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岸

指挥

郑小瑛站在指挥台上，右手拿着指挥棒。她的手灵巧、柔软，善于表达感情，音乐家崇拜她的手，说她的手会唱歌。年轻时，她总穿一袭黑色长裙，身材高挑，举止优雅，“她指挥的音乐与她的容貌一样美丽”。如今，她年事已高，头发灰白稀疏，她用发卡在脑后别了一个髻。

郑小瑛是中国第一位女指挥，曾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在歌剧指挥这块，我是第一个。”她自豪地自我介绍。长久以来，指挥行业由男性主导，没有女性的立足之地。1930年，安东尼娅·布里克登上柏林爱乐乐团的指挥台，成为世界上第一名女指挥。在电影《指挥家》中，当布里克说她想成为一名指挥时，听众们笑作一团。

1987年，郑小瑛去美国丹佛市拜访布里克，布里克问她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你们中国是否歧视女指挥？”当得知郑小瑛不仅是指挥，还是国家歌剧院的首席指挥时，布里克眨了眨眼说：“你是幸运的。”

在交响乐团，对女性的歧视一直延续到今天。2013年，一位著名的俄罗斯指挥家说：“如果一个靓女站在指挥台上，那么乐队成员脑子里想的就不是音乐了。”他还说：“一名男指挥站在指挥台前，乐队的反应会更好。女人有了家庭以后，就很难保持当乐队指挥所需要的专注。”2017年，英国权威性古典音乐杂志《留声机》发布排名，在前50位伟大指挥家中，没有一位是女性。

而郑小瑛在中国的地位就显得极其特别。她成名很早。1960年，她被中央音乐学院选派到苏联留学，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交响乐和歌剧指挥。1962年，郑小瑛快毕业时，通过导师的安排，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了歌剧《托斯卡》，成为登上外国歌剧院的第一个中国指挥。新华社很快在国内发了通稿，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专门发电报祝贺她。她回国后，有记者这样写道：“谁说母雁领头飞不远？”

在毕业的结语上，苏联导师如此评价她：“郑小瑛具有非常清晰的音乐思维和富于激情的严谨……完全可以预见她从事指挥的光辉前景和她对其祖国交响艺术事业的发展将起到的作用。”

郑小瑛常想，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在我那个时代，西方的女指挥都还受着压迫呢！”她的苏联导师也不喜欢收女学生，除了郑小瑛，因为她“才华出众”。她的导师说，很多女指挥结婚后便不再工作，而培养一名指挥的成本很高。

郑小瑛收女学生有自己的标准：“我要考察一下，她的性格够不够坚强，那种性格很脆弱，人家瞪个白眼就哭鼻子的，最好不要当指挥。她一定要有比较坚强的性格，有宽广的胸怀，能够分清楚，哪些是细枝末节，哪些是大局。”

生病

郑小瑛晚年在厦门度过，她喜欢厦门的天气，风吹在身上很柔和。

去厦门之前，郑小瑛去医院做体检，被查出患有直腸癌，已经到了中期。

“很奇怪，我这个人好像有点儿麻木。我没有觉得这是多大的事儿，好像得了感冒一样，生病了那就去治病呗。”郑小瑛说。

她在医院住了4个月，因为化疗，头发掉光了。痛苦时，她会想起贝多芬——这个经历了巨大磨难却能激励人们的音乐家，想起他的《c小调第五交响曲》。在治疗期间，她碰到了一位乐观的大夫，他给了她很大的信心。她问大夫：“我还能当指挥吗？”大夫说：“当然可以。”

1998年，郑小瑛69岁，刚做完直肠癌手术，就去了鼓浪屿。在鼓浪屿，她和乐手们一起住在筒子楼。在去鼓浪屿之前，她戴着假发，出国指挥了一场音乐会。

2015年，郑小瑛再次被查出癌症，这次的病灶在肺部的上半叶。

“大夫一跟我说，要进行靶向放疗，我马上就接受了。很方便，又不用住院，连续5天，每天做半个钟头。他给我做完后第二个星期，我就排练去了。”郑小瑛谈论癌症就像在谈论一件微不足道的事。

讲座

郑小瑛恐怕是目前世界上仍活跃在舞台上的最年长的指挥家。她的指挥别具一格，这不是指她的台风多么出格，而是她对待观众的姿态，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与观众亲切、平等地交流，她真心希望观众能听懂音乐。

