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如今，空间中的社会关系受到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广泛关注，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民众的空间参与问题却较易被忽视。川西元通古镇清明会中的“祭祀祈福与城隍巡游”活动便在空间设置中存在官方过分主导仪式空间、民众与活动现场区隔明显、活动缺少文化底蕴和历史传承等问题，需要我们通过重拾清明会与河流的联系、丰富民众参与活动的渠道、培植弘扬清明文化的社会土壤等方式，优化元通清明会的文化空间，突出民众在清明会中的主体地位，进而为新时代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宣传积累有价值的地方经验。

【关键词】空间;关系;元通清明会;民众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 者】郑硕夫，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博士生。福建厦门，361005。

【中图分类号】C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2-0082-0008

一、导言

空间是人类活动的重要载体，但长期以来，人们仅仅视空间为自然和纯粹的中立之物，对空间的社会性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1]。一百多年前，马克思（Karl Marx）、韦伯（Max Weber）、涂尔干（?mile Durkheim）、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齐美尔（Georg Simmel）等社会学家隐约看到了空间与社会的内在联系[2]，但未能进一步澄清空间背后的社会关系模式。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受到地理学的影响，学者们在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才开始集中讨论空间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福柯（Michel Foucault）、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德塞图（Michel de Certeau）、卡斯泰尔（Manuel Castells）、哈维（David Harvey）等人分别从空间再生产、社会资本与惯习、权力对空间的改造、空间中的实践性结构、日常生活中的空间实践策略、流动空间、时空压缩的角度进行论述[3]，将空间从社会理论研究的幕后推到了前台。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苏贾（Edward Soja）也将这种变化称为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4]。

这种“空间转向”，同样深刻影响了人类学界。人类学家基于对地方性知识的理解，运用空间民族志等手段，从认知方式、文化象征、权力运作、社区互动、景观塑造等多个方面探讨了人的整体性与特定地域空间的关系问题，指出空间是容纳人们行为和价值观念的实践性产物;[5]地方性道德观念有助于广场、庙宇等公共空间的重建和维护;[6]人们可以通过在特定空间塑造道路、寺庙等文化景观的方式，让地方传统与国家的文明进程进行对话。[7]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的场所，则可被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化空间”（culture space）1，它带有周期性、歲时性和人的主体活动性，凸显出人的在场与时间的观念。[8]而中国各地传统的庙会、节庆、仪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依赖于普通民众的参与和特定时空环境的形塑。

然而，当前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大多忽视其背后的空间载体，基于非遗文化空间中民众参与的案例探讨仍有待加强。面对现代化的冲击，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在合理的文化空间中进行保护、传承和创新，进而为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讨论人与空间的社会关系提供更具中国特色的样本。因此，本文试图以一个川西古镇的新晋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元通清明会”为例，通过分析其中一项名为“金牛闹春祈福暨城隍巡游”的主题活动在空间设置中体现出的社会关系张力，反思地方在保护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忽视普通民众主体地位和能动角色等问题，希望消除民众参与非遗活动的障碍，彰显我们对地方性知识与传统的尊重。

元通清明会，又称元通清明春台会2，是成都西郊元通古镇在清明前后举办的特色民俗活动，距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并于2018年入选第五批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9]历史上的清明会以物资交流、文娱表演、城隍巡游等活动为主，人流如织、颇为热闹。近年来，当地政府通过在清明会期间举办一系列主题活动，希望能够更好地传承元通的清明文化，增加元通古镇的吸引力。2019年，笔者全程参加了第266届“忆清明·最元通”清明会，并通过参与观察“金牛闹春祈福暨城隍巡游”活动，对参加活动的部分民众进行非正式访谈，发现该活动虽然意在重现农业社会祭神祈福、开启春耕的记忆，但其空间设置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历史内涵和民众参与，与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存在距离。

