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延省

（内蒙古民族大学体育学院，内蒙古通辽 028000）

在蒙古族传统棋牌游戏体系中，有一种与蒙古族宗教、纪年、游牧、狩猎实践发生紧密联系的牌戏——“诺日布”。它虽然没有像“吉日格”棋戏那样体系庞大、形式丰富，也没有蒙古象棋那样普及和盛行，但却内聚丰富的游牧文化内涵，尽显蒙古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地域特征、游牧特征、宗教特征、军事特征等，具有“见微知著”的民族体育文化表达功能。

“诺日布”亦称“脑尔布”或“淖尔布”，蒙古语意为“欢乐、吉祥”，是牌戏的一种称谓，也经常被牧民们称为宝棋，主要盛行于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阿拉善左旗等草原牧区。“诺日布”玩法近似于扑克牌，又不同于扑克牌。每张牌都用一种方形灌木（霸王木）雕刻而成，有脑尔布（佛）、豪日劳（法轮）、森格（狮子）以及十二生肖的动物图案组成，每种图案各四张牌，总计60张牌。规则有抢局、叫牌、吃对子等，属于多人牌戏，2007年成为内蒙古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内容。“诺日布”牌戏的进一步挖掘、整理、推广，对于丰富蒙古族传统体育文化体系、推动蒙古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诺日布”源流

（一）“诺日布”牌戏起源初探

关于“诺日布”牌戏的起源问题，蒙古文、汉文史料均无记载，只是在一些地方志中有相关介绍，据《阿拉善左旗志》介绍：“‘诺日布’和‘达留’均有刻画有十二属相或八宝及红白色圆形等图案的长方形小木块组成，其中诺日布60 块，达留64 块（也称天九），参加游戏的人数以4—6 名为限。在阿拉善左旗北部部分苏木流行较广。”［1］另据《额济纳土尔扈特风俗志》载述：“‘脑尔布’（如意宝）是额济纳土尔扈特普遍玩耍的一种游戏。这个游戏是在方形扁木上刻了脑尔布（佛）、豪日劳（法轮）、森格（狮子）及十二生肖的动物图案，每个图案4个牌，共60个牌。也有用圆木刻的牌。额济纳土尔扈特还称其为增德那达慕。此游戏中最大的牌是脑尔布。依次是豪日劳、森格、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虎、兔。大牌可以压倒其下面的所有牌。”［2］对于“诺日布”牌戏的规则和玩法，2005年由阿拉善左旗文化教育体育局整理出版的《阿拉善民间传统棋牌文化》进行了统一整编。因为没有更早的史料记载，所以我们走访了民俗专家阿拉善左旗乌力吉苏木文体中心铁木尔萨那先生和“诺日布”自治区传承人阿拉善左旗蒙古族实验小学副校长苏日特勒图先生。在访问中，关于“诺日布”牌戏的起源问题，铁木尔萨那先生做了如下介绍：“蒙古族在公元1020年以后才开始以十二属相纪年，1208年成吉思汗第二次出征西夏，收复斡亦剌惕、蔑儿乞惕等部众；1220年成吉思汗指挥哲别、速布台进军中亚消灭花刺子模，占领阿富汗、伊朗大部地区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特等东南部地区，蒙古军西征取得辉煌成就。1208年、1220年恰巧都是龙年，在玩‘诺日布’牌戏时‘龙’又是十二属相牌中最大的牌，这很可能和成吉思汗西征有一定的关系；另外，脑尔布（佛）、豪日劳（法轮）、森格（狮子）最大的三张牌前两张都与佛教有关，说明‘诺日布’与藏传佛教有着紧密联系。”有关“诺日布”牌戏的起源，内蒙古自治区级“诺日布”牌戏传承人苏日特勒图先生也做了进一步介绍，他说：“‘诺日布’是表达蒙古牧民对大自然、牧畜、猎物敬意的一种方式，在长期狩猎、游牧生产实践中，从尊崇自然、信奉‘长生天’到后来对佛教的顶礼膜拜，使很多传统体育、游艺、文艺活动等都打上了宗教印迹，因此‘诺日布’是藏传佛教传入草原以后诞生和成熟起来的蒙古族牌戏。”

