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迎春

谈论“新世纪小说二十年”这样的话题显然是危险的，不只是因为距离太近而面临可否梳理总结的争议，也是因为新世纪以来的二十年中，文学乃至整个社会经历的分裂已经使得这种带有文学史性质的论述显得荒谬而无效。

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将文学史触角延伸到新世纪，其中阐释了目前通行的较为重要的论述。他坚持纯文学的审美观念，坚持以文学发展作为现代性进程的反映来解构文学史，因而他对新世纪之后文学现场的观察便是“多元分化格局与个人化写作”[1]，不能不说是极为准确的。与此同时，他也关注到了在边缘空间耕耘的自在写作，关注到了仍然是文坛重镇的乡土叙事。

不得不说，虽然新世纪二十年的小说不论书写主体、书写主题、书写形式都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新世纪伊始，文坛显然还处于20世纪的文学惯性中，乡土叙事仍然占据文学创作的半壁江山。在新世纪最开始的十年中，莫言先后推出《檀香刑》《生死疲劳》《蛙》，贾平凹则有《怀念狼》《秦腔》《高兴》《古炉》，阎连科有《受活》《丁庄梦》《风雅颂》，王安忆有《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遍地枭雄》《启蒙时代》，刘震云有《手机》《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铁凝有《大浴女》《笨花》，张炜有《你在高原》……他们是当下文坛真正意义上的“扛鼎作家”。而他们推出的作品中，乡土叙事显然占据主导地位，且在艺术水平上堪称他们的代表作品。他们此时早已都是弓马娴熟的知名作家，他们的乡土叙事也在早年单纯的对乡土的赞美或批判之外，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有对传统复归的辩证考量，也有对不同形式的生存正义与审美观念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