二、祭祀祈福——官方主导的仪式空间

2019年4月3日上午，在元通古镇新建的元通塔广场率先进行的祭祀祈福活动，以中国传统祭祀礼仪为基础，融合进带有元通地域特色的清明劳作景观，吸引了不少民众。但他们难有机会参与到仪式之中。仪式空间在很大程度上为官方主导，略显严肃和单调。

首先，仪式的举行地远离民众的日常生活范围。笔者曾几次来到元通古镇，都发现宽阔的广场上门可罗雀，就连卫生间都被锁住不让使用。几年前，为开发元通古镇的旅游资源，政府又在广场上修建了一座带有明清风格的七层仿古塔楼——元通塔，但它始终处于关闭状态。祈福祭祀的前一天下午，笔者和负责守塔的大爷聊天得知，元通塔原本是想打造成为一个集商业、游览、宣传历史文化为一体的特色景点，但建好几年后不知为何一直未对外开放，只是每年清明会期间，作为放置活动物资和供仪式相关人员进行准备活动的场所。同时，大爷还告诉笔者，虽然这几年清明祈福活动都在元通塔广场进行，但热闹和好玩程度远不及从前在河坝举办的清明会。诚然，将祭祀祈福活动安排在一个新建广场，虽然给会场布置、拍摄宣传等工作带来了诸多便利，但广场会因为使用频率过低、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范围和关于清明节的记忆，难以让民众对政府组织的仪式产生亲近之感。

其次，现场大部分区域被设置为嘉宾区，未能给民众留下足够的参与空间。具体来看，祭祀区、嘉宾区和观众区被严格区分。祭台被摆放在元通塔下的台阶上，一条红地毯从祭祀区一直延伸到宽阔的嘉宾区，将其均分为两部分。而前来观看仪式的民众，则被警戒线拦在广场中心区域外，只能退至广场的边角地带。三个区域不仅界限明晰，而且在仪式开始前的热闹程度也明显不同。除开祭台是一个庄重严肃的空间不谈，嘉宾区和观众区的活跃程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观众虽然难以进入广场核心区域，但他们热情高涨，为了抢到更好的拍照和观赏地点，不断试图从广场周边涌向广场中心区域。现场公安、应急和志愿者只好竭力劝导大家保持良好秩序，不要越过警戒线，以免影响了活动和拍摄的正常进行。相反，即使在祈福前的暖场节目开始后，标有政府领导、非遗专家、企业代表等社会名人姓名的嘉宾席仍有大量空位。即便是已经入座的嘉宾，热情度也普遍不高，要么在和周围的人互相闲聊，要么在独自玩着手机，并没有像周围的观众一样兴奋地用手机拍摄暖场节目。也许是为了不让嘉宾位显得过于空旷、影响拍摄效果，祭祀祈福仪式即将开始时，现场工作人员只好让部分民众进入嘉宾区入座。仪式现场的空间区隔，初衷可能是确保仪式的安全和拍摄的便利，但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官方权力和话语垄断空间设置的痕迹。普通民众虽然热情很高，却始终在仪式空间中处于缺位和失语的状态。而嘉宾区由于过于冷清，没有很好地利用其拥有的空间资源优势，也使得仪式缺乏必要的互动色彩。

