连相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观对内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13〕,实现民族国家的政治统合和国族认同;对外提倡世界各民族不分大小、不分种族、不分地域一律平等,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民族剥削、民族歧视和民族特权,克服民族狭隘性,相互学习、相互欣赏、守望相助、彼此合作,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共享发展成果、共筑和谐世界的美好愿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观,成为扭转不平等的贸易格局、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必然选择。而吸纳了全人类文明历史发展成果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代表历史前进方向和具有世界意义的理念,具有全球共识性,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了价值共识的坚固基础。

美国学者安德森曾指出:对于民族共同体而言,“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连接的意向却活在每一位成员心中。”〔14〕理性的民族主义是维系全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纽带,是最具动员力的思想潮流,但狭隘的、极端的民族主义也会成为导致中国不稳定的因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理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创新和发展,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升华,是对人类价值观合理因素的借鉴和吸收,是中国乃至世界的最大共识。因此,我们务必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目标取向,“通过共同的文化联系建构每个公民内心深层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5〕,最大限度地凝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为健全我国国民心态、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

〔参 考 文 献〕

〔1〕房宁,王炳权.论民族主义思潮〔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33.

〔2〕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M〕.陶东风,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16.

〔3〕爱弥儿·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M〕.渠东,付德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69.

〔4〕郑永年.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5.

〔5〕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國外文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39.

〔6〕叶礼庭.血缘与归属——探寻民族主主义之旅〔M〕.成起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17.

〔7〕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4.

〔8〕塞穆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8.

〔9〕董楠,袁银传.构建人类命运体的世界图式〔J〕.学习与实践,2017,(12).

〔1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8.

〔11〕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与真理的问题〔M〕.沈清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85.

〔12〕习近平.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5.

〔1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0.

〔1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5-6.

〔15〕韩震.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84.

〔责任编辑:侯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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