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萍，卢旺达

（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西安 710119）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就业，推动了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但与此同时给农村的发展带来了诸多严重的问题。由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量流入，农村变得萧条，产业凋敝，土地撂荒，空心村、老年村问题严重。目前，城乡发展不平衡就是最大的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就是最大的不充分，三农问题已成为我国实现现代化和伟大中国梦的短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刻不容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人力资源是乡村发展的关键因素。产业的振兴离不开人力资源的支撑，缺乏人力资源，产业难以发展，建设也难以启动。乡村人力资源流失严重是阻碍乡村振兴的根本原因，因此需要凝聚人力资源去推动产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是凝聚人力资源的一种有效途径[1]。

就地转移是指农村劳动力从农业生产部门就地就近向非农业生产部门转移，从而在不离开生活地域的情况下实现生产领域的转移，能降低转移成本和风险，解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年人问题，缓解农村人力资源流失。同时就地转移有利于增加农民的收入，拓宽农民的就业途径，发展二、三产业，调整农村经济结构，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两种模式[2]。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实施解放了大量农村生产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早期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很多就业岗位，大部分农村劳动力选择就地向非农业产业转移；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对于农村劳动力的吸收能力逐渐趋于饱和状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镇转移。这两种转移模式伴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始终。

有研究表明，农民在进行转移就业时首先考虑就地转移就业，在无法于本地实现非农就业的情况下才进行异地转移[3]。就地转移不仅受到个人特征、乡村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还受到社会、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影响。人是社会的人，对于人行为的研究要放入其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中去考虑。因此基于嵌入性理论，从农村的风俗习惯、文化信仰、生活氛围、社区建设、政治制度等方面去研究劳动者的就地转移很有必要。这也正和乡村振兴的20字方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相契合。

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是乡村振兴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从嵌入性视角出发，基于认知嵌入、文化嵌入、技术嵌入、结构嵌入和政治嵌入的分析框架全面地探讨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影响因素，是对影响劳动力就地转移因素的细化与补充。宏观上，本研究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缓解农村人才流失，从产业、生态、乡风等多方面促进乡村振兴有政策指示作用；微观上，对拓宽农民就业途径，增加收入，改善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生活状况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关于就地转移的影响因素，国内外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个人特征对就地转移的影响、家庭特征对就地转移的影响、村庄特征对就地转移的影响。

（一）个人特征对就地转移的影响

研究显示教育程度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Knight（2002）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助于农村劳动力从事乡村工业生产[4]；吴柯（2017）认为教育对农村劳动力选择从事非农工作有显著正影响，且受教育水平越高，其选择非农就业行业范围越广[5]；刘玉成（2017）认为年龄、性别和教育水平对农村劳动力选择从事非农工作有显著正影响[6]。务工经历也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Démurger（2012）认为外出务工经历对之后选择非农就业有显著的正影响[7]；谢勇（2017）认为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就业有显著影响[8]。除此之外，性别、婚姻状况、培训次数等因素同样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有显著影响。Giulietti（2012）研究发现农民的一些个体特征影响他们选择自雇就业[9]；李玉（2018）认为婚姻状况、培训次数和现有存款对农民非农就业有显著影响[10]。

（二）家庭特征对就地转移的影响

家庭特征主要从三方面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进行影响。第一，家庭孩子和老人的照料会限制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罗明忠（2009）研究发现劳动者孩子越多越倾向于选择就地转移[2]；Eldh（2011）认为家庭老人照料会限制农村妇女的非农就业，甚至会导致农村妇女退出劳动力市场[11]；Meghan（2015）也认为家庭老人照料会降低农村妇女的非农劳动参与率[12]；范红丽（2019）认为家庭老人照料对农村妇女非农就业有阻碍作用，但农村养老基础设施建设可以缓解这一阻碍[13]。第二，家庭务工人数和农田面积对农村劳动力有显著影响[14]。第三，家庭收入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有显著影响[15]。且Zhang（2012）研究发现家人中有村干部的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在当地从事收入较高的非农工作[16]。

（三）村庄特征对就地转移的影响

对于村庄特征因素的研究不多，且多集中在地理特征和经济水平方面。张务伟（2008）认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多就地转移就业[17]。XU（2015）研究发现村庄区位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有显著影响[18]。Agbonlahor（2015）认为农村基础设施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意愿有显著影响[19]。李朋波（2017）指出旅游民宿业的发展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有促进作用[20]。赵羚雅（2019）认为互联网的使用能够通过增加社会资本去增加农民非农就业的概率[21]。王上青（2020）研究发现当地社区越融洽，农业人口越倾向于就地转移就业[1]。

