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美玉，罗 明，吴庆田

（中南大学商学院，长沙 410083）

一、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强调，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注重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是教育、社会保障、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还存在规模不高、质量不高、均等化程度较低等短板。《“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指出，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向均等化发展，不仅可以增进人民福祉，也可以增强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的获得感。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建成的社会保障体系涵盖了养老保障、医疗保险、生活住房等诸多方面。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覆盖人数分别超过9亿人和13亿人，居民预期寿命由1981年的67.8岁延长至2019年的77岁。但随着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后，预期寿命延长表现出的低死亡率现象和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低生育率现象更加凸显了老龄化问题的严峻性。截至2019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率已经上升至12.6%，为此，我国正面临着经济发展与老龄化不匹配的重大挑战（李乐乐、杨燕绥，2017）[1]。老龄化率增长同时伴随着诸多的经济、社会问题。其中在劳动力供给、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领域的表现较为明显，最终影响地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龚锋、余锦亮，2015；李乐乐、秦强，2020）[2-3]。首先，人口老龄化加剧直接表现形式为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和老年抚养比的提高，为此，政府也需将更多的资金投向养老保险，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再者，由于老年群体相较于年轻群体而言需要消耗更多的医疗资源，所以政府的医疗卫生支出也将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增加。随着老龄化的继续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由2008年的6 460.01亿元增至2018年的25 827.54 亿元，年平均增幅高达39%；而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由2008 年的2 710.26 亿元增至2018年的15 412.90亿元，年平均增幅高达56%。可见，人口老龄化成为影响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分税制改革带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分权和行政集权助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分税制改革导致的财权上移中央、事权留置地方的弊端不仅使得地方政府存在“天然型财力缺口”，同时也使得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民生性投资中更偏向于前者（孙开、张磊，2020）[4]，从而形成“竞争型财力缺口”（洪源、张玉灶，2018）[5]。这两种财力缺口都将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使得地方政府将财力投资于基础设施领域以期快速带动经济增长，从而限制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增加。因此，本文也将财政压力考虑为影响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重要因素。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国情，并在未来一段时间仍有继续向纵深发展的趋势。与此同时，财权事权不匹配带来的财政压力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影响深远。那么人口老龄化和财政压力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是什么？其影响机制又是什么？本文将利用2008～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人口老龄化、财政压力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三者间的经济学计量模型进行理论验证。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现有文献主要关注人口老龄化或财政压力对国家整体财政状况的影响，而鲜有对具体财政行为的研究，因此本文将视角转向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并将人口老龄化、财政压力和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纳入统一框架，试图解释人口老龄化和财政压力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机制。同时，根据区域经济差异，将区域异质性因素纳入研究当中，更好地揭示老龄化、财政压力和基本公共服务三者间的内在影响机制。

二、文献综述与假说

现有研究中，有关人口老龄化或财政压力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影响的文献颇为丰富，但尚无学者将三者纳入同一框架中研究其内在影响机制。现有文献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人口老龄化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的研究；二是财政压力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的研究。

（一）人口老龄化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

近年来，人口老龄化问题深刻影响着海内外许多国家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情况。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已经通过增加养老金、养老保险以及医疗费用等使得美国、日本等国家面临财政赤字扩大的财政困境（Ronald&Ryan，2002；Faruqee&Mühleisen，2003）[6-7]。Ewijk et al.（2006）[8]的研究同样发现，荷兰的人口老龄化加剧使得养老金、护理费用的增加大于税收的增加，最终使其财政可持续性面临挑战。Candelon&Palm（2010）[9]指出正是老龄化带来财政支出的急速增长，从而加快了欧洲债务危机的到来。Sanz&Velázquez（2007）[10]的研究指出，“经合组织”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其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带来了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支出的增加，并且前者增长速度较快。Kotera&Okada（2017）[11]基于12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发现，人口老龄化会显著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

受人口老龄化影响，中国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社会保障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增长迅速成为中国财政支出增幅高于财政收入增幅的重要影响因素，从而使得财政赤字率逐渐变大，并在2015年达到3.37%后一直居高不下（朱墨蕤、严明义，2019）[12]。人口老龄化加剧意味着老年人群体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劳动力市场的有效劳动力也将逐渐减少。这种人口结构逐渐失衡的现象将直接影响到财政收支结构，进而增加养老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最终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张鹏飞、苏畅，2017）[13]。李乐乐和秦强（2020）[3]提出老龄化程度加深会带来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随着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负担会更重。人口老龄化问题不仅体现在养老金和老年人医疗费用支出大幅度增加方面，同时也体现在旅游、护理、身心、娱乐、工作等多样化的需求方面，这均给社会保障增加了负担。因此，黄晓薇等（2017）[14]指出预期寿命的延长增加了高龄老人的占比，在人口总数基本稳定的状态下，高龄化会使得全社会的劳动供给进一步降低，养老、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增加的同时也加重了“老龄化成本”。王云多（2020）[15]研究指出，老龄化不仅会降低劳动力的供给，带来社会产出的减少，而且老年人过度依赖医疗卫生、护理也会加重社会的经济负担。张鹏飞和仇雨临（2019）[16]指出人口老龄化意味着退休人数的不断增加，因此社会保障支出中的养老保险会随之增加，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中的医疗护理支出也会随之增加。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人口老龄化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财政压力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