最后，祭祀祈福仪式本身，带有官方主导、民众陪衬和过于形式化的特点。仪式按顺序可大致分为准备工作，请神迎神，献神读祝，谢神饮福，观耕，放生，送神几个部分，其中迎神、献神和谢神部分均包含进馔、献酒、鞠躬行礼、佾舞表演等环节。总体上看，仪式与中国传统的祭孔典礼有诸多相似之处，应该是官方基于中国古代传统祭祀礼仪设计而来，仪式也始终处于有条不紊的既定程序之中。相反，普通民众由于被区隔在仪式区域之外，没有足够的空间让身体参与仪式展演，因此只能作为簇拥在广场边缘和角落的看客，在仪式中缺乏存在感和发声渠道，难以通过阈限阶段，让身体和情绪进入一种反结构、反日常的仪式状态之中，进而借助仪式更好地理解元通的清明文化。笔者发现，从迎神仪式到饮福仪式的各环节结束时，主祭都会带领全场人员行三鞠躬或三揖礼，但自发前来观礼的民众却没有参与行礼的意识和行动，而是只顾拿着手机拍照，仿佛一群现代人兴奋地穿越回古代祭祀仪式中一样。也许对于他们而言，庄严的祈福祭祀仪式跟仪式前欢快的暖场节目没有本质区别，都仅仅是一场由政府组织的文艺表演而已，还不如用手机及时记录下仪式的盛况。即使官方为弘扬农耕文化，在仪式中增加了许多颇具地方特色的环节，如祭献先农之神、乡社之神和乡稷之神，以及象征春耕的牛舞、重视农业的众官扶犁和尊重自然规律的放生活动，试图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元通清明会来自农业文明的历史基因。但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农耕文化已逐渐远离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仅仅存在于许多年长者的记忆中，这从古镇上仅有的两家售卖农具的小店少有人问津便可见一斑，当地谚语“家缺农具不用愁，春台盛会任你游”[10]80所描绘的清明盛况也早已不再。这样一来，远离农耕社会又缺少民众参与和实践的祭祀祈福仪式，如同一场空有形式、缺少内涵的文化表演，难以让现场百姓深刻领悟仪式背后所欲弘扬的备耕习俗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化。

近年来，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之风日盛，由政府主导的公共祭祀仪式在许多地方应运而生，如河南的“祭祀轩辕黄帝”和曲阜孔庙的“祭孔典礼”就较有影响。王霄冰认为，为了让公祭仪式获得较高的合法性，进而提升当地的知名度和文化底蕴，政府往往会依靠历史传统、权力机构和新闻媒体将其纳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或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背景之下，但这些仪式也面临着主体缺乏中立性，只关注领导和嘉宾，过渡性不显著和现场参与人员积极性不高等问题。[11]这样一来，仪式只会空有形式，缺乏内容，变成一种官方自导自演的表演，不能让观众产生同频共振的感觉，拉近和观众的心理距离，进而将仪式所要表达的内涵传递出去。虽然政府很早就通过多种渠道，将“金牛祭祀祈福暨城隍巡游活动”作为元通清明会的一项重要节目予以宣传，但却忽视了普通民众在宣传中的主体性，使得前来观看祈福巡游的百姓并不认为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仪式开始前，一位来自元通周边乡镇的大爷告诉笔者，虽然这两年在元通塔广场举办的祭祀祈福活动组织得比较好，但他认为清明会的重头戏应该是过几天举行的川戏表演，尤其是前几年在河坝临时搭建的戏台上演出的戏曲更为精彩。可当笔者询问元通镇镇府两位工作人员时，他们都表示今天的活动就是最有特色和最隆重的。可见，祭祀祈福仅仅是一项官方十分看中的公共祭祀活动。在民众看来，它并不能很好地代表元通清明会。政府通过组织祈福祭祀活动，试图和民众产生更多的互动。但这种互动过多依赖政府在资源、权力和解释体系上的优势，其背后所生成的结构化空间只能通过政府本身的实践活动被赋予意义。仪式并没有通过和现场民众的交互实践，让他们的“在场可得性”（presence availability）显现出来，进而如吉登斯所言，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文化空间中实现不同主体间的社会性整合（social integration）。[12]300换句话说，虽然普通民众出现在活动现场，但处于仪式空间之外、空有一番热情的他们并没有被吸纳进仪式背后的关系结构之中，无法成为仪式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城隍巡游——边缘化民众身上的热情

祭祀祈福仪式一结束，城隍巡游活动立刻开始。巡游队伍可分为前后兩组，前组为刚表演完祭祀仪式人员，后组则是文娱表演人员。从以下三个方面，依旧可以令人感受到巡游队伍和民众在空间上的相互区隔。不过这种区隔，难掩民众和文娱表演人员寻求互动的热情，也让队伍呈现出前部正式、冷清和后部随意、热闹的特点。