国内外文献多是集中在一个视角去研究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影响因素，要么从个人特征的角度去探讨，要么从家庭特征的角度去探讨，要么从村庄特征的角度去探讨，很少有研究能同时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特征因素，且重视农村社会因素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有鉴于此，本文基于嵌入性理论，综合多个角度去探索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影响因素，并侧重于农村相关因素的研究。

三、理论分析

（一）嵌入性理论

嵌入性理论发端于新古典经济学派和新经济社会学派关于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学科争论[22]。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人是理性的“经济人”，行动者的经济行为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受社会结构和关系的影响。新经济社会学则从嵌入性的视角出发，认为行动者的经济行为并不完全是孤立的，而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中。嵌入性理论是新经济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理论。1944年Polanyi 首次提出了“嵌入性理论”，他认为经济行为总是嵌入在经济制度和非经济制度之中，经济行为和社会关系密不可分，总是嵌入在文化、习俗等非经济因素中，经济行为的动机不仅仅是谋利[23]。1985 年Granovetter 进一步发展了嵌入性理论，提出了“弱嵌入性”概念。他批评经济学的社会化不足和社会学的过度社会化，认为经济行为既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情景，也不会完全受到社会规范的制约，而是适度地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个人的经济行为和社会关系是密不可分，多边联系的[24]。此后，Zukin和Dimaggio（1990）对嵌入性理论的内涵进行了扩展，把嵌入性划分为认知嵌入、文化嵌入、结构嵌入和政治嵌入[25]。波兰尼和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思想对经济学家来讲是一种重要的提醒，经济当然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的，如果不顾及社会因素，很多经济现象就不能得到有效的解释[26]。

嵌入性理论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分析工具，是一种方法论上的突破，为经济社会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已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诸多领域。鉴于此，本研究从嵌入性视角出发，采用认知嵌入、文化嵌入、技术嵌入、结构嵌入和政治嵌入五个概念，形成认知嵌入—文化嵌入—技术嵌入—结构嵌入—政治嵌入的分析框架来分析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影响因素。

本文的研究主体是农村劳动力，他们长期生产生活在农村，所以在对嵌入性进行衡量的时候应更多地把农村的相关因素考虑进来。认知嵌入是指农村地区长期形成的群体认知对于农村劳动力经济行为的引导或限制，主要包括农业生产经历、传统共识和普通话能力。文化嵌入是指农村劳动力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受农村价值观、信仰、信念、宗教的影响，主要包括价值观和宗教信仰。技术嵌入是指农村劳动力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受其所学生产生活技能的影响，主要包括现代基本生活技能、技术培训和学历。结构嵌入是指农村劳动力所嵌入的农村社会网络给农村劳动力带来的超额价值（如信息和资源优势），主要包括当地朋友数量、村庄地势、村庄生活氛围、村庄企业数量。政治嵌入是指农村劳动力所处的政治环境、政治体制、权力结构等对主体行为的影响。政治是指政府、政党等治理国家的行为。政是指政权、政府、军队、政治组织、政治机构等；治是指法律、制度、政策以及依据这些进行的行为。政治嵌入突出地表现在国家和地区制定制度、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城乡间和地区间差异对农村劳动力的影响。长期以来的政策分割与分治，不仅使城乡之间差距巨大，而且东、中、西部乡村的发展差距同样巨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都是政府顶层设计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出政府的政策偏向性。因此本文选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来衡量政治嵌入。

（二）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影响因素的机理分析

1.认知嵌入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影响

务农经历主要从三个方面影响农村劳动力个人能力发展：第一，农业生产经历增强了农村劳动力农业生产方面的人力资本。比如农业生产的技能，受限于小农户生产的模式，农业生产经历增加更多的是体力劳动经验[27]。第二，务农经历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社会资本的提高。长时间的务农使农村劳动力视野得不到拓展，认知进一步固化。第三，务农经历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经济资本的提高。传统农业生产收入和成本都较低，农村劳动者会以此为参照线，不会轻易冒险从事成本较高的工作。综合看，农业生产经历增强了农村劳动力农业生产方面的人力资本，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积累，不利于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

