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俊

七月，时隔五年再度迎接属于奥林匹克的夏天。启程东京现场报道前，我惯例温故知新一些可能涉及的体育常识。中国体育史里被反复提及的“奥运三问”再度映入眼帘。

在内忧外患的清末，《天津青年》杂志于1908年伦敦奥运会后刊发了著名的“奥运三问”：中国什么时候能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我们的运动员什么时候能得到一枚奥运金牌？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能举办奥运会？这三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中国用了整整百年才给出圆满的答案。

作为一名报道国内外赛车运动十余年的记者，中国赛车圈近两个月的一连串积极消息使我少有地兴奋——CTCC中国汽车场地职业联赛在后疫情时代“重塑”，打造类似BTCC英国房车锦标赛的“中国大赛车周末”;周冠宇在FIA F2摩纳哥站冲刺赛摘得冠军;“F1七冠王”梅赛德斯签约13岁的西安少年崔原溥;叶一飞领跑含金量十足的欧洲勒芒系列赛LMP2组积分榜;保时捷成为首个在中国建立独立赛车贸易公司的国际汽车品牌。

中国赛车的春天真的来了吗？

老实说，在圈外人眼里这些都不算“事”。他们通常会以一个类似“奥运三问”的“F1的中国三问”来衡量赛车运动在中国的地位。三问分别是：中国什么时候能有车手参加F1正赛？我们的车手何时能捧起大奖赛的冠军奖杯？我们的国家何时能举办F1？按我搜寻的文献看，早在珠海国际赛车场筹建时，就曾有广东媒体提出了如此这般的问题。

“F1的中国三问”中最快作答的就是举办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