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一般指地方政府收入少于支出时所产生的压力。财政压力常常与财权事权的匹配问题紧密相关，主要由收入的减少或支出的增加所导致。Maurice&Mauric（1997）[17]基于财政压力视角的研究表明，不论是从理论假设出发，抑或是从实证分析考虑，财政分权改革均赋予了地方政府过多的事权，同时使得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方面如牛负重，最后扭曲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Bucovetsky，2004）[18]。Han&Kung（2015）[19]研究发现企业所得税留存率下降带来的财政压力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从而使得地方政府会增加该地区的商用地出让金，同时也更青睐于基础设施等投资性支出（Li&Zhou，2004；Qian&Gérard，1998）[20-21]，从而达到吸引资本流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效果。黄凤羽和吴奇（2019）[22]研究指出地方承担了部分本属于中央分内的事权，在中央和地方的共同事权责任中，中央支出责任过轻，因此中央政府需要承担更多的财政事权，并强化其财政支出方面的责任。这也使得地方政府需要通过降低地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从而用来应对财政压力的增加。类似地，傅勇等（2007）[23]通过研究省级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指出在投资过程中，相较于人力资本和公共服务投资，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建设性投资。另外，张原和吴斌珍（2019）[24]提出当财政压力增大时，地市级政府可以通过调整多种收入政策工具来基本维持本级财力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增长，但财政支出同样倾向于增加基建支出。余靖雯等（2018）[25]将视角投向财政压力影响下县级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研究结果显示，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下降幅度和财政压力呈正向关系，其中教育支出下降幅度更甚。孙开和张磊（2019）[26]同样指出，当地方和中央间的权力和责任不匹配时，财政压力增加的后果便是降低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偏向。此外，黄国平（2013）[27]研究指出，财政分权影响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即基本建设支出更受财政支出的青睐，而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则不然。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财政压力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三）人口老龄化与财政压力

从上述假说可知，人口老龄化和财政压力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是反方向的，那么在人口老龄化和财政压力二者共同影响下，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又将如何变化？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养老、医疗等方面的财政支出也水涨船高，进而增加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而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增加可能会加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缺口，进一步加大地方财政压力。反之，财政压力的增加会使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左支右绌，进而限制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减缓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速度，最终可能影响人口的预期寿命和生育意愿，最终延缓人口老龄化的步伐。

因此，本文提出假说3：人口老龄化和财政压力的共同作用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三、计量模型、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探讨人口老龄化和财政压力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首先为探究人口老龄化和财政压力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直接影响效应，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样本包括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选取时间为2008～2018年。pl表示各省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aging表示各省人口老龄化情况，fp表示各省的财政压力。此外，本文选取了城镇化率ur、人均地区生产总值pgdp、人口规模pop、固定资产投资fa以及对外开放程度open这5个变量作为控制影响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其他重要因素。

其次，为考察人口老龄化和财政压力共同作用下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变化情况，在式（1）的基础上加入人口老龄化和财政压力的交互项aging×fp。根据所求出的变量fp和变量aging×fp的相关系数为0.944。因此，从消除多重共线性的角度出发，在含有交互的回归模型中将fp变量删除。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此外，为了更好地考察人口老龄化和财政压力对不同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将全国划分成高经济发展水平组和低经济发展水平组，并分别在上述计量模型中分组进行探究。

（二）变量选取及度量

1.被解释变量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提出是为了保障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面前享有同等的机会，因此为了实现该目标，需要对其内容在操作层面上进行界定。基于我国现实情况考虑，大致选用基础性、广泛性、紧迫性和切实性四标准进行界定。其中，基础性意味着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的公共服务，它们的普及程度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广泛性意味着社会中每一个居民或者每一个家庭均需要的公共服务；紧迫性意味着与广大民众直接相关，为民众急切需求，事关民众最基本、最现实利益的公共服务；切实性意味着与当下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为政府实际财政能力所能承受的公共服务。根据上述分析，目前与我国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主要涉及教育、医疗、就业以及养老保障等方面，并且这些方面同时也是亟需国家提供与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内容。其中医疗和养老事关居民的基本生存权，而教育和就业事关居民的未来发展。因此，本文选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三项支出之和的占比来表示各省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情况。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的核心解释变量分别为人口老龄化和财政压力。其中人口老龄化用各省65岁及以上人口数占其人口总数的比重来表示。对于财政压力，其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财政收不抵支，即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难以满足其辖区事权所需的财政支出，从而形成财政缺口。因此，可以用财政缺口大小来衡量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大小，故本文用各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之差占其GDP的比重来表示财政压力情况。