农村地区长期的落后封闭形成了一系列的传统共识。在日常消费时主张“量入为出、轻不言债”的农村劳动力却在婚葬嫁娶上大张旗鼓，大操大办红白喜事，修坟扩墓讲究排场[28]。这不仅不利于农村劳动力财富的积累，还会限制其个人的发展。“上大学越来越没有用，学习不好就出去打工”的思想会让农村劳动力很早辍学外出务工，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综合看，传统共识制约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的积累，不利于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

普通话能力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农村劳动力在向二、三产业转移的过程中需要和各行各业的人进行交流，普通话的使用能够确保这一过程的顺利进行，而且普通话能力还通过影响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间接影响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更高的普通话水平意味着更多的技术培训和受教育机会，从而形成新的人力资本，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向二、三产业转移[29]。

2.文化嵌入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影响

小农意识在农村劳动力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形成了他们特有的价值观。他们只关心对自身利益或家庭利益相关的事，对国家、政治权力漠不关心，具有浓厚的自我中心意识和圈子意识，对血缘、地缘关系以外的人和事通常持怀疑，排斥甚至敌视的态度[30]。小富即安、与世无争的生活观使农村劳动力认同于乡村恬静的生活；保守求稳、平静和谐的从业观让农村劳动力极易养成知足常乐的惰性心理，缺乏创新精神和竞争意识；自卑、封闭的社交观使农村劳动力社交范围小，缺少社会资本的积累[31]。这些都对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形成了阻碍。

乐君杰（2012）认为宗教组织可以看作一种沟通交流的平台，使农村劳动力积累社会资本，拓宽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宗教的一些教条对农村劳动力的生活工作态度有积极的影响，能够激励信徒努力工作，积极生活；而且农村劳动力可以通过依赖宗教组织来规避生产的风险[32]。阮荣平（2014）指出宗教通过对价值观的塑造，改变劳动力的创业偏好，从而影响创业选择；宗教还可以通过对社会资本的塑造，放松信贷约束，促进个体的创业选择；而且宗教会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间接影响创业。这些都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33]。

3.技术嵌入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影响

掌握现代基本生活技能的劳动力能够跟上时代的脚步，更好地学习、工作和生活。比如农村劳动力掌握上网技能，不仅可以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还可以获得各种就业信息以获得非农就业机会。

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对农村劳动力进行经营管理、市场营销、法律和相关政策等方面的培训，可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市场经营能力，对农村劳动力进行非农技能培训，可以帮助农村劳动力掌握相关技能，促使就地转移就业。

文化程度作为最重要的一种人力资本，可以改变农村劳动力的心理成本、所获信息量、抓住机会的能力等，进而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学历高的农村劳动力在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方面的能力更强，向二、三产业转移的心理成本更低，而且当市场环境发生改变，他们能够抓住机会的能力也更强[34]。这些都有利于农村劳动者的就地转移。

4.结构嵌入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影响

朋友作为一种社会资本，能够拓宽劳动者就业渠道，提供人力、物力等各种帮助。平原地区相对于山区更具有地理优势，经济市场发展更好，就业机会更多，更有利于劳动力就地转移[18]。在生活氛围融洽、乡风文明的乡村，邻里关系和睦，农民互帮互助、互相扶持，这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促使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1]。企业的引进能够带动农村当地经济的发展，给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促使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

5.政治嵌入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影响

农村基础设施包括经济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农村经济性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能够提高农业生产率，解放农业劳动力，还方便企业投资建厂，增加非农就业机会[35]。同时，便捷的交通能够使非农生产接收到更多的城市经济发展辐射，提高生产效率，转变生产方式[36]。农村社会性基础设施比如义务教育、农村卫生等能够改善农村劳动力健康状况，增加人力资本[37]。综合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能够解放农村劳动力，增加非农就业机会，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能够让农民看得起病；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确保农民的最低生活水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能够让农民老年生活有所依靠[38]。农村社会保障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除农村劳动力的后顾之忧，有利于向二、三产业的转移。

综上，嵌入性的各个层面均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有影响，影响机理如图1所示。

图1 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影响因素的机理分析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及变量的选择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6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研究对象限于在农村的16～60 岁的农村户籍者（包括从未外出的劳动者和已回流劳动者），主要从嵌入性的五个层面去探究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影响因素，并将全体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影响因素和已回流劳动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对比。为了更全面地研究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问题，本文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分为三类：务农、就地转移、异地转移。在21091份样本中，剔除不符合要求、数据缺失以及异常值最终得到3211份有效样本。调查数据的变量解释具体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