关于藏传佛教传入蒙古族地区的大约时间，通过有关文献记载分析，藏传佛教正式由官方传入蒙古高原，大约在13世纪中叶以后，“最早耶律楚材就曾劝导蒙古统治者‘以儒治国，以佛治心’，利用佛教思想控制人们的思想。吐蕃佛教所以能在蒙古地区传播，很重要的是政治原因。阔端为了达到统治吐蕃的目的，邀请吐蕃高僧萨加班第达至凉州。元定宗二年（1247年）到达凉州，并为阔端治病，同时也就向阔端传教。”［3］自此以后，阔端遵从萨加班第的建议，首先在边远的蒙古统治地区推行藏传佛教，随即藏传佛教逐步传入蒙古高原。此外，藏传佛教广兴于蒙古族地区，与蒙古统治者在13世纪中期举办的佛教与道教大辩论有着直接关系，“蒙古诸汗对佛教大加尊崇。……特别是宪宗朝更为明显：原基督教特有尊崇地位开始由佛教代替。而13世纪50年代，汗廷主持两次佛道两教公开性大辩论，使一度非常活跃的道教失利。于是佛教的尊崇地位更加巩固。”［4］元世祖忽必烈继位以后，“尊八思巴①为‘帝师’，授玉印，命其统领天下释教及吐蕃政教事物。八思巴还为忽必烈本人及其后妃和全体皇族灌顶受戒，并由此形成传统。世祖以降，每帝必先从帝师受戒，然后才登基受贺，崇佛政策代代相传。”［5］自此，藏传佛教在蒙古草原传播开来。

根据以上文献梳理、传承人口述等推断，“诺日布”牌戏萌芽于蒙古族游牧、狩猎等实践，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在农耕民族十二生肖纪年的启发下，大约诞生于藏传佛教传入蒙古草原的13世纪中期以后，经过长期发展和演变，成为流行于蒙古地区广大牧民之间的一种传统牌戏。

（二）“诺日布”牌戏的演变

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据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老人们介绍：“诺日布”最初只是把各种图案画在小木板上，玩法和规则也较为简单：一般2—6人玩牌，出牌时谁大谁赢牌，最后按赢取的牌张多少排定名次；大约在清代以后，这种不按牌的大小顺序玩法就逐渐淘汰，牧民称这种玩法是“以大欺小”，认为不光彩。后来都采用按牌的大小顺序吃牌的玩法，出牌时不能越级吃牌。

20世纪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内蒙古版画的兴起，“诺日布”牌由过去把图案简单画在木块上改为手工雕刻，材质是精选的霸王木⑥，形象栩栩如生，玩法、规则日渐规范。与此同时，还出现了适合儿童的“猜牌”“五十两”等玩法，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阿拉善左旗等牧区儿童中广泛流行。

自2000年以后，随着内蒙古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加上自治区政府为保护草原自然生态环境，施行限制性放牧、休牧以来，大量牧民进入城镇过上定居生活，这项古老的蒙古族传统牌戏出现了失传、流失的危机，特别在现代西方竞技体育、网络游戏、手机游戏、桌游等的挤压下，“诺日布”等民族传统牌戏发展危机四伏、困难重重。因此，如何在这种困境下做好“诺日布”等民族传统牌戏的传承与发展，成为摆在内蒙古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民俗学者面前不容忽视的严峻问题。

二、实现“诺日布”牌戏的现代传承方略

就民族文化发展而言，任何形式的民族传统文化都具有继承性与传播性等特征，继承与传播是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意义所在。然而，要做好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创造性继承就变得尤为重要。“诺日布”牌戏作为蒙古族古老的传统牌戏，当它所依存的社会生态环境、文化生态环境发生双重变化时，必然随着民族整体文化的变迁而发生文化个体的变化：内容的重构、形式的更新、内涵的增加、发展途径创新等，都是必然面临的时代难题。

（一）深入挖掘“诺日布”的文化内涵

如前所述，“诺日布”源起于蒙古高原，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在游牧、狩猎生产方式的长期浸润中诞生与成长，呈现了植根于原始草原的游牧文化风貌，表达了蒙古族在苦寒环境下所表现的乐观向上的民族性格。在新形势下，要想实现“诺日布”牌戏的现代传承，首先应挖掘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在坚持“地域”的文化价值、“益智修心”的教育价值、“民族审美”的精神价值基础上，把“诺日布”牌戏所体现的“敬老爱幼、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传统竞争理念，以及“习弓马、强体魄、践行天下”的蒙古族体育文化精神加以提炼和凸显，不断赋予时代内涵和新意，方能在新时期彰显游牧民族体育文化的特有魅力，保持发展的新鲜活力。

（二）保护“诺日布”牌戏的文化生态环境

所谓“文化生态”或称“文化环境”，主要指相互交往的文化群体借以从事文化创造、文化传播及其他文化活动的背景和条件。［6］“诺日布”牌戏的传承和发展也同样离不开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和文化生态环境，当这两种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其传承方式与内容也必然随之发生改变。在新时期传承“诺日布”牌戏，应紧紧围绕蒙古族“那达慕”“祭敖包”“祭神树”等传统节庆活动以及与民族风俗等方面的天然联系，抓住传承主体与生俱来的民族情结和对传统文化认同心理，努力拓宽传承渠道，做好与之相关联事物的整体性传承，为“诺日布”牌戏的现代传承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