第一，政府安排的巡游线路和空间，未能给观看巡游的民众预留足够的缓冲地带。巡游队伍从元通塔广场出发，沿古镇核心街道一路巡游，大概持续半小时。由于巡游队伍人数较多，古镇的街道相对狭窄，所以现场有大量工作人员维持秩序，防止观众进入街道中间、接近巡游队伍。民众只好退至古镇道路两侧的狭小区域，顺着店铺门前的小路踱步向前，勉强参与到活动中。而只有当巡游队伍解散后，人们才有机会和巡游人员交谈几句，敲一敲巡游人员敲过的大鼓、摸一摸热闹喜庆的金牛，近距离体验一下城隍巡游。

第二，巡游队伍前后两部分的巡游人员投入程度明显不同。按组织方介绍，巡游队伍从前到后可大致分为仪仗队、农具组、祭祀人员、城隍组、文娱队五大类人马。其中，仪仗队、农具组和祭祀人员由刚参加完祭祀祈福仪式的元通中学初二学生组成，城隍组和文娱队多为来自元通各村的村民。笔者注意到，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队形保持得十分整齐，但在巡游中的热情普遍不高。例如，仪仗队中四位分别高举“尊法、尚礼、仁信、孝善”木牌的男生和手捧放生玻璃碗的女生，或许是因为长时间托举东西，流露出明显的疲态。手持农具的学生虽然迈着整齐的步伐，但大多无精打采，甚至有的学生还拖着农具前行。反之，娱乐组中舞牛、舞龙、舞狮、敲锣、打鼓、扭秧歌、扮幺妹的村民一路上喜悦而兴奋，似乎都不愿在气势上输给其他村的村民，俨然一副巡游主力军的气派。如舞龙的妇女每当巡游至广场、十字路口等人多处，便会齐声加油呐喊，气势格外高涨。川戏班子在巡游中也不时穿插着节目表演，并会在广州会馆、惜字宫、天主堂前的广场稍作停留，上演变脸、吐火等川剧拿手好戏，引得大家蜂拥而至。为“城隍”抬轿子的师傅，城隍轿子前后的文艺表演者，也都面露喜色、兴致高昂。

第三，现场观众对巡游队伍中的娱乐表演更感兴趣。相比于携带道具、按部就班沿着古镇街道巡游的学生，进行娱乐表演的巡游人员把古镇的街道变成了争奇斗艳的空间，试图通过声音、动作、氛围全方位地吸引了观众。许多原本只是在古镇游览、购物的游客，以及一些正在经营的店家，瞬间被锣鼓喧天、摇旗呐喊之声吸引，纷纷驻足观看、拍照留念。巡游队伍解散以后，部分民众还急忙和一些参加了娱乐表演的老人攀谈交流，兴致勃勃地上前体验敲锣打鼓的感觉。可以说，娱乐表演队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官方主导的巡游活动与自发而来的观众之间的桥梁，将民众吸纳进了活动之中，让官方主导的巡游空间不至于显得过于单调乏味。

诚然，贯穿古镇的城隍巡游，可以在更大的空间和更短的时间内集中展现当地政府对传承元通清明文化的重视，让更多的游客有机会接触和感受到这一独特的文化景观。如果民众的活动空间和队伍的巡游空间发生叠合或冲突，官方想要集中展现的文化景观可能会因混乱而变得难于捕捉、记录和传达。但若不能为普通民众提供一个参与巡游活动的平台，活动也难以走入他们的心中，长存于他们的记忆。从巡游队伍前“冷”后“热”的显著对比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民众参与空间的缺失和参与活动的强烈渴望。因为巡游队伍的前半部分实则为官方主导的、庄重严肃的祭祀祈福仪式的延续，也是媒体拍摄的重点，故而成为工作人员重点保障对对象，使得民众难以和队伍前半部分刚参加完祭祀祈福的巡游学生进行互动，只能将自己对巡游活动的热情投射到队伍后半部分那些没有参与祈福祭祀仪式、而是在巡游中扮演助兴者的巡游人员身上。而娱乐人员和民众的高涨热情也为官方主导的巡游活动增添了许多欢愉的气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活动空间中的紧张关系。实际上，近代成都许多以城隍为主题的庙会，官民都会在公共空间一同参与经济文化活动[13]，这有助于调节传统等级社会中民众压抑的心灵，在社会控制中起到安全阀的作用[14]135。即使在当今人人平等的社会，我们也需要丰富文化空间的参与主体，提供更多的参与渠道让民众更好地认识和了解非遗文化的精髓，防止其脱离当地活态的社会空间、社会生态和社会实践，成为被孤立养育的“盆栽”[15]。

