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简

人民街原本叫宗棠街，这名字显然是为了纪念左宗棠。在1876年至1880年，晚清重臣左宗棠收复新疆，曾兩次在酒泉肃州坐镇指挥作战。左宗棠之英勇，在当时年代的战略眼光和实际作为，实在是没落清王朝中难得的柱国人才。至于左宗棠当年是否在这里作过短暂停留，相关地方志上没有记载，但这并不妨碍酒泉这座古老的边城人们对左宗棠的敬仰。

所有的往事和现在，都不过是时间中的灰烬。类似左宗棠、李广、霍去病那样的人毕竟很少，大多数人，毕竟是庸碌凡俗的。但平民之所以生动，充满着蝼蚁般的活力与耐力，也是历史和人类生存发展之所需。

就像我，总是对这条街，充满着念想之情。

从我家出门步行一两百米，就到了古老的校场，大致是当年驻军部队日常操练的地方，其中有一个大戏台，先前的年间，还会有些秦腔剧团在其上演出，英雄将相，皇帝佳人，书生小姐，随着铿锵的锣鼓和滴滴答答的唢呐等乐器，想必也是热闹异常。

这条街的南北东，依次有很多的小巷子，毛细血管一般铺排开来，共和街、头道巷、二道巷、北市街、校场后巷……很多的小巷子就如同迷宫一般，初来乍到的人很容易迷路。我们给人民街的很多院落都起了独特的名字，桑树院子、高坡坡院子、茅房院子。我家所在的，叫作长道道院子。

这街上有很多繁茂的大树，往西上一道坡，坡两边也都住着人家，而坡上东西三条街巷里都有古老的左公柳。这些左公柳之粗，要一两人才能合抱得住，左公柳繁茂的枝丫铺天盖地地把小院拢在它的臂弯里。西北边地城市，树木本来少，人们也喜欢树，可是，其他的树木时不时地会被伐掉，而左公柳则几乎没人动。与左公柳相近的，是身材高大、遍布沧桑纹路的大白杨，这种树木，人们都叫它新疆白杨，在新疆和河西走廊一带，这种树很常见，每一棵都长得很高，但其中一些，也会长得弯曲。西北的沙漠戈壁地区，风大不说，而且风里还夹杂着尘土和石子，再坚强的树木，也难以在日复一日的风沙中挺直腰身。冬天的晚上，每当路过大杨树时，树上的乌鸦呱呱地叫着惊飞到另一面的树上，遇到雷电的天气，杨树庞大的身躯也像是发怒一般，发出哄哄哗哗的声音左摇右摆，从大树下走过的我总是以为它们会倒下来，会飞快跑回家。

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可以看见一棵高大挺秀的桑树，以及她庞大的冠盖笼罩的一所院落——位于我家斜对面的桑树院，是一所方形四合院，其中的房屋都有着木质的屋檐、精美的花格窗子，那棵长在院子中间的大桑树，高高地钻出了院子，像一把花伞一样的桑树枝丫在院落屋顶上伸展开来。

每到桑葚成熟的季节，街上临近院落的孩子都会去桑树院子里玩，桑树太高攀不上去，但那些成熟的果实会掉下来，我们就捡食地上的桑葚，每一次，都把手掌染得紫红紫红的，可还觉得非常快乐。

桑树院的旁边，有一家皮革厂。皮革，在西北来说，大致是经常见的。历史上，整个河西走廊地区，基本上都是游牧民族的驻牧地，汉武帝时期成为汉帝国的版图之后，不断地移民屯边运动，使得这一带逐步成了农耕与游牧混杂之地，羊、马、驴子和牛等牲畜不仅游牧者的后裔会养，即便是汉族人，也会养。因此，皮革厂的应运而生也就有了因地制宜的味道。可皮革厂的工艺技术可能稍微差点，经常会有不好的气味传到院子里来，对人的健康肯定是有影响的。皮革厂的院子里，长着一棵高大瘦削的槐树，与二中灯光球场里面的数棵古槐树遥相呼应，每年的五月，满街白色的槐花，随着或大或小的风，四处播散香味，我们这些小孩子，时常去摘槐花，拿回家洗干净，让奶奶给我们做槐花麦饭吃。

这种槐树，据说华北地区较多，有一种蜂蜜，就叫槐花蜜。但西北地区，最多的树木还算是沙枣树，这种树，很少能够长高，多是全身扭曲，像盘蛇一样，矗立在戈壁边缘。我们院子不远处，也有数棵沙枣树，每逢五月，春暖之时，沙枣树也开花了。与众不同的是，沙枣树的花朵如同小米，而且是簇生的。可是，沙枣树花的香味，可能是世界上最具有穿透力了。几棵沙枣树的花的香味，就可以招摇传播五六百米远，使得周边的一切，仿佛都有了芳香。

