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杰义，万晓筱

(浙江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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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新兴经济体后发企业创造性地采取技术引进、模仿的追赶模式，取得了耀眼的技术创新绩效。然而，后发企业在该模式下，虽短期内获取了部分非核心技术，却难以拥有支撑其长远发展的核心技术。随着中国后发企业与发达国家领先企业技术差距日益缩小，领先企业对后发企业技术溢出的边际效应大幅降低，本土企业创新追赶的可行空间受到挤压。全球疫情蔓延下，经济“逆全球化”出现抬头趋势、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折射出中国本土企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心头之痛。这倒逼本土企业创新求变，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在开放创新中寻求新的创新赶超模式，以实现高质量发展。

创新赶超研究源于Gerschenkron的落后国家后发优势学说。Mathews[1]开启了企业层面的创新赶超研究，诠释后发企业概念及其创新追赶过程，发现后发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可以借助资源杠杆进行创新模仿和国际学习，从而实现对先发企业的创新赶超。后续研究大多沿用Mathews的理论逻辑，解释后发企业创新赶超的内在机制[2]。国际学习包括探索式和开发式两种类型，是组织学习在国际化领域的理论拓展[3]。实践中，虽然探索式和开发式国际学习有助于后发企业创新赶超，但受限于后发企业资源约束，在创新赶超过程中同时实施探索式和开发式国际学习会产生一定张力[4]。因此，协调探索式与开发式两类国际学习间的关系是后发企业实现创新赶超的关键[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