四、空间优化——消除民众的参与障碍

其实，官方在清明会期间举办一系列主题活动，初衷还是想要吸引更多民众的注意，扩大元通古镇和清明会的影响力，只是由于过分关注仪式本身的顺利进行和对外宣传的效果，才忽视了如何让民众更好地参与到活动之中，导致民众与活动的空间的距离变得疏远，难以勾起民众对清明会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因此，我们需要构建更为合理的文化空间，不断消除民众参与清明会和传承非遗文化的空间障碍。而以下三种空间优化的途径，综合考虑了清明会的历史传统、参与主体和社会环境，体现了非遗保护中“见人见物见生活”[16]的重要理念，应该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民众在活动中的参与度和活动的文化内涵。

（一）重拾清明会与河流的联系

元通古镇位于西河、味江和泊江三条河流交汇之处，历史上因水而生、因水而盛。河流不仅孕育了元通绵延悠长的农耕文化，也是元通长期以来对外交往的重要通道，古镇边的河坝也成为历史上元通清明会的主要活动空间。当地人告诉笔者，一段时期内，因河流资源被不合理开发，导致河床变深、河坝面积变小、安全隐患增加。政府为了安全起见，前几年将传承了200多年的清明会搬至元通古镇和乡镇街道举办，认为这样还能更好地宣传古镇、吸引游客。但随着清明会举办空间对河坝的远离，过去清明前后河坝人头攒动的景象已不复存在，百姓只能在记忆里回味彼时的热闹与喧嚣。虽然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以农耕为主的生活方式渐行渐远，人们也不需要借助河流和外界交流，河流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也大为减弱，但许多人都表示，以前在河坝举行的清明会更为热闹和有意思，因为可以同时参与购物、观演、休闲等活动，而非仅仅像一名看客一样观看官方组织的仪式。而移至鄉镇街道的清明集市摊位，由于脱离了河坝的热闹场域和传统氛围，加之受到电商等新兴商业渠道的冲击，也不如过去在河坝时那样具有吸引力，许多商品都无人问津，尤其难以刺激年轻人都购买欲望。所以，远离了河坝的清明会，纵然可以通过官方遵循古礼塑造一些新的物质景观和仪式活动予以延续，但人们心灵深处对清明会的认同感，却难以脱离河坝而存在，就如同霍皮（Hopi）印第安人社会的认同感和连续性与其祖先生活过的大峡谷地域景观不可分割一样[17]33～52。其实，以河流为代表的水文化在很多地方都是当地人生活、认知和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和他们的互动中产生了许多普遍性的意义，成为当地人诸多身体和认知经验的载体[18]。同理，河流对于元通清明会而言，也是其得以传承的内在生命力，并能让人们借助绵延的乡土景观更好地体验自我、感受自我[19]90。