1978年，中央歌剧院恢复演出，开始复排歌剧《茶花女》。最开始，郑小瑛带着乐团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的影剧院演出。石景山有很多钢铁厂，来看歌剧的多半是工人及其家属。人们已经有多年没有看过歌剧，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歌剧是什么。郑小瑛走进乐池，没有人注意到她。《茶花女》的序曲非常安静，需要轻轻地演奏，可是底下的观众吵吵闹闹，有聊天的，有吃瓜子的，搞得乐手们不知道怎么开场。

年轻时的郑小瑛

“我很心痛，但是我不能怪他们，他们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想，我得想办法做点什么。”郑小瑛说。

她写了一张字条，贴在售票处，告诉观众，演出前，有一场20分钟的音乐讲座。怕没人来，她就在剧院门口吆喝。第一天没来几个人，第二天人数成倍地增加，第三天座位几乎坐满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观众需要。

在那20分钟，郑小瑛耐心地向观众讲授欣赏歌剧的方法，她带了一台录音机，播一段音乐，然后说：“大家注意听，这是序曲的主题，就是这个声儿，你们记住，每当表现爱情，表现悲剧，它就会出现。”

在交响乐的舞台上，指挥一般不说话。指挥走上舞台，背对观众，开始指挥，直至曲目完成。但郑小瑛打破了传统。在每首曲目演奏前，她面向观众，介绍曲子的时代背景，表达的思想和情感，如何在音乐中体会作曲家的情感，确保观众能够听懂，然后才转身，开始指挥。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

21世纪初，郑小瑛刚去厦门办爱乐乐团，厦门人不理解，说搞交响乐团干什么，又花钱，演奏的音乐又听不懂。在厦门，每周五，郑小瑛都会举办一场交响音乐会，最便宜的票价一张只要50元。她经常去厦门的大学义务演出。她仍然在演出前为听众讲解，因此她的音乐会总比一般的音乐会时间长，这逐渐培养了当地人进音乐厅的习惯。

程远从2008年开始担任郑小瑛的助理，在郑小瑛身边待久了，程远有时会忘记郑小瑛是一名指挥。程远有一次在新加坡观看演出，当指挥从休息室换完便服出来时，有4名穿着新加坡国服的女士走在指挥前面，为他拿鲜花、拎公文包。她想，这是一个国家对指挥的尊重。郑小瑛却一点儿架子也没有。有一次，郑小瑛换完衣服，接送演员的大巴已经开走了，她就自己抱着演出服，坐公共汽车回家。早年，日本广播协会来中国拍纪录片，看见郑小瑛正在骑自行车，觉得新鲜极了。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外聘的一名美国教授英健，是交响乐的忠实爱好者，每周都会去观看厦门爱乐乐团的演出。2001年的一天，英健经过乐团的排练室，被眼前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一间小房间，看起来只能勉强容纳参加排练的团员和他们的乐器，我正纳闷指挥要站在哪里——因为已经没有郑小瑛的地方了。她紧贴墙壁站着，小提琴的弓和指挥棒在空中飞舞，像在争自己的一席之地。团员们只能被排成长条，而不是常见的扇形，这使得其中一些人只能隐隐约约看见指挥。初夏的空气有些闷热，只有一两台电扇在墙壁上转着，为了不吵着别人，所有的窗户都挂着厚厚的窗帘。天啊！怎么会这样呢？在这样糟糕的条件下，他们如何工作？指挥甚至没办法让所有的人看清她的手势！连空气都是那样污浊，呼吸时很难受。”

这位热心的美国听众继续写道：“首席指挥——郑小瑛，她算得上世界最好的女指挥家之一。”

平等

2021年国际劳动妇女节那天，郑小瑛在网上发布了一篇文章——《30位华人女指挥的敬意》，并请人做了一段视频，逐一介绍如今活跃在舞台上的华人女指挥。她写道：“我要在这个向国际劳动妇女运动致敬的节日里，为曾经遭遇职业排斥，而今已获得歌剧、交响乐指挥职业资质的世界华人女指挥发声，使她们能公正地得到人们的关注。这就是我组织这次活动的初衷。”

郑小瑛知道自己是一个特例。直至现在，她仍是中国唯一在乐团担任过艺术总监、首席指挥的女性。在接受采访时，她直言不讳地说：“现在与我成长的年代不同了。在我们的男指挥身后，有一批女指挥给他们打底，做助理指挥，但没有人知道她们，因为她们在二线，不会出现在节目单上，这很不公平。所以我要找机会把这些女性写出来，让大家知道她们，让社会看到她们。她们是很优秀的。”

郑小瑛1929年出生在上海。她的父亲郑维是庚子赔款第二期的留美学生，母亲温嗣瑛是重庆人，曾在上海学体育，是中国最早的女子体育老师。那时，女性解放的主题是反对男人纳妾和酗酒，鼓励女性放小脚。温嗣瑛和郑维一见钟情，但由于二人的宗教背景不同，温嗣瑛的父母反对这桩婚姻，温嗣瑛就扛着被子，上了轮船，和家人断绝关系，跟郑维在上海结了婚。