有一年，人民街院落里被风吹来的一棵椿树的种子发了芽，那棵椿树芽就在南边凉棚的角落里越长越大。窗户前的花池边，长着一棵很大的枸杞树，每到秋天，红红的枸杞惹人心疼。其实，在初秋，就可以摘下来吃了。那时候，日子虽然不算富裕，可是人人都还是爱美的，几乎每个院落都有花池，一到夏天，花池里开满了闹嚷嚷的海娜花、牵牛花和地雷花。其中，地雷花多是紫色和黄色。院里还有一个窄木条钉起来的方形大花盆，里面种了一棵夹竹桃，长得像棵树，初夏开出绸子样的桃红色花，盛开的夹竹桃花前曾拍过全家照。

我奶奶是一个养花高手，紫垂、绣球、五色令箭，摆满了她蓝色的木窗台，每到五色令箭开出水汪汪的渐变色的娇艳花朵，院邻和家人一边看着花儿一边夸赞，奶奶笑眯眯地站在一边，有时她一个人站在花盆边或是干脆端到地下仔细瞧，一边看一边夸赞。可是有一年花开时，她上街回来后，窗台上正盛开的令箭丢了，她叹息心疼了很长时间，常在人跟前说那盆丢了的花本来开得多好多好。

我家养过一只大灰猫，它不仅在院子里，也经常会爬上院子里的凉棚顶上去，有时候，会卧在奶奶的那些花盆下面睡觉。我五六岁的时候，衰老的大灰猫生了病，爸爸把它装进一个提包里送到几十公里以外的临水乡下。这只猫极具灵性，第一次送走后它跑了回来，爸爸又用同样的方式送走，可是第二次它依然跑了回来。第三次又把它送走，它再也没有回来。

从人民街向西几百米，是共和街水站，无独有偶，往东的岔路口也有一个水站。自来水还不方便的时候，我们总是到很远的水站去挑水吃。家里有一根长长的担水的扁担，到了水站，一溜铁皮筒子排着队，等一阵才能接到水，挑回家倒在水缸里头。等有了自来水的时候，那口黑色的大缸就用来腌酸白菜了。

每到夜晚，街上附近院落的孩子们都会跑出来玩，木头传电、鸡毛信，还有跳皮筋、跳房房、编花篮等。每年冬天，街巷到处是滑溜溜的冰滩，而在人民街往北连着的北市街有一大片宽阔又低洼的地方，冰滩又光溜又大，旁边是数棵高大的杨树，我会蹲在冰滩上，让两个同伴一边牵一只手拉着快跑，我们叫滑马儿，笑声响彻了街巷；也会打老牛（陀螺），一个又一个的木老牛在冰滩上欢快地旋转，不需要用鞭子使劲抽，等它转慢下来抽一两鞭子就好了，鞭子头儿是轮胎皮做的。而跳房房、吃子都是我最拿手的游戏，常常把别的伙伴赢得毫无乐趣。

院门口总有一堆沙，我们常常蹲在那儿往沙堆里挖隧道，到了深秋，那堆沙有些拉到院子中的花池里了，准备初冬埋压蒜苗，院里凉棚底下晾的豇豆茄皮也已收掉，而酸白菜还没有腌。

这时，院门口不知何时拉来一堆煤粉，爸爸和叔叔要和煤块。那时冬天寒冷，取暖是生活里的大事，他们要趁天热时拿皮管子给煤粉浇上水之后用铁锨搅和匀称，把装在铁模子里的湿煤粉用工具墁平整后晾在院门口，再三嘱咐我们不能踩碎，而我总是忍耐不住好奇心，会在煤块还未干的时候，用木棍在上面画上一笔又一笔乱七八糟的画。等干后，这些煤块就会被搬进院子里南面的凉棚底下码得整整齐齐，等到冬天时烧炉炕时用，火炉里一般是不烧这些煤块的，烧更好些的从新疆拉运来的天然块煤。

冬天的冷，令人刻骨铭心。

夏天，则是西北最欢快的季节，几乎所有的草木都会鲜艳起来，雨也开始增多。因为雨少，就觉得稀罕，每当天空中落下雨滴，我们从来不躲，反而跑到二中操场的水洼里去淋雨、踩雨。二中宽阔的操场里虽铺了沥青也是凹凸不平的，凹进去的地方积了雨水，就像是流过干燥城市的小溪流，我们穿着布裙子和彩色的塑料凉鞋，把布裙子挽到了膝盖上，兴奋地站在凹进去的水洼里，一边儿跺着脚，一边看水花四处飞溅，嘴里还唱着：“雨、雨大大下，河里的娃娃不害怕……”只有我们三五个孩子的吵闹声回荡在空旷的操场。到了中午，我们就去二中的花圃前捉蝴蝶，把它们装在塑料袋里，拿回去压在玻璃板下当了标本。