因此，我们需要在空间的优化中考虑进河流的因素，为民众亲近河流、找回曾经的清明记忆创造条件，这样才能够让历史传统借助特定的空间和土壤得到传承。诚然，我们没必要又将清明会搬回河坝举行，对过去的河坝清明会进行简单复制。因为随着现代社会时空的不断延伸（time-space distanciation）和虚化（empty），人们难免从传统的地方性场景中被“提取出来”（lifting out）[12]312～313，在新的时空维度中重新联结。但笔者认为，在文化空间的设置中保持与河流这一历史景观的某种联系，对增强元通清明会的文化内涵总归是有益的。而古镇的木栈道，空间宽敞、视野开阔、靠近河流，完全足够容纳更多的人参与巡游，无疑是一个举行民俗活动的理想场所。人们在木栈道上，既便于看到巡游的热闹场面，获得一种多维度的丰富体验;又能在亲近河流的过程中勾连起更多关于清明会的记忆，感受更多清明会的传统氛围，不至于和清明会的历史土壤过分疏离;还可以让身心更加愉悦，进而发挥河流对提升现代人生活舒适度的重要作用。另外，在祈福和巡游活动中适当展示一些关于清明会的历史资料或者穿插一点与元通河流、水文化有关的节目，也不失为一种亲近河流与历史的方式。例如，同样拥有丰富水文化资源的郫都三道堰古镇，近年来坚持“以水为脉、文化烘托、突出主题、引水进镇”的思路，通过打造如“惠里”特色水乡风情街[20]153，举办端午“赛龙舟”“抢鸭子”和“水上足球”等亲水活动[21]168～172，突出了自己的水乡特色和文化吸引力。

（二）丰富民众参与活动的渠道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事实，不能离开人这一实践主体而独立存在[22]，其所包含的各种技艺、知识、表演、习俗，由于没有外在的形态，所以更依靠人的传承。因此，“以人的活动为主要传承途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基本特征。民众的积极参与，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可靠的动力来源”[23]。如果缺少人的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只会沦为博物馆和书架上的陈品，不能在百姓的生活中发挥其应有的价值。而通过增强活动的娱乐性，挖掘活动的商业价值，扩大游客参与活动的空间等举措，我们或许可以拓宽民众参与清明会主题活动的渠道，构建更为丰富的文化空间，避免主题活动的过于单调和形式化。

从前的河坝清明会之所以极具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在于“酬神、备耕、娱乐”的相互融合。通过各种娱乐活动，人们可以很自然地了解、体验和回味清明会的魅力。例如，我们可以考虑在古镇的主要景点，如会馆、大院、广场等处，设立一些以弘扬优秀农耕文明、传承清明会习俗、介绍古镇悠久历史、展现元通新时代良好风貌为主题的展览、有奖答题比赛、互动游戏等等，让民众不单是被动的观众，而是成为参与活动的主角。而我发现，政府工作人员在活动现场开展的扫码抽奖活动，不仅聚集了大量人气，让现场民众不时流露出抽得奖品的获得感和小幸福，也借机宣传和推广了官方的微信和抖音号，无疑是增加民众参与感和互动性的一次有益尝试，使其可以借助移动设备，跨越时空的限制，灵活地感受传统文化的气息，从而在摆脱了“在场可得性”的延伸时空中，更好地完成吉登斯所谓的“系统性整合”（system integration）[12]300～301。其次，如果当地政府能够利用清明会的契机，组织古镇商家开展一些针对清明习俗或古镇文化的特色营销活动，如售卖农具模型、巡游道具、古镇纪念品等等，势必会吸引更多的游客参与到活动中来，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文化效益的统一。当然，通过对活动空间的不断优化，我们也能够拉近民众与活动的距离，增加其对非遗的“体化实践”。譬如，我们可以适当缩小嘉宾区的范围，将部分嘉宾区改造成观众祭祀祈福区。这样既能避免民众在仪式中被边缘化的窘境，又能减轻工作人员维持仪式现场秩序的压力。同样，考虑在古镇中专门开辟一条游客巡游通道，让游客有机会全程融入巡游之中，进而更好地感受巡游的氛围，也能在客观上拉长巡游队伍，强化巡游效果。

