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教育网络舆情治理的要义不仅是寻求网络舆情的治理理念与路径，更是探求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以均衡舆情生态中的各方利益，回归人民满意这一根本宗旨。其困境存在于因审美价值的冲突所致的意识“导向”难题，话语输出与观点整理困境所致的“关键词”难题，媒介参与社会治理渗透力差异所致的“路径”难题，治理主体单一与过分依赖行政路径所致的治理“主体”难题。从治理理念上来看，要依托现实情境，探寻治理本质，明晰治理主体，遵循治理要义，衡量治理实效，培育中坚力量，规范教师队伍建设，齐力推动教育网络舆情现代化治理。

关键词：教育；网络舆情；舆情治理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07-0008-03

教育治理是国家治理较为关键的一环，教育文化生态的地域性、区域发展的联动性、意识形态的固着性使舆情治理面临治理重点迷失、治理途径单一、治理理念陈旧、治理效果缺乏科学性裁量等现实困境。近年来，刻意制造舆情热点扭曲民意，甚至恶意改写民意的事件常有发生，教育形象被严重污名化。教育网络舆情治理不仅要对现有舆情治理主体、路径与效果等进行探讨，更要结合社会架构、文化价值情境、舆情主体间的互动关系，总结出治理模式，以优化教育网络舆情治理生态。

一、教育网络舆情治理的内涵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舆情是社会的皮肤，是象征民意的指针，舆情治理既可实现对意识形态的纠偏，也可为社会治理赋能。然而，机遇与危机并存，基于对各种风险的预判性分析，现代化进程本身就可能伴随本体性风险，生存环境的恶化、一些结构性漏洞与弊端等因素的汇集，都可能构成未来的风险态势，特别是在文化区域性特征明显、经济相对落后、信息环境封闭的地区，缺乏技术背景的支撑以及意识形态的“同频共振”，使舆情治理更为艰难。

（一）概念与要义

“舆情”一词最早见于唐代李中所作的《献乔侍郎诗》，该诗有“格论思名士，舆情渴直臣”一句，其含义为民众的意见与意识形态紧密相关。“社会治理的本质内涵在于，以多元治理取代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以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社会化代替官僚化、科层制的传统管理。”[1]基于此，教育网络舆情可界定为网络空间中民众关于教育的意见。教育网络舆情治理的要义不仅是寻求教育现代化的治理理念与路径，更要重审多元化的治理主体，探求均衡化的治理目标，回归人民满意这一根本宗旨。

（二）教育网络舆情治理是教育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育网络舆情治理是教育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形象的民众反馈。教育治理依托教育网络舆情中凸显的问题，而舆情引发的民眾围观、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等又将督促教育治理主体通过诉求协商、建章立制、信息公开等形式，均衡利益，优化治理环境，重构信任。教育网络舆情的探视与梳理，既能为教育正名，也能为教育现状治理提供现实理路。

近年来，随着政府职能转型、社会组织参与、民众监督渗透教育治理，教育的功能定位逐步得到调试，其社会联动性与现代化推进稳固，教育网络舆情整体态势良好。舆情是社会风险的折射，对于教育来说，其存在治理环境的封闭性、治理主体的行政化依赖、治理效果的城乡差异等，使民众对教育的意见倾向于“问题”发现。教育网络舆情的显现深刻昭示了教育治理中的困境与博弈，它既可被解释为存在于现有治理过程中累积性风险的前兆，也可被理解为忽视碎片化风险的后果，教育网络舆情是教育治理风险的外在表征。

（三）教育网络舆情与教育现状的三重互动

舆情收集的目的是了解民意，民意表达渠道可分为公民与政府直接沟通、代表转达、媒介表达、经过分析的民意表达以及通过党政机构传递五类[2]。探究教育网络舆情与教育现状的互动关系，能够深层次与辩证地看待现象与本质的区别与联系。

首先，教育网络舆情是对教育的现实反馈。政策的制定与调试往往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在政策制定与现实推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地域经济发展水平、民众认知水平、社会现实情境的约束，教育网络舆情成为政策与制度执行过程中，教育环境微观层面的现实反馈。它通过反馈个别现象表征群体对教育的隐形诉求，助推政策在现实层面的调试与完善。

其次，教育网络舆情是教育现状的前瞻式风险预警。舆论与舆情应征着不同的社会风险级别，当舆论发展成舆情时，其内卷化并凸显出某种意见、观点倾向，伴生公众情绪产生鲜明的态度性，不经正确引导将偏离事实本质。集卷化观点倾向的引导，极易动员社会结构性风险力量，衍生次生风险。舆情的展现是对更大风险的前瞻式预警。

第三，教育网络舆情是教育过程中各关系主体的互动协调与平衡，各主体间权益自洽。舆情爆发之时，各利益主体间的矛盾纠葛得到凸显，这实则是对权利主体间权利与义务边界的再确认与调试，是社会关系在现实情境之中的动态再平衡。法律的不断修订与完善，倒逼现实矛盾的解决跳离常规思维与治理框架，并诉诸情感以及理性权威相结合的批判性思维下的解决策略。要达到这一点，对于为社会关系赋能的媒体而言难以周全，要通过介入情感共鸣、客观审视等视角，达到适切事件本质的舆情治理效果。