也有时候，自己跑去本来就已有很多孩子在那里玩。我们比赛翻双杠，有好些很有难度的动作，也有两人从最矮的双杠一边同时撑起来跳下去，然后一个捉到另一个为止，那个最矮的双杠头上被手磨得光溜溜的，而最难的是从天梯一边儿攀到另一边了，每次攀的时候总有别的孩子看着，也就不好攀到半中腰之后再跳下来。

二中的大教室有的窗户插销是坏的，轻轻一推就可以打开。

我们就会从窗户里翻进破旧的教室，教室里空荡荡的，实在没有啥好玩的，但是我们围在脖子里的红纱巾一头拿皮筋扎了一朵大花裹在头上，玩过家家，当新娘子，而教室则被当作新房。暑假一过，每到上放学的时间，这条街上就满是背着书包的学生。但县二中那时候却不是什么好学校，整条街的人都知道，二中里面的学生很调皮，学生们不听老师的课，整堂课都吵吵闹鬧的，老师们总在吵闹中讲完了事。我虽然爱去二中玩，心里想自己将来一定是不要到这所中学去读书的。

二中附近校场里的灯光球场也是一处我们经常去玩儿的地方。

那时候，灯光球场和校场一样，都是城里举行重大集会的地方。每年也会来一两个马戏团或是杂技团。马戏团的帐篷多搭在校场里，杂技团多在灯光球场表演，记得看过数次在圆形笼子的铁网壁上骑行的杂技表演。而这里也有过多次稀奇古怪的各种展览，带着新奇和恐惧的心情看过蟒蛇展览，一条条蛇装在大玻璃瓶子里，还有舞蛇的人身上缠着一条粗壮的大蟒蛇。

小城里的各种文艺汇演和每年的大合唱都在灯光球场进行。

灯光球场也给了我一个小小的舞台。

在这儿，我得过一次三好学生奖状。也是在这儿，穿着辛苦借来的白衬衫红马甲蓝裤子，和同学们一起朗诵诗歌，也还满脸涂上厚厚的油彩，饰演一个卖鸡鸭鱼肉的货郎，同学们说还像模像样。可后来我们才知道，灯光球场也是经常召开捕判大会的地方，若有死刑犯宣判过后，会从灯光球场押解出来，拉上大卡车经过校场后门去刑场，我们从灯光球场急急忙忙出来赶到校场后门挤在人群里观望那些临刑的人。

对灯光球场的最后一次记忆是2000年之初，那时候的小城也像南方一样是彻底地开放了，来了一个巴西热舞团表演南美风情舞蹈。门票上印着栗色皮肤的女郎穿着比基尼，演出那天，小小的灯光球场挤满了人，演到一半，看门的也不知哪去了，不断有人拥进来，我站的那块看台上身后不远是东北门，由于拥挤，一股又一股人流突然如波浪般左右晃动，终在恐惧里看完，等待人潮散去，那次演出后，灯光球场就彻底关闭了。

多年后，我再带自己的孩子去那儿，它成了一个热闹的健身广场。

我家搬离后，一些老院邻却一直生活在人民街，我记忆最深的是他们。第一个，是住在人民街东头的王裁缝，他和我奶奶都是县城被服厂的职工。他那时候还很年轻，而我奶奶却早就退休了。王裁缝的媳妇名字叫彩娥，是城里大肉铺子的主任，高兴的时候就听到她拖着长长的声音，脆生生地从里屋喊王裁缝的小名：“小峰、小峰”，听着有点肉麻。我奶奶用方言形容她叫人的声音是“喳唠唠滴”，彩娥一旦不高兴，又使劲叫喊还摔碟子砸碗，隔道墙也能听见她的声音。两口子动不动就又吵又打，也不避讳院邻。有一次，奶奶带着我去王裁缝家劝架，我看见他家锅扔在砖地上，锅盖滚落在大立柜旁边，王裁缝躺在地上，口吐白沫。