（三）培育弘扬清明文化的社会土壤

保护和传承元通清明会这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尊重特定的历史景观和民众的主體性地位，还需要我们通过培育弘扬清明文化的社会土壤，让清明文化中所包含的遵循自然规律、倡导敬祖济贫、重视人际交流的优良风尚根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如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24]就着重谈到了非遗保护中社区的重要作用，为限制政府等居于强势地位的力量对非遗保护的过度干预，凸显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非遗传承人群的作用并保障其权益[25]，突出民众参与非遗活动的主体性和通过非遗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提供了伦理指导。因此，我们应该动员和整合多方社会力量，发挥基层社区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让元通的清明文化超越节日和地域局限，在新时代的社会土壤上更为坚实地生长，使其真正成为元通人生活中重要的精神财富和更多游客向往的乡土乐园。

值得肯定的是，让学生参与祭祀和巡游，可以通过还原和建构一种超越课堂的实践场域对下一代进行传统文化和礼仪规范的教育，避免同质化的现代教育制度对保护和传承非遗所造成的空间挤压。但我认为，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对他们进行润物细无声的文化宣传。如组织学生参观非遗基地、聆听关于清明会的讲座、参与社会实践，通过非遗进校园等形式将清明文化适当引入地方课堂等等，让清明文化濡化（enculturation）进他们的生活和心灵，避免他们只是将清明活动当作一项作业来完成。推而广之，当地政府在依靠自身力量积极打造元通清明会之外，还需要探索更多的途径，进一步鼓励、引导、整合民间社会团体，以社区为单位加强对元通清明文化的日常宣传，充分调动社会基层力量的参与热情，同时用好家庭这一重要的空间单元，不断丰富和创新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手段，让更多的民众得以感受到清明文化就在身边，从而为清明会的代代延续和声名远播培育更为坚实的社会土壤。

五、结 论

通过对元通清明会中祭祀祈福仪式和城隍巡游活动的分析，我们看到了政府借助对活动空间的支配，凸显出自身在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其虽未直接参与活动，但却在隐秘的后台用资金、人员、话语权主导着各种社会关系的生产和文化符号的建构，使得普通民众始终难以真正融入仪式和巡游之中。加之新打造的活动空间远离了河流，剔除了许多饶有娱乐性质的民俗活动，很大程度上割断了清明会与历史的联系，使其变为一种略显形式化和孤立的文化展演。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孤立的文化事象，对其的完整把握和活态传承，离不开其赖以生存的，包含了历史传统、共时环境、现场和社会文化背景的文化情境[26]。说到底，这种文化情境就是人、历史和社会土壤的交融体。

故而，我们需要充分发掘元通的地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在空间的生产和优化中重视民众的参与和实践主体性，尊重他们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自发形成的社会空间。另外，政府可以通过整合社区和基层组织的力量，对非遗活动空间进行更加人性化的改良，妥善处理现代与传统的关系，让结合了时代特色的清明文化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并借助元通和外界的持续交流与互动，不断提升元通清明会的影响力，打造一个苏贾笔下面向日常生活世界，融合了社会性、空间性、历史性、开放性和创造性的“第三空间”（third space）[27]，进而为新时代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保护和活态传承积累有价值的地方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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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SPACE BARRIERS I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CTIVITIES：

Taking Yuantong Qingming Festival as An Example

Zheng Shuofu

Abstract：Nowadays， social relationship in space have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anthropology and othe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owever， the issu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spac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s been relatively ignored. In the Qingming Festival in Yuantong ancient town， in western Sichuan province， the "blessing sacrifice and city gods parade" had problems such as the official over-dominance the ritual space setting， the obvious separation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event site， and the lack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historical inheritance of the event， and so on. Thus， we need to regai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Qingming Festival and the river， enrich the channels for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activities， and cultivate the social soil for promoting the Qingming Culture， optimize the cultural space of the Yuantong Qingming Festival， and highlight the public's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Qingming Festival. Furthermore， it will accumulate valuable local experience for the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such 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space; relationship; Yuantong Qingming Festival; public participati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责任编辑：陈家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