在上海，温嗣瑛积极参加妇女运动，被选为中华妇女节制协会的董事长，做妇女解放工作，主要宣传男女平等。

也许是受母亲的影响，自幼郑小瑛就没觉得做女孩有什么不好，女人和男人有什么不同。之后，她在金陵女子大学上学，更加感受不到性别的压抑。直到进入社会，她才体会到传统的性别观念所带来的影响。

下放期间，领导把他们组织起来，去太行山的“三线工厂”进行慰问演出，几个人便扛着钢琴上山了。在山区，郑小瑛在台上指挥，工厂的女工在臺下看她。第二天，她们跑来找她说：“昨天晚上，你在台上胳膊那么一抡，大老爷们儿都得跟着你转，哎呀，好解气！”

“当时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突然感觉到，我一定要做好。我实现了山区姐妹们的梦想，那就是男女平等，女人也能做领头人。”郑小瑛说。

前两年，郑小瑛的族人修族谱，邀请郑小瑛作为郑氏后代题词，客家人仍然遵守着严苛的男尊女卑的传统，女孩的名字不入族谱。于是，郑小瑛题：“毛主席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郑小瑛说：“你们要是同意将族里的女性都列入族谱，那你们就用这个题词，否则你们就不要用我的题词，也不要录我，我要跟姐妹们一样。”

结果族谱印出来，增加了上过大学的女性的姓名，却没有算其他女性。可见性别平等不容易完全实现。

句号

在人生的暮年，郑小瑛开始为自己的一生做总结。除了指挥音乐会，她四处演讲，向大众普及音乐知识。从古典主义乐派到歌剧音乐欣赏，她一首一首地讲，这是她为听众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剩下的时间里，她想多译配几部歌剧，把意大利文翻译成中文，她说：“全世界都在用本国的语言介绍外国歌剧，唯独咱们中国人除外。”2010年，她办了一个歌剧中心，招学生排练中文歌剧，而且不收学费。她说：“如果因为钱而把有才能的人关在外面，那就太可惜了。”

很难再碰见郑小瑛这样的音乐家了，很多音乐家囿于自己艺术的领地，并不真正了解音乐和普通人的关系，而郑小瑛为什么不是这样的呢？

答案或许就在她的成长过程中。1948年，她19岁，不顾父母的反对，从上海出逃到解放区，在河南开封的文工团，正式成为一名革命工作者。短短的3个月里，她学习革命理论，批判旧的自我。工农队伍上街游行，人们光着膀子，胳膊上绑着有铁钉的皮带，把鼓敲得震天响，她觉得特别震撼，人和天地好像产生了连接，那是她在上海看不到的、对她来说完全陌生的音乐。

在文工团工作期间，她跟随中央访问团去广西采风。以前，她演奏贝多芬、肖邦的音乐时，总想：音乐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这些聪明人的脑子里蹦出来的吗？在广西的山上，陪他们采风的当地翻译和一个姑娘搭上了歌，两个人边走边唱，姑娘一直跟着他们。等到了住处，人们都睡觉了，两个人拉条板凳在门口接着唱。郑小瑛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但看他们眉飞色舞的表情，就很受感染。是什么东西让他们有这样的激情？郑小瑛想，这是生活的需要，音乐是他们的语言。“我当时就感受到，作为音乐家，不要太神气，音乐的灵感来自普通百姓。”

在解放区，郑小瑛树立了指引她一生的文艺观，“俄国作曲家格林卡说，音乐是由人民创造的，因此音乐应该反过来为人民服务”。

2016年，郑小瑛在一次世界合唱比赛上见到来自云南的坡芽歌书合唱团。这支乐团由一群普通的民间音乐爱好者组成，他们声音特别好听，而且有多声部，彼此配合得很和谐。她很震撼：指挥是怎么培养他们的？他们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却能够练出这么好的合唱。

2019年的秋天，郑小瑛来到云南的乡村，见到了这支乐团的成员。她问他们：“你们在合唱时最深的体会是什么？”有人回答：“合唱要懂得退让。”

那是一个让人陶醉的下午。他们早早地等候她的到来。见到她，他们拍着双手，唱起了迎宾曲。阳光打在歌唱者的脸上，这是让她奉献终身的人民，他们真实地与音乐相伴。郑小瑛看着他们，突然用手挡住眼睛，孩童般哭了出来。

（那时花开摘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