（二）统计描述

在3211 份有效样本中，有2614 名从未外出过的劳动者，有597 名回流劳动者；女性劳动者1931名，远多于男性劳动者；40岁以上劳动者居多为2518名。这较符合目前农村现有劳动力的状况。选择就地转移的劳动者有661名，占总体样本的20.6%，其中有161名回流劳动力选择就地转移，占回流劳动力的27.0%。可见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比例较低，需要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而且在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过程中可针对性地加强对回流劳动力的引导。

采用实验室静态试验(无辐照)的方法进行测试，将经过严格筛选的NPN型晶体管BCX41和PNP型晶体管3CK3B各5只作为测试对象，分别用Q1，Q2，Q3，Q4，Q5表示，分别通过长线连接在系统上，系统通电5 min后，启动测量，每间隔10 s测量一次晶体管的直流增益hFEi。稳定性，即系统的测试精度w可依据式(3)计算，当w≤1%时，系统的测试精度就满足实验的应用要求。

续表

（三）模型建立

对于劳动力就地转移的研究一般都运用Logit 回归模型。本文在研究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影响因素问题上使用Multinomial Logit 回归模型，以就地转移为参照进行回归，得到P务农、P异地转移关于P就地转移的就业选择。本文建立（1）（2）两个多项Logit回归模型，为方便回归结果分析，对（1）（2）两个模型做出调整，得到（3）（4）两个模型。

其中，P务农、P就地转移和P异地转移分别是农村劳动力选择务农、就地转移、异地转移的概率，α为Logistic模型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β为Logistic模型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Xi为第i个解释变量。

（四）内生性检验

内生性既可能来源于模型存在遗漏变量，也可能来源于联立内生性，即解释变量与因变量互相影响；随机扰动项是指包含的模型主要变量以外的信息。因此采用变量和随机扰动项之间的回归分析来验证本研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首先，将嵌入性各方面因素和就地转移进行OLS回归分析，得到回归结构后提出随机干扰项；然后将随机干扰项和嵌入性各方面因素进行OLS回归，得到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可见，随机扰动项和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p值大于0.1），因此本研究不存在内生性问题，所选择的研究方法和回归模型可行。

表2 随机扰动项与解释变量回归结果

（五）实证分析

1.全体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多项Logit方程模型探究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影响因素，两个方程的Pesudo R2为0.244，伴随概率为0.000，采取稳健估计后，稳健标准误和普通标准误非常接近。由此可知，文本的模型设定是稳健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全体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认知嵌入层面：农业生产经历和传统共识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有显著负影响，相对于务农，农业生产经历的回归系数为-2.073，传统共识的回归系数为-1.008，说明有农业生产经历、受农村传统习俗思想影响越深的农村劳动力，越不愿意就地转移，他们更倾向从事农业生产；语言能力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影响不显著，这可能由以下原因导致：第一，农村劳动力在转移就业的过程中大多数从事的是体力为主的工作，其对劳动者的语言能力要求较低；第二，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在生活和工作中使用当地方言，语言能力不会造成沟通方面的障碍，据“2016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显示，只有16.4%的农村劳动力在家乡上班时使用普通话，下班后使用普通话的农村劳动力更少，仅占6.2%。

文化嵌入层面：相对于异地转移，价值观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有显著的负影响，回归系数为-0.487，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全面展开，农民不仅物质生活得到了改善，而且价值观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从以农为本、保守安稳转变为主动进取、敢于创新的从业观，这使得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外出闯荡，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39]；宗教信仰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有显著的负影响，回归系数为-0.357，和理论分析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农民信仰宗教是一种工具需求，通过宗教信仰的社会保障、就业服务、努力激励等功能来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但政府的公共政策会减弱这些功能[32]。

技术嵌入层面：现代基本生活技能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有显著的正影响，且影响系数较大，相对于务农和异地转移的Exp（B）分别为1.680、1.338，说明掌握现代生活基本技能越多的人越倾向于就地向二、三产业转移就业；相对于务农，技术培训和学历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有显著的正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0.345、0.136，说明进行技术培训越多、学历越高的人越倾向于就地转移；但相对于异地转移，技术培训和学历虽然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有正的影响，却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教育程度不一定会影响外出务工收入，但它显著影响劳动力的创业倾向[40]，而且技术培训多、学历高的人愿意就地转移就业实现自己的价值，帮助家乡建设，但也有一部分人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向大城市转移就业。

