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截至2021年，微信用户数在国内APP中仍位列第一，其中微信朋友圈更是保持着每日100亿次的开启频率。与此同时，与朋友圈相关的隐私泄露事件层出不穷。本文关注大学生群体的朋友圈权限设置，使用深度访谈法，结合传播隐私管理理论，研究大学生朋友圈权限设置行为特征及背后的心理动因、作用因素。

关键词：传播隐私管理理论；微信朋友圈；权限设置；数字原住民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07-0001-03

一、引言

根据《2019年微信年度数据报告》，截至2019年9月，微信拥有月活跃用户11.51亿人，已成为中国人不可或缺的线上社交平台。而朋友圈作为微信最重要的功能之一，自2012年4月推出后便受到了人们的广泛追捧，2019年每日打开次数约100亿次。朋友圈中发布的内容通常经过了用户的精心筛选。而随着“最近半年可见”“最近三天可见”“不给谁看”“谁可以看”等权限设置功能的推出，在朋友圈设置一定权限如今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媒介使用行为。在朋友圈中能看到的信息越来越少，想看到一个朋友发的全部朋友圈越来越难以实现。

传播隐私管理理论由美国传播学者佩特罗尼奥于2002年正式提出。其部分理论可以追溯到佩特罗尼奥与其同事在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主要针对信息披露规则的建立标准；1991年，佩特罗尼奥发表论文对研究发现的原理进行总结，提出传播边界管理理论，应用范围主要限制在夫妻之间的隐私管理上；2002年，佩特罗尼奥在《隐私的边界》一书中对该理论进行了更完整的阐述，说明了其具有更大的应用范围，并将理论名称改为传播隐私管理理论，“名称的改动强调了该理论主要讨论的是隐私的披露”[1]。

传播隐私管理理论主要通过五个基本假设来达成目标：隐私信息、隐私边界、控制与所有、以规则为基础的管理系统（包括隐私规则的特征、边界协调、边界纠纷三个隐私规则管理过程）、管理的辩证法。

“数字原住民”概念由教育游戏专家马克·普伦斯基于2001年首次提出，指成长于数字时代、对于数字技术和各种通信工具的使用非常熟练的年轻人[2]，在中国，90后、00后的出生和成长正好与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期同步，他们通常被视为中国第一代“数字原住民”，如今的大学生是其中的代表性群体。微信的重要使用群体之一便是大学生，他们对微信朋友圈的使用比较频繁。本文从“数字原住民”角度，结合传播隐私管理理论，探究大学生微信朋友圈权限设置行为呈现出的特点、背后的使用动机与心理，并对相关行为进行解读分析。

二、“数字原住民”朋友圈使用及权限设置特点

（一）“发什么”：朋友圈隐私信息及其变化

当被问到不会选择发到朋友圈中的信息时，所有受访者均提到了家庭信息，包括家庭住址、家庭收入、家里发生的事情等。同时，涉及对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负面情绪或价值观评判，以及与个人爱好相关的内容，大部分受访者也不会将其发到朋友圈里。而对于个人信息，如姓名（缩写）、自拍照、学校等，受访者大多能接受适度的披露。

相比现实生活，受访者大多选择在微信朋友圈中披露更少的信息，面对朋友圈中众多的好友，他们会倾向于将自己积极、光鲜的一面展示出来，隐藏负面、敏感的一面。而在微信朋友圈的使用过程中，更多的信息被他们加入不披露的范围，如生活琐事、心情、情绪、价值观等，许多带有负面、敏感情绪的话题只会选择在线下和特定的几个人甚至一个人说。但也有个别信息从之前的不披露变为可以披露。大部分受访者还会受他人朋友圈的启发，调整自己朋友圈的披露内容，如提醒自己不要发表未经证实的消息。

（二）“怎样用”：朋友圈使用情况概览

受访者发朋友圈的动机集中于展示自己的生活、分享一种乐趣，如品尝的美食、参加的集体活动和摄影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期待能与他人进行互动，同时，也有多名受访者将发朋友圈看作一种对生活片段的记录，类似于日记，用于记录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不久前的经历。