他家有两个儿子，虎虎和军军，虎虎比我小一岁，王裁缝一见我就开玩笑：长大给我家虎子当媳妇吧，我不吭声也不懂得害羞，但是稍大一些的时候就想，我才不喜欢你们家的虎子呢。是的，我一点都不喜欢虎子，也从不和他玩。军军很调皮，经常把邻居的东西搞坏，有一次放学，他爬上路边一个没有熄火的手扶拖拉机玩，结果脚被卷到了拖拉机皮带里，把两个脚趾卷掉了，彩娥和王裁缝把军军送到医院住院急救，回来后俩人就开始在院里又嚷又吵，彩娥高声责骂王裁缝没有照管好孩子，整整骂了一下午。听奶奶说，王裁缝是孤儿。彩娥大概忙碌之余心生埋怨，觉得没有人给他们带孩子吧。

20世纪90年代初，王裁缝在人民街院落他家的凉棚底下又盖了一间房子开了裁缝铺，那时候裁缝铺子少，王裁缝的生意非常好，裁缝铺的裁剪案子上堆满了各色布料，屋顶上挂满了做好的各色衣衫。我也找他缝衣服，缝好后觉得他手艺很一般，钱是不会少收一分的。忙不过来的王裁缝又招了学徒，一个大眼睛红脸蛋的乡下姑娘，姑娘总是一根辫子斜搭在肩上安静地爬在缝纫机上。王裁缝生意越来越好，可是两口子的架却吵得越来越厉害，待我家搬出人民街不久，听说王裁缝和媳妇离了婚，又和自己年轻的学徒丫头结了婚，多年后在街上碰见他，他穿着一个花哨的半袖衬衫，一张嘴那两颗铝皮包的牙齿还在，手上戴着个大大的金嵌宝石戒指，见了我和父亲他特别热情。

第二个是隔壁丽丽有位大伯，方言叫大佬，整个院落的人都喊他杨大佬，没人知道他的名字。杨大佬是残疾人，一条腿瘸着，一只胳膊总是挽着缩在袖管里。面色黝黑的他一年四季穿着一套灰色咔叽面料的旧衣衫，戴着一顶晒得发了白且帽衫歪扭的帽子，他在搬运社干活，每天跛着一条腿拉着他的架子车进进出出。

杨大佬和丽丽一家生活在一起，丽丽的爸是杨大佬的亲弟弟，是一家厂子的厂长。杨大佬住在丽丽家伙房边一间单独的房子里，他从不和丽丽一家在一起吃饭，总是一个人盛了饭在小房子门口坐个板凳自己吃。每日进进出出，似乎他谁也不认识，像个哑巴般从不和院子里的人说一句话，对院子里的人来说他就像是空气一般。

我家搬离后，偶然间听说，丽丽的爸突然得心脏病去世了，我在街上却时常看见杨大佬，他穿的还是那套衣衫，只是络腮胡子有一些花白，其他都和过去没有变化，他在城中繁华地段的一家药店门口摆了个秤，坐在药店门口懒洋洋地晒着太阳，过往的人稱一下体重会收五毛钱。

几次路过杨大佬的秤，我都过去称了一下体重，那时我很瘦，体重恒定在44公斤，但是见了店门口杨大佬心中总有一种很复杂的说不清的心绪，称完给他五毛钱，他半眯着眼收了钱，看也没有看我一眼，竟然一点都没有认出我来，我心里有些失望地想，他从来都没有记住我。后来杨大佬的称摆在了城中的夜光杯广场。有几次，我带孩子去那里玩耍，看见杨大佬竟然在和身边的人聊天，而且是不停地说话，那是我自小见过他后，首次看见他的嘴巴一张一合动弹，我很惊讶，站在远处仔细看他，他脸上带着微微的笑意，一边聊天一边儿晒着太阳，很满足的样子。心里突然想，虽然曾经和他做过邻居，我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了解，曾经他把我们也是当作空气的。他也有自己的生活圈，在街边摆摊的那些人群里，他显然看上去是满足惬意懒散的。杨大佬到了八十多岁才去世，街上摆在药店门口的称也都变成免费的了。

十多年前，人民街拆迁，老院邻们搬到了城市的各处，但他们的身影似乎嵌进了人民街的记忆深处。

人民街建起了大型商业广场和高层住宅，车水马龙，灯火辉煌，它引领着这座西北城市的时尚和潮流。可有谁还会想起曾经的它只是一条土渣渣的街巷，但街巷里有那个年代西北小城人们最真实而又亲切的现实生活。我在这座城市再也找不到相同的一棵树、一只灰猫……我们在街巷里那些细碎的生活方式也随之远去了，它们在记忆深处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有时，我真想请人把那条街和老院落曾经的模样画一幅画儿让我仔细再看看才好。也很想让很多人都记住它曾经的样子呢。

责任编辑 杨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