（三）“诺日布”牌戏的传承应与时代发展相适应

现代社会已经步入网络异常发达的信息时代，人们的娱乐方式和娱乐心理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与此相适应，“诺日布”等民族牌戏的传承也应不断更新传承观念，拓宽文化视野，开发网络传承渠道和手段，增加时尚因素、趣味因素等。在把握文化传承主体内在需求的基础上，实现“诺日布”牌戏从单纯的娱乐功能向多元功能转变，提高传承的实效性、现代性。

（四）增强“诺日布”牌戏的文化认同感

一般意义上讲，文化认同是生活在共同地域的群体或民族，对共同的传统文化认知和赞同的心理倾向。可以说，文化认同是民族传统文化继承与传播的基石，如果文化认同感被削弱，当外部相似或相近文化强势袭来时，就会出现文化认同危机甚至文化断裂。因此，为了提高“诺日布”等民族传统牌戏的文化认同感，首先应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发挥民俗专家、学者的专业积极性，激发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参与热情，逐步建立健全政府、学校、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力量等全方位长效协作工作机制；其次加强宣传工作，通过在学校和社区开展民族传统文化宣传活动、普及活动等，让“诺日布”等民族传统棋牌游戏进入学校、走进社区、深入家庭，为“诺日布”牌戏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再次加强对蒙古族中小学体育教师的相关培训，经过“教材改造”等教育转化措施，使“诺日布”等民族传统牌戏走进学校、进入课堂，在青少年和儿童心中扎根。

三、实现“诺日布”牌戏的现代传承措施

（一）整合传承资源

在新时期，要想实现“诺日布”等民族牌戏的现代传承，首要需要整合社会各方面资源，发挥资源整合优势：一要整合政府的政策资源、财务资源、公共资源等，为传承提供政府支持；二要整合高校人才资源、科研资源、信息资源，为传承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三要整合中小学教学资源、设施资源、渠道资源，为传承提供推广与普及的基础阵地；四要整合社区设施资源、组织资源、人文资源，使之深入社区、扎根社区，成为社区益智修心的群众性业余文化活动内容，为全民健身、丰富社区居民文化生活服务。

作为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首先要解除48个因素，但是小学阶段学生可能在初次接触这类知识的过程中会产生陌生感。为此，就需要教师能够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多听多看。以此进一步培养学生形成语感。

（二）营造良好的传承环境

具体来讲，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利用地方报刊、电视、官方网站、民俗节日等宣传平台，扩大“诺日布”等民族传统棋牌游戏的影响；创造经济环境，建立政府专项资金账户，构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资金资助机制、奖励机制、补偿机制，以市场化运作方式，调动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创造制度环境，在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基础上，制定地方性保护与传承的实施细则，依法开展保护与传承工作；保护好文化生态环境，加强“诺日布”赖以生长的民俗节庆活动诸如“那达慕”“祭敖包”草原地域与民族风俗的保护，切实保护好蒙古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文化植被。

（三）加强学校、社区、家庭等基本传承渠道建设

首先，应抓好中小学这一基本传承渠道建设，因为“学校教育是人类文化的最优化传承方式”，也是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最基本渠道。如在阿拉善地区，2000年以来阿拉善盟的各旗文化、教育体育部门建立起联动协作机制，不断加强民族棋牌游戏的挖掘、整理工作，于2005年编撰《阿拉善民间传统棋牌文化》，对各种棋牌游戏的赛制和规则进行了统一规范；同时定期在全盟各旗蒙古族中小学开展体育教师相关培训，先后培养了20余名自治区级、10余名盟（市）级民族传统体育以及传统棋牌游戏传承人；2010年以来，在阿拉善盟各级蒙古族中小学，每逢周四下午为全体学生开设蒙古族棋牌游戏、传统体育活动、民族歌舞等第二课堂（图1），实现了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从儿童、青少年抓起，从课堂教学抓起，发挥了学校的主渠道作用。

其次，重视发挥社区、家庭辅助传承渠道作用。目前在阿拉善牧业三旗的社区活动中心、“星光老年之家”等都建立了民族传统棋牌活动室。不仅如此，在以上地区的文化广场、青少年活动中心等还定期举办民族传统棋牌、民族传统歌舞、民族传统乐器等比赛。在实地考察中看到，在夏秋季节的额济纳旗社区广场，时常能看到老人们玩“诺日布”（图2）、掷“帕尔吉”、对弈“吉日格”、跳民族集体舞等景象。在这种良好社会氛围下，“诺日布”“帕尔吉”“吉日格”等民族传统棋牌游戏正逐渐成为蒙古族家庭成员之间经常开展的休闲、娱乐内容。

图2 阿拉善蒙古族老人玩“诺日布”

