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远发，朱春霞

（西南财经大学a.社会发展研究院；b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成都 611130）

一、引 言

近现代人口转变经历了以死亡率下降为主到出生率下降为主、再到以人口迁移和流动为主的变化过程（段成荣等，2019）[1]。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流动趋势更加明显，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2020 年我国流动人口为37 582 万人，比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增加15 439 万人，增长69.73%。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后文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全球化时代带来的人口流动性（mobility）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使原本下行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甚至出现了一些“逆全球化”的杂音。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各国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封锁措施，国家内部和国际跨境人口流动或迁移严重受限，这无疑会给移民群体带来诸多方面的影响，也对人口迁移的学术研究和管理服务带来新挑战。

在疫情初期，关于人口迁移与新冠肺炎疫情的研究多集中于人口迁移或流动对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的实证研究（Li Xiaojiang 等，2020[2]；梁泽等，2020[3]），但随着疫情的持续发展，疫情影响下移民的回迁问题（Mukhra，2020）[4]以及移民和难民的健康不平等（Machado ＆ Goldenberg，2021）[5]、粮食安全（Smith ＆ Wesselbaum，2020）[6]、生计和“污名化”（Guadagno，2020）[7]等问题反而引起广泛关注，同时气候变化、人口迁移与公共健康这一更顶层的问题成为讨论的热点。新冠肺炎疫情是气候变化危机的缩影，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人们加强了国际上对于气候变化的共识（Jiao Nianzhi等，2020）[8]。然而，人口迁移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一种有效策略，在此次疫情中经历了怎样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