结构嵌入层面：企业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有显著的正影响，回归系数为0.062，说明家乡企业数越多，农村劳动力越倾向于就地转移；相对于异地转移，朋友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有显著的负影响，回归系数为-0.019，这可能是因为农村劳动者的朋友越多，所能获得的异地就业信息和帮助越多，他们更有机会向大城市转移就业；地势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有显著的正影响，回归系数为0.249，说明平原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就地转移。

政治嵌入层面：基础设施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有显著的正影响，且影响系数很大，相对于务农，Exp（B）为6.911，即基础设施增加一个单位，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概率增加591.1%，相对于异地转移，Exp（B）为4.692，即基础设施增加一个单位，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概率增加369.2%。由此可见，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可以留住农村劳动力不外出务工，还可以促进其向非农业转移就业；相对于务农，社会保障水平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有显著的负影响，回归系数为-0.257，可能是因为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劳动者越会滋长依赖、懒惰情绪，不利于劳动者就地转移[41]。

个人特征层面：相对于务农，外出务工经历和性别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有显著的正影响，且影响系数很大，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劳动者比从未外出过的劳动者就地转移的概率高33.6%；年龄和婚姻状况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有显著的负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0.015、-0.594；相对于异地转移，外出务工经历和性别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有显著的负影响，年龄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有显著的正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0.932、-0.298、0.034；说明相对于务农，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年轻未婚男性更倾向于就地转移，但在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的选择中，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年轻男性更倾向于异地转移，原因是回流劳动者较从未外出者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更容易实现就地转移[42][43]，但当他们在就地转移的过程中并不顺利，发现家乡就业机会和前景和城市相比差距很大的话，他们会放弃就地转移，再次异地转移。

家庭特征层面：家庭收入水平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有显著的正影响，说明家庭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村劳动力越倾向于就地转移，原因是收入水平高的家庭能够给劳动力带来资金支持，有利于劳动者去创业，而且家庭收入水平高的劳动者在本地社会资源丰富，外出务工动机小；相对于务农，家庭人口规模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有显著的正影响，回归系数为0.140，因为劳动者家庭人口规模越大，家庭各成员人均可耕种的土地面积越小，必须要向二、三产业转移就业，而且家庭人口规模大，可获得的帮助就越多，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8]。

经济状况层面：年收入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有显著的正影响，年收入高的劳动者有更多的资金去投资创业，而且其与城市的工资差距小，城市对其的拉力较小。

2.回流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

从对全体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劳动力更容易就地转移。回流劳动力是农村劳动力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嵌入性的五个层面对回流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影响是否和对全体农村劳动力的影响是一致的，怎样引导回流劳动力更好地就地转移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所以接下来把回流劳动力从农村劳动力中提出来，进一步研究这一群体就地转移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回流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相对于务农，农业生产经历、价值观和技术培训对回流劳动力就地转移有显著的负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1.911、-0.727、-0.512；现代基本生活技能、企业、基础设施、家庭收入水平、年收入和相对经济状况对回流劳动力就地转移有显著的正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0.517、0.031、1.845、0.293、0.274、0.376，且基础设施和现代基本生活技能对回流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影响系数很大，Exp（B）分别为1.677、6.328；技术培训对回流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影响和对全体农村劳动力的影响不同，这可能是因为回流劳动力在城市务工期间付出金钱和时间去接受技能培训，但家乡产业结构和城市不同导致他们技术不匹配，找工作四处碰壁，所以很多劳动者暂时选择务农以等待机会向二三产业转移。

相对于异地转移，传统共识、价值观和朋友对回流劳动者有显著的负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0.557、-0.652、-0.032；基础设施、家庭收入水平和相对经济状况对回流劳动力就地转移有显著的正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1.811、0.350、0.381，基础设施对回流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影响比对全体农村劳动力的影响系数更大，基础设施增加一个单位，劳动者就地转移的概率增加511.4%。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结论

通过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影响因素的多项Logit回归分析发现：

1.认知嵌入、文化嵌入、技术嵌入、结构嵌入和政治嵌入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均有显著影响。其中农业生产经历和传统共识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有显著负影响；现代基本生活技能、当地企业数量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有显著的正影响；相对于务农，社会保障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有显著负影响；技术培训和学历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有显著正影响；相对于异地转移，价值观、宗教信仰和朋友数量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有显著负影响；地势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有显著正影响；相对于其他因素，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现代基本生活技能和农业生产经历在就地转移就业中影响更大。