（四）组建政府性常设专门机构，重视传承人选拔与培训，发挥竞赛杠杆的调节作用

第一，建立由地方政府文化、教育、体育部门以及高校学者、民俗专家、传承人等组成的政府性常设机构，负责挖掘、保护、传承的日常工作，建立挖掘联动、保护互补、传承协作的长效机制，推动保护与传承工作高效持续开展；第二，重视相关传承人的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体育学知识与理论的培训，提高其传播与推广能力；第三，建立“诺日布”等民族传统牌戏单项协会，制定规范的比赛规则，仿照现代棋牌竞赛开展形式，定期开展单项竞赛事，充分发挥竞赛的杠杆作用。

（五）开辟新型传承渠道

1.实现“文化搭车”

一是实现“诺日布”等民族传统棋牌游戏与民俗节庆文化“搭车”，将其纳入蒙古族传统节庆文化活动——“那达慕”“祭敖包”“祭神树”系统，搭上民俗节庆文化的班车，与民俗节庆文化同长、同兴；二是实现与民俗旅游文化“搭车”，抓住草原文化旅游盛行的契机，以各种形式向游客展现“诺日布”等民族传统棋牌游戏的独有文化魅力，使之成为草原旅游的一种文化景观，让更多的人们了解蒙古族传统棋牌游戏，欣赏草原游牧体育文化风貌。另外，今天的“诺日布”棋牌牌具一般都是手工雕刻而成的，可以通过精选材质、精进制作工艺、创造精美的外观等，把“诺日布”棋牌牌具制成精美的草原旅游文化纪念品，在旅游产品市场进一步推广，体现其市场价值、美学价值、文化价值。

2.做好“渠道嫁接”

一是开辟网络渠道，研制和开发“诺日布”的网络棋牌游戏、QQ游戏、手机游戏等，以生动、逼真、趣味、时尚的形式吸引青少年，提高“诺日布”等民族传统棋牌游戏的传播力和影响面；二是开辟民族传统棋牌游戏的说唱文学渠道，创编“诺日布”等棋牌游戏的祝词、赞词，将其植入传统“那达慕祝赞词”体系，借助古老的民族说唱形式传播民族传统棋牌文化；三是开辟文化展馆渠道，借助博物馆、民俗馆等平台，把“诺日布”等民族传统棋牌游戏立体地向游人展示、展播，增加社会影响面和关注度。

四、“诺日布”的传承启示

（一）地方政府的支持是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前提

因为各级地方政府掌握着丰富而特有的政策、法律、财经、传媒、人才等公共资源，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在挖掘和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方面，应制定出切实有效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将其纳入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议事日程，形成常态，常抓不懈；建立政府性奖励机制、补偿机制，调动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充分利用政府传播媒介，为民族传统棋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民俗学者和专家的积极参与是保证

民俗学者和民俗专家具有一定的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等方面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技术水平，掌握民族文化遗产挖掘、保护、传承规律，懂得挖掘和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技术规范，所以各级政府应通过建立传统文化遗产挖掘与保护的专门基金、奖励机制等，调动广大民俗学者和民俗专家参与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和技术专长，保证民族体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规范、有序、持续健康发展。

（三）学校教育、社区教育、家庭教育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基石

在教育场所方面，学校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基本途径，家庭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摇篮，社区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高地和最终归宿，三者只有相互配合，方能相得益彰，也才能实现长期稳定的传播与继承；在教育形式方面，家庭教育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启蒙阶段，学校教育是最优化传承方式，社区教育是传承的长期保证。通过三者的有机结合，使家庭教育发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之芽，学校教育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之花，社区教育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之根、结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之果。

（四）创新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动力源泉

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是紧密联系的，其中，继承是基础和前提，也是长期坚持的实践过程；创新是民族文化的努力方向，也是前进的不竭动力，“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根本目的，根本目的是创新。”［7］这就是说，创新是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动力源泉。要真正实现创新性传承，应在坚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基本内涵的基础上，以更加广阔的文化视野，沟通和融合现代文明成果，更新表达方式，开辟新型传承渠道，焕发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生机和活力，以深刻的内涵博得人心，以多彩的形式吸引广大受众，使蒙古族优秀传统体育文化在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百花园中绽放异彩。

［注释］

①八思巴是吐蕃高僧萨加班第之侄。

②当有最大的同样四张牌可抢先出牌。

③有最大的“脑尔布”牌时，可以先抛出吃掉其他人的牌。

④第一个人如果没有对子牌即2个、3个、4个一样的牌，有对子牌的人可以抢先出牌。

⑤阿拉善左旗文化体育局于2005年编写的《阿拉善民间传统棋牌文化》（内部资料）的第42—44页。

⑥草原上一种不易干裂的灌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