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薇

“不是……我不是有意哭的，我就是自责，因为我来采访，搞得你们关系更不好了。”

这是5月我在薛岗村采访韩仕梅的第二天—— 一边擦鼻涕，一边竭力想遏止哭腔。韩仕梅在旁边对我说，“不好意思啊，你没吓着吧？他就是那样，你别理他。”

此前，为了制止丈夫王中明对我的推搡和辱骂，韩仕梅扇了他好几个巴掌。看到这幕，我一边发呆，一边为她捏了把汗，担心对方还手。后来，在王中明的斥责和怒骂声中，我坐上了韩仕梅的电动车后座，跟她逃也似的离开，回到她在工厂的宿舍，继续采访。

那天采访草草结束，我悻悻离开，并自责地许下诺言：“我明天再来一天，就不来了。”韩仕梅则在一旁忙着致电计划来采访她的媒体：“不要来了，我老头发疯了。”

几乎每个到薛岗村采访的记者都会遇到类似的窘境，只是程度不同。那天回程路上，我与记者李一鸣分享这一经历，他说自己的情况类似，“回去一路上头都是懵的。”看到这句话，我心情复杂地笑出了声。

关于韩仕梅，记者关注的是她“写诗村妇”这一身份。她只有小学学历，却能写出颇为考究的古体诗。不过，她身上最早吸引我的是想离婚而不得。

我想写一个女人真实的困境。准确点说，是一个乡村女人在婚姻里面对的龃龉与挣扎。两年前我修读“性别与文化”这门课时，早已了解到，性别问题具有交叉性，总是与阶层、种族、年龄等因素相关。一位都市中产女性的困境与一位乡村女性的困境不可同日而语，前者也未必能共情后者的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