在发出朋友圈前，所有受访者均表示自己会有一定程度的纠结，主要是在发送负面内容时，担心影响自己的个人形象与人际关系，但有时会因为“冲动”和“不吐不快”，最终选择将这类信息发送；而发表情绪积极的内容时，几乎没有纠结情况产生。受访者在情绪强烈时更喜欢发朋友圈，无论是正面情绪还是负面情绪，但发朋友圈的行为不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对于在朋友圈中披露大量信息的人，受访者大多对他们的这种行为表示理解和尊重，认为只要没有太多负面内容就没什么问题，但是当对方发表的朋友圈过多时，受访者大多会感到厌烦，甚至考虑对其增设权限。

对于浏览微信朋友圈，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提到，希望以此迅速了解一个陌生人的大致情况、了解好友的近期动向、看其他人的生活细节，但有时也会带来同辈竞争的压力感。

（三）“给谁看”：朋友圈权限功能使用

受访者对于微信朋友圈所提供的各种权限管理功能均进行了充分使用，每个人至少使用过三种权限管理功能，同时每一个受访者又有自身的使用特点。随着年龄增长、交际圈的扩大，受访者设置的权限普遍会增加，设置多少权限主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很少受到他人影响。

在被设置权限不允许查看朋友圈的人中，受访者提及最频繁的是家长、老师以及一些他们不熟悉或不喜欢的人。对于这部分人，大部分受訪者会通过设置分组，选择性地屏蔽一些信息，或直接屏蔽他们。同时，这类权限的设置会有明显的动态调整，随着人际关系的亲疏变化和个人经历的增加，他们会对一些人补充设置权限。由于设置分组、选择屏蔽的人时普遍依据社会关系，他们大多认为被自己屏蔽和不屏蔽的人之间没有交集，因此不会担心自己设置权限的朋友圈内容被泄露，而且由于内容经过自己的精心选择，万一泄露了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即使因此被人发现其被屏蔽也不会去担心。而对于亲密好友、大学同学这类联系比较密切的人，他们很少选择对其设置权限。

当发现自己看不到他人的朋友圈时，受访者大多会想到自己被屏蔽，并因此思考自己和对方的人际关系，考虑对对方增设权限。但是由于微信没有分组朋友圈标识，他们在看到他人的朋友圈时，不会想到对方设置了分组，且很少有微信好友对他们进行说明，部分受访者曾因此陷入泄露或被泄露消息引发的纠纷之中，一位受访者因此断绝了和一个联系人的来往。

除了设置权限不允许他人查看朋友圈，多数受访者还表示会设置权限不去看他人的朋友圈，这一权限主要针对频繁在朋友圈中发布信息的微商，受访者由于需要他们提供的商品而又不想被打扰，就会选择屏蔽他们的朋友圈。同时，当一个微信好友发朋友圈过于频繁时，多位受访者也对他们进行了屏蔽。

对于微信已有的权限设置功能，一半的受访者表示还不够满意，希望补充推出更多功能。

三、“数字原住民”朋友圈权限设置行为

（一）隐私信息及边界演变

在人们的普遍观念中，个人基本信息无疑是隐私信息中最重要的一类，在进行人际交往时，他们往往会对这类信息着重加以保护。而当个人信息由于各种因素泄露时，人们往往会产生强烈的恐慌情绪，并担心自己陷入各类信息犯罪事件。但是在“数字原住民”群体的微信朋友圈使用中，隐私信息的界定表现出了一些不同的特点，受访者们对于在微信朋友圈中透露个人信息不怎么在意，他们经常会将自己的照片、所在地、学校等信息写入朋友圈的内容，甚至还会透露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且不常进行模糊处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他们对朋友圈中个人信息的披露不够在意，但是对于自己家人、家庭的信息，他们表现出了较强的隐私保护意识，这对他们的信息安全至少起到了基础的保护作用。