3.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控制了以下因素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

（1）经济发展水平因素。首先是人均GDP 的自然对数，各省份人均GDP 的高低意味着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而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结构密切相关；其次是固定资产投资，其主要部分源自财政支出，并且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本文借鉴詹新宇和苗真子（2019）[28]的做法，用各省份固定资产投资占该地区GDP的比重来刻画。

（2）人口因素。首先是人口规模，用各地区年末人口数来表示。其次是城镇化率，即各地区城镇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例，城镇化率是用来描述城市人口聚集的程度。城镇化的发展可以推进公共设施的提供，发挥规模经济效应，降低基本公共服务的人均成本，从而影响到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

（3）区域发展特征。本文在区域发展特征方面选择的控制变量为对外开放程度，用各省份进出口总额来衡量。投资、消费、出口作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三者相互影响，因此，进出口总额的多少必然影响财政支出结构进而影响基本公共服务支出。

（三）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2008～2018 年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作为实证分析的数据基础。因为2007年财政部进行了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导致数据统计口径发生变化，所以本文数据从2008年开始选取。本文的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统计年鉴。在数据处理方面，本文对部分数据进行了1%和99%水平上的Winsorize缩尾处理。表1报告了各变量的统计特征。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此外，考虑到模型变量之间的共线性，本文检验了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如表2所示。从表中可知，解释变量fp和交互项aging×fp的相关系数为0.944。因此，为了防止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共线性而影响回归结果的准确性，在进行交互项模型回归时，需要将财政压力变量从模型中删除。

表2 各解释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1.全国层面回归分析

本文在探究全国范围内人口老龄化和财政压力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时，分别使用混合回归（PLOS）、固定效应回归（FE）和随机效应回归（RE），不同模型的回归结果分别见表3 第（1）、（2）和（3）列。面板设定F检验p值为0.0000，表明相较于混合面板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更优。LM检验p值为0.0000，表明相较于混合面板回归模型，随机效应模型更优。因此，不能使用混合面板回归模型。而Hausman检验p值为0.0000，表明相较于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更优，所以对国家层面进行回归时，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

由表3 第（2）列为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据结果可知，人口老龄化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具有正向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深，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越多，支持了假说1。财政压力系数为-0.114，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财政压力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具有负向影响，因此支持了假说2。在控制变量中，城镇化率和对外开放程度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具有正向影响，并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城镇化水平越高、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越高。而人均GDP、人口规模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具有负向影响，分别在1%、1%和10%水平上显著，说明人均GDP数值越大、年末人口数越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越大，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越小。

表3 全国层面基准回归结果

2.分地区回归分析

在经济发展方面，我国东西部地区差距较大，南北部地区也高低不等，因此不同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差距颇大。为此，本文从地区异质性角度进一步探讨人口老龄化和财政压力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情况。本文根据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人均GDP 的情况，将人均GDP 大于并等于样本中位数的地区作为高经济发展水平组，反之则为低经济发展水平组（贾俊雪等，2016）[29]。在此基础上对两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处理，同样进行面板设定F检验、LM检验和Hausman检验，表明高经济发展水平组和低经济发展水平组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更合适。估计结果分别报告在表4 第（1）和第（2）列。

从表4 第（1）列结果看，高经济发展水平组人口老龄化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显著为正，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假说1得到了验证。财政压力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显著为负，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高经济发展水平组财政压力会减少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假说2得到验证。在控制变量中，城镇化率和对外开放程度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影响分别在1%和5%水平上显著为正，人均GDP 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影响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人口规模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影响不显著。从表4 第（2）列结果看，低经济发展水平组人口老龄化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不显著，假说1未得到验证。该现象可能是因为该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受到约束，导致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较低，最终使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不显著。而财政压力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即财政压力抑制了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支持了假说2。在控制变量中，城镇化率和对外开放程度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影响均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人均GDP 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影响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人口规模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影响不显著。

表4 高、低经济发展水平组基准回归结果

3.交叉项回归

接着将人口老龄化和财政压力的交叉项加入模型进一步考察人口老龄化和财政压力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交互影响效应。同样进行面板设定F检验、LM检验和Hausman检验，表明全国、高经济发展水平组和低经济发展水平组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更合适。其结果分别报告在表5第（1）、（2）和（3）列。