二、教育网络舆情治理的困境

新媒介形态的多元化将受众市场逐步细分，典型可见于依据不同爱好所划分的社群，同一社群具备的共同价值体系，也为社群治理提供了思路。“管”“办”“评”区分了教育治理环节中的宏观与微观、理念与实践、控制与调试、刚性与弹性间的互动。

（一）教育网络舆情治理的意识“导向”难题——多元价值的冲突

教育网络舆情反映的是教育治理的现状，它既是民众诉求的反馈意见集合，也是联通理想治理情境与现实执行困境的缓冲地带。以往网络舆情的治理偏重于对技术路径的依赖，在治理整体框架上不乏对技术的重申与对数据分析的客观呈现，然而也存在对教育网络舆情的概念认识不到位、治理的态度以及所产生影响的预估明显不足、治理的标准错位、治理的目标呈现差异等现象。从宏观上讲，对于教育事业统筹规划者而言，舆情是政策制定的现实依据；对于中观的教育监督者来说，舆情是满意度的重要反馈；对于微观的教育工作具体执行者而言，舆情是教育环境内民众期待与现实情境的碰撞。舆情的治理目标不应仅停留于“平息”上，还应解决民众合理表达诉求的媒介素养缺失等问题。

（二）教育网络舆情治理的“关键词”难题——话语输出与观点整理困境

教育网络舆情代表着公众对教育的总体印象。从信息环境上来看，社会的沟通与交往建立在以宗族、血系等建构起来的人际网络的基础上，所以观点的表达存在层次、认知上的差异，社会结构的多维复杂加大了舆情收集与整理出“关键词”的难度；从沟通长效性上来看，传统的调研、信访等途径，在一定程度上收集了舆情反馈现状，还未从常态化、现代化的治理路径中获取一手资源，使舆情治理存在问题泛化、时效滞后、效果浅表等特征；从治理主体意识上来看，教育网络舆情是教育存有更大风险的先兆。意识形态的塑造并非易事，它常被解读成宣传工作，而非指导实践的具体策略，极易受到教育治理主体的忽视，更难以结合社会治理架构，深度探究舆情治理的关键。

（三）教育网络舆情治理的“路径”难题——媒介参与社会治理渗透力不足

自媒体时代的话语传播难以控制与预估，存在舆情反馈与社会治理实效性脱节的现象。教育网络舆情的信息探索路径缺乏现代性与创新性，加之舆情治理者理念的保守性，舆情治理停留于“防”“堵”“疏”等被动应对的困境；舆情治理过程的路径传统且单一，治理思路往往以平息舆情事件的情绪为终点，并未贴合事件背后的本质缘由。方式上多采用行政权力进行干预，已然不能适应新社会背景下民众对教育的多元意见表达。从舆情治理的过程来看，行政路径依赖将缺少对舆情事件本质的探索，后期治理措施更无法真正嵌入社会治理架构，提升整治实效。因此，积极探索媒介路径融入社会治理进程，不仅能弥补现有网络舆情治理的不足，而且在智联网背景下为挖掘教育本质提供了数据与社会渗透力支撑。

（四）教育网络舆情治理的“主体”难题——治理主体单一与过分依赖行政路径

舆情治理的行政化趋势有其深刻的社会结构背景，制度架构下行政干预在社会重大风险应对中的动员能力与应对速度常具有“中国优势”。治理路径的行政依赖使平息情绪的收效立竿见影，不利于现象背后的本质探究。随着行政干预力量的渗透，教育管理部门的权力向度得到纵深与横向延展，而舆情治理表象下的“止”常被认定为问题解决，甚至会成为教育治理中权责规避的一种策略。教育网络舆情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既是客观审视本质的前提，也是均衡行政管控、专业治理、政策制定、社会反馈等不同维度的治理主体的治理诉求的现实情境，需要改变治理主体的单一化与治理意识上的大包大揽，防止舆情治理应对上的“一刀切”。

三、教育网络舆情治理的理念

（一）依托现实情境：城乡价值联动与整合

基于社会的现实情境，特别是城乡文化价值割裂后，教育网络舆情的产生、治理与回应路径呈现出隐匿性、断裂化，污名化以及滞后性的趋势。教育网络舆情的治理隐患藏匿于社会，未能与现状产生有效的互动和关联。从传统的舆情治理手段来看，时常伴有强制性、权级性、单向性等特征，缺乏合作式、探讨式以及内涵式的剖析舆情本质，建构舆情主体间的对话与协商渠道。同时，在舆情爆发的回应策略上，往往在舆情平息上着力，而在后期对舆情的探究深度与对策研究上缺乏应有的重视与专业性。浅表式的舆情治理将暂时隐藏潜在危机，却会不可避免地累积次生危机，应充分考虑社会情境，实现教育网络舆情治理，而非孤立地看待教育网络舆情现象。探究教育与社会治理的协同关系，并将其融入社會治理框架，建构和谐的教育网络舆情生态是更为长远的治理对策。