负面情绪、个人爱好这类信息也被受访者视为朋友圈中的隐私信息，显然，这些信息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有多么重要，但他们担心他人因此对自己产生不好的看法，影响自己的人际关系。佩特罗尼奥认为隐私规则的建立会受到风险—收益比的影响，对他们而言，披露这类信息带来的收益明显低于可能存在的风险，基于此，他们建立了这种隐私规则。

传播隐私管理理论用边界的隐喻来说明公共和私人之间存在界限，边界这一边的信息被人们选择共享，而另一边的信息被个人保护。佩特罗尼奥认为，在人们从儿童成长为成年人的过程中，隐私边界逐渐扩大。本次研究的所有受访者均表示在使用的过程中，朋友圈隐私信息的范围不断扩大，经历了这种隐私边界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边界的变化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在许多信息进入隐私边界内的同时，一些信息则从隐私边界内被解放出来。

（二）披露行为

根据拟剧理论，人一旦进入社会环境，就希望并且要对环境有所了解，其行为可分为“前台”与“后台”。在“数字原住民”使用朋友圈的早期，其微信好友除家人外基本上是自己的一些亲密好友，微信朋友圈与现实生活并没有明显区别，都是作为“后台”而存在。在使用的过程中，他们的微信好友数量快速增长，朋友圈中不再只有强关系的群体，对于他们并不熟悉的人而言，朋友圈内容是认知和评价他们的重要依据，朋友圈成为“前台”。因此，通过精心挑选、反复修理的摄影图片和字斟句酌的文案等，他们努力营造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前台”形象。对于负面信息，他们经常在披露与不披露之间摇摆不定。虽然考虑到披露可能会对他们精心塑造的“前台”形象产生消极影响，但是在情感需要的推动作用下，他们常常选择将这些信息披露出来，以获取他人的情感支持，維持一种与他人的情感联系。

米德认为自我的形成是发生在每个人头脑中的一种信息交流活动，在作为意愿和行为主体的“主我”以及作为他人社会评价和期待代表的“客我”之间进行，以有意义的象征符号为中介。发布朋友圈后，“数字原住民”渴望获得来自他人的互动，这种互动大多基于朋友圈的内容本身，以文字、表情包或有特定意义的词、句作为符号。他们通过互动获得满足感和激励感，同时对真实的自我，即“主我”，产生更多的认识并加以调整。多位受访者还会在朋友圈中记录自己的心情和近期经历等，对他们来说，朋友圈有“日记本”的功能[3]，这种心情与经历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通过发布这种朋友圈内容，他们进行“自省”，希望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好友的反馈与否就没有那样重要了。

不确定性消减理论认为人存在通过人际传播实现对他人了解的需求，在朋友圈中，能时常见面并可以进行面对面聊天的朋友只占少数，大部分人之间的“不确定性”长期存在，因此，他们会通过浏览他人的朋友圈，快速了解一个新的微信好友，获知好友的近期动向。有趣的是，他们大多会考虑到对方的朋友圈内容也经过了精心建构，但是这种需求依然能被满足，“不准确的信息”好于“没有信息”。

（三）管理行为

社会结构因素对人际传播有重要影响，而“数字原住民”群体的朋友圈权限设置也主要依据社会结构进行。虽然微信朋友圈曾被定义为一种强关系社交，但随着微信好友数量的增长，朋友圈中的社会关系渐趋复杂，曾经“单纯”的朋友圈使用者不得不设置更多的权限进行应对。一方面，为了实现良好的自我形象建构，他们在发布朋友圈时频繁使用分组，向不同的人披露不同范围的信息，在家长面前扮演“不让人操心的孩子”，面对老师则打造出“积极向上的学生”形象[3-4]，同时随着社会关系的亲疏转变，一些曾经联系密切的好友也被加入分组；另一方面，对于朋友圈中的弱关系群体，他们选择一劳永逸地直接进行屏蔽。通过这些设置，他们认为自己的个人隐私有了比较充分的保障。对于与自己关系紧密、有直接利益需求的群体，他们则毫无顾忌地进行分享，自认为在屏蔽的人和不屏蔽的人之间建立起了一道高墙，两侧不存在相互联系，也就降低了信息泄露的可能性。