从表5第（1）列看，全国层面上交互项ag⁃ing×fp的系数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人口老龄化和财政压力共同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显著为负，支持了假说3。从第（2）和（3）列看，高、低经济发展水平组交互项的系数同样均为负数，分别在5%和1%水平上显著，说明高、低经济发展水平组人口老龄化和财政压力共同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显著为负，同样验证了假说3。并且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及其显著性水平可知，相较于高经济发展水平组，人口老龄化和财政压力共同对低经济发展水平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作用程度更大。

表5 全国及高低经济发展水平组交叉项回归结果

（二）内生性处理及SYS-GMM估计

上述模型选择的数据属于静态面板数据，其中存在上一期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影响下一期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可能。因此，本文选择换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继续研究人口老龄化和财政压力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构建模型如下：

构建上述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需要考虑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另外，财政压力的增加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增加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同时，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增加也会带来政府财政支出增加，进而影响到财政压力。故本文认为核心解释变量财政压力和被解释变量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可能。因此，针对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了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来进行估计。

基于SYS-GMM 对式（3）、式（4）估计的全国层面人口老龄化和财政压力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影响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从表6汇报的AR（1）、AR（2）和Hansen J检验可知，系统广义矩估计的使用是合适的。从表6 第（1）列看，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全国层面人口老龄化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财政压力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分别验证了假说1和假说2。从表6第（2）列看，加入交互项后，人口老龄化和财政压力共同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效应显著为负，假说3同样得到了验证。

表6 全国SYS-GMM回归结果

五、进一步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的影响机制探究

上文考察了人口老龄化、财政压力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鉴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涵盖了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以及医疗卫生支出，因此在该部分，进一步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探究。故本文分别将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以及医疗卫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对式（1）进行回归，同样进行面板设定F 检验、LM 检验和Hausman 检验，回归结果报告在表7。

表7 分类回归结果

由表 7 可知，第（1）、（2）和（3）列人口老龄化系数分别为负数、正数和正数，且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人口老龄化对教育支出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对社会保障和就业以及医疗卫生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对教育支出具有“挤出效应”，同时也会增加社会保障和就业以及医疗卫生两方面的财政支出。财政压力对教育以及医疗卫生支出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对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财政压力的增加会降低教育支出以及医疗卫生支出，但会增加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比。值得注意的是，老龄化对教育支出的影响以及财政压力对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影响与前文不同，但是结合分类回归系数绝对值的大小和各项支出占比大小可知，老龄化和财政压力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仍符合前文结论。另外，需要强调的是，老龄化加剧和生育率降低往往并行不悖，因此，在老龄化对教育支出的负向影响效应中，不能忽视低生育率会影响青年人口数量进而抑制教育支出的可能性。但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分析可知，相较于老龄化率的增加幅度，出生率的下降幅度较小，并且随着国家对教育质量的高标准、严要求，出生率小幅度降低带来的青年人口数量的变化难以显著抑制教育支出。因此，在人口老龄化增加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同时，需要着重关注老龄化对教育支出的“挤出效应”。

六、结论及建议

本文结合当下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程度加重和财政压力加大问题的实际，以2008～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人口老龄化和财政压力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本文分别考察了全国和高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人口老龄化和财政压力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直接影响效应，同时也考察了人口老龄化和财政压力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交互影响效应。最后，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对假设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1）在全国和高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重显著增加了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但是对低经济发展水平组地区的影响不显著。（2）在全国和高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财政压力的增加显著降低了基本公共服务支出。（3）人口老龄化和财政压力对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支出均具有不同方向的显著影响。具体而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会降低教育支出占比，同时会增加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支出占比；财政压力的增加会降低教育、医疗卫生支出占比，同时会增加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比。（4）在全国和高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人口老龄化和财政压力共同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

上述结论对处于人口老龄化和财政压力双重背景下的政府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第一，完善我国人口生育政策，改善生育水平，提高生育意；充分释放老年劳动力，推进老年人经验“再就业”，并且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加剧的主要由低的生育率和高的居民预期寿命所导致，进而促使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增加。因此积极应对生育率下降带来的低出生率和预期寿命延长带来的高龄化人群增多是趋势所在。第二，根据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权程度，强化中央在养老保险、养老医疗等方面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同时，采取扶植政策，促进老龄化、智能化产业的发展，进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三，持续加大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特别是教育方面的财政投入力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程度有加无已，满足公众对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需求，是补齐财政事权短板、完善政府支出结构的主要着力点。另一方面，教育投入水平是影响科技创新的重要因素，应该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为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