（二）探寻治理本质：探究教育网络舆情的特征与作用机制

教育网络舆情因藏匿性、治理手段单一与治理意识落后，更易演变为较大的次生风险。社会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条件等制约着教育网络舆情治理路径的选择，应通过统计分析教育网络舆情的内容类别，明确治理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做到事前预警准备。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从学校层面探究教育网络舆情发生的一般过程，并从事件入手具体剖析应对的策略与治理路径，对教育网络舆情的探究尚处在对单个事件的跨学科解读上，深入社会治理框架，理解人文价值在现实社群传播的根基性，或将给现有教育网络舆情治理新的启示。通过对教育网络舆情治理在整个社会的地位与功能、特殊架构之于教育网络舆情的治理难度、城市教育网络舆情治理策略的比较等一系列探究，有利于我们理清教育网络舆情治理的一般结构、功能与特征。

（三）明晰治理主体：从行政单向治理到多元主体协同配合

在乡村社会治理中，随着乡绅、知识分子等传统“意见领袖”话语权的式微，多元文化价值渗透传统乡村社会，加大了舆论引导的难度。新时期对教育网络舆情的治理不仅考验着学校管理人员对危机的感知与应对能力，而且对传统教育网络舆情治理手段提出了挑战，在“全员皆媒”的大环境下，要提升管理者的数据思维能力与新媒介素养水平，形成教育基层组织监测与应对、教育行政部门调度、教育行业专家研判与解读、教育政策实施与调试等多维渠道协同配合的网络舆情治理体系，以应对不确定性危机。在乡村教育网络舆情治理中，基层党组织成为聚合群众利益、政府治理绩效以及社会治理目标的重要抓手，成为联系党和人民的沟通桥梁。教育网络舆情治理要回归学校这一原生性教育场所，打破教育治理主体的“权级”状态，化监控为监测长效机制，建立平等沟通渠道，建构对话机制，促进教育环境下不同利益主体的协商与对话。

（四）遵循治理要义：以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治理目标

舆情治理对不同的服务对象存在治理目标的差异，在社会情境下的教育治理目标应以人民利益为首要着力点，以人民满意为教育治理的宗旨。现有格局下教育网络舆情治理的短板为舆情信息的藏匿性与分散性，舆情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缺乏危机意识与问题意识，容易片面地将舆情的发生归因于社会个体的不当行为，以群众情绪是否安抚为指标，作为校验网络舆情治理效果的关键，这不仅不能从根源上剖析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也为随之而来的次生危机提供了温床。同时，技术路径依赖的数据分析，虽可作为观测舆情的手段，但更应结合教育治理的现实情境与文化根基，探寻人文价值背景下的民众反馈。从宏观政策到微观实施，从理论探究到现实建构，从规划到调试，真正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五）衡量治理实效：理性审视下的情感驱动，嵌入社会治理架构的效能推进

技术手段监控给舆情的治理提供了思路，它成为风险的显性指标，但也将网络舆情治理者置于被动应对的状态，要突破冰冷数据的现状分析，到对意见诉求的情感共融。从校园内部的微观监测体系，到教育行政部门的舆情分析体系，从研究的路径上来看，无一不体现出治理的数据思维导向，人治与法治各有所长，但从文化价值建构的历史来看，结合整个社会的特殊治理架构，以人为中心的情感驱动治理优于理性数据依赖下的治理效果。换言之，教育网络舆情治理的路径是将着力点转移至情感沟通状态下的本质探讨，而非数据动态反馈下的强制措施。

（六）培育中坚力量：主动参与引导教育舆论，规范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处于教育网络舆情的微观层面，是舆情实际发生与应对的关键环节。教育危机直至媒体公关，教师的作用时常被忽视。教师群体的职业道德与专业水准时常被媒体聚焦，从而引发公众焦虑，教师群体被污名化的趋势较为明显。教师是教育形象的第一代言人，教育网络舆情的治理有赖于教师群体的主动发声与形象建构。传统的舆情治理方式强化了教育行政部门的担当、统筹与监管功能，却时常将教师置于“被处置”与“被调教”的尴尬境遇，教师地位进一步边缘化。舆情引导中，应探寻教育环境内的多层面、多元主体，特别是教师群体的自主发声与形象主动性建构，将对教育网络舆情的治理产生深远影响。

四、结语

深度厘清教育网络舆情治理的一般规律，是我们在不确定的信息环境中寻求共识的基础。教育网络舆情的治理需要多方协作，此外，教师群体媒介素养的提升应得到充分重视。

参考文献：

[1] 麦伟杰.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涵和实践启示[J].理论与现代，2019（02）：58.

[2] 于家琦.论民意表达渠道的“四维”评价标准和有效性分析框架[J].理论界，2010（6）：193-194.

作者简介：田嵩（1986—），女，湖南凤凰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教育传播、教师专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