传播隐私管理理论用“边界所有权”来指代因为共同拥有隐私信息而产生的权利和特权，屏蔽朋友圈中的一部分人虽然减少了隐私信息被弱关系者故意泄露的风险，但是对能看到这些信息的微信好友而言，边界是十分模糊的。由于微信自身没有分组朋友圈标识，大部分受访者表示很难判断好友是否设置了分组，实际上在他们发布朋友圈后，看到他们朋友圈内容的好友也并不清楚[5]，而双方在朋友圈使用中均不习惯对边界进行说明，这就使无意识的隐私信息泄露事件时常发生，造成“边界纠纷”，很多时候，这种纠纷会对人际关系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当“数字原住民”对自己所有的信息的控制权受到侵犯时，他们会采取一定的隐私管理行为。受访者出于生活需要，大多在微信中添加了一些微商，一旦发现这些微商私聊自己进行推销并在自己的朋友圈中刷屏时，尽管为了满足需要，他们不会删除微商，但会选择屏蔽他们的朋友圈，对自己的信息空间进行管理。当一位微信好友发布朋友圈过于频繁时，他们也会选择同样的方式，既维持了人际关系，又保护了自己的信息空间。

卡茨等人针对受众的媒介接触行为，提出了“使用与满足”理论，本研究中有一半受访者对微信已有的朋友圈权限设置功能并不满意，当他们发现一种权限设置功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时，就会补充使用其他权限设置功能，而当已有的功能仍无法满足需求时，他们对于微信朋友圈会产生一种失望感，继而改变自己对媒介的期待，转向在QQ、微博等其他社交平台发布内容。

四、结语

微信朋友圈的设计初衷只是一个通过社交使人们打发空余时间、消遣、分享乐趣的工具，但是随着用户人数的增多和人们使用时间的增长，朋友圈逐渐不再是一个简简单单给人带来乐趣的工具，除了隐私泄露的风险增加外，朋友圈还开始越来越多地承载着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延伸功能。这导致许多人因为朋友圈而承受了很多社交包袱，甚至会因为朋友圈而感到焦虑，影响正常生活，一些人选择“逃离”朋友圈。

对朋友圈的使用进行一次合理的“瘦身”很有必要，只要披露的信息依法依规、符合基本价值观，就没有必要产生额外的焦虑情绪，对其产生过多联想。对“数字原住民”而言，个人人际关系的重心和基础仍然是电子媒介以外的现实生活。另外，微信作为一款用户范围几乎覆盖了全部智能终端使用者的APP，其运营团队在更新时应更多地参考来自用户的意见，例如加入分组朋友圈提示标识，这从技术上来讲几乎没有难度，而一旦有了这个功能就会减少许多潜在的纠纷，进而减轻人们由于朋友圈承受的社交压力，使他们倾向于保持正常的使用行为，有利于减少用户流失。

参考文献：

[1] [美]理查德·韦斯特，林恩·H·特纳.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第2版）[M].劉海龙，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41-258.

[2] 王一土.社交媒体中的数字原住民形象建构——以新浪微博中“90后”形象为例[J].记者摇篮，2020（02）：14-15.

[3] 刘茜.青年用户微信朋友圈隐私管理动因研究[J].当代传播，2019（04）：84-89.

[4] 戴福，蒋淑媛.微信朋友圈中的大学生自我建构研究——基于符号互动论视角[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0（04）：7-13.

[5] 殷俊，冯夏楠.论微信朋友圈中的传播隐私管理[J].新闻界，2015（23）：50-53.

作者简介：孙嘉辰（2000—），男，黑龙江哈尔滨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新闻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