2.认知嵌入、文化嵌入、技术嵌入、结构嵌入和政治嵌入对回流劳动者就地转移就业均有显著影响。与对全体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影响不同的是技术培训对回流劳动力就地转移有显著的负影响；且相对于异地转移，基础设施对回流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影响比对全体农村劳动力的影响更大，这意味着回流劳动力是一类特殊群体，政府要根据这类群体的特征去制定相关政策。

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影响因素是多层次的，因此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应重视认知嵌入、文化嵌入、技术嵌入、结构嵌入和政治嵌入这五个层次，以进一步推动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振兴乡村。

（二）对策建议

基于研究结论，从认知嵌入、文化嵌入、技术嵌入、结构嵌入和政治嵌入五个层面提出以下建议：

1.认知嵌入层面。遏制传统共识与陋习，塑造乡村文明新风尚。政府要合理利用广播、电视、横幅等宣传工具对农民普及科学知识，并定期举办群众会议，向农民讲解有关传统共识的弊端；同时，制定奖惩措施，通过德治和法治去引导农民的认知和行为，摒弃人情攀比、男比女好等陈规陋习。

深入开展农村的普通话教育工作，提高农民普通话能力。基层政府要加强普通话优势的宣传力度，通过举办文艺演出、歌唱大赛、朗诵比赛等形式，让农民充分认识到普通话的重要性，营造良好的语言交流氛围；学校应适当开设普通话课程，并严格要求在校期间老师和学生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同时政府设立专项基金，对农村劳动力提供免费的普通话培训服务。

2.文化嵌入层面。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农村劳动力对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第一，政府要加强对核心价值观的重视程度，挖掘本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之间的价值共识，组建宣传队伍，依托广播站、文化馆、展览馆、活动室等多样化的文化场所，充分利用集中宣讲、村民会议等重要活动，学习典型事迹，宣传弘扬核心价值观；第二，政府应从农民的日常生活为出发点开展乡村文化活动，让农民在参与文化活动中对核心价值观产生更深的认同，例如，开展“文明家庭”“好媳妇”“好儿女”“好公婆”等乡村文明评比活动，引导乡村民众对家庭观、婚姻观和孝道观进行深刻感悟，以树立正确人生价值观。

3.技术嵌入层面。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提升农民现代化生活能力，加强职业技术培训。第一，政府要加强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力度，保障农村学龄儿童的入学率，采取奖、助、贷等多种措施，在确保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争取将农村中小学学生的辍学率降为零，保障农村在学人口顺利完成学业；第二，政府应开展多种培训形式，如网络、电视、广播等远程教学，定期举办专题讲座，向农民普及现代化生活技能，让农民了解现代科技的运用，拓宽视野，跟上时代的步伐；第三，政府部门应加大对农村地区职业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根据地区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状况，大力开展多层次、多类型的技术技能培训，并根据农村劳动力特点的不同进行分层次培训，中老年以实用技能培训为主，青壮年以创业发展培训为主，回流劳动者以引导技术对接产业为主，达到因材施教的目的。

4.结构嵌入层面。构建融洽社区氛围，推动和谐社区建设。加强社会治安体系建设，对农村宗族恶势力、黑恶势力等违法犯罪进行严厉打击；加强基层政府在构建和谐邻里关系中的引导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拉近农村劳动力之间的距离；并创建线上交流平台，弘扬真善美，引导农民实现家庭和睦、邻里和谐、干群融洽。

发展特色产业，重视引进企业，鼓励农民创业。政府要因地制宜，坚持宜种则种、宜旅则旅和宜商则商的原则去发展特色产业；并制定减税降费的优惠政策，鼓励环境友好型企业进入农村，重视企业对产业融合的引领；同时，设立创业基金，成立创业帮扶机构，为农村劳动力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加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激励机制建设。

5.政治嵌入层面。统筹城乡发展，加快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第一，继续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的同时，引导社会资本的进入，建立多元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机制，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保障资金供应。第二，应着力提升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教育、医疗、体育和文化娱乐等设施的建设，提高农村劳动力生活质量，让他们愿意留在农村。第三，加大经济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交通、物流、网络条件，确保水利、农田灌溉、农业机械化动力等方面的建设得到加强，提高农业生产力，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最终促进农村劳动力实现就地转移。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农村留守老人、儿童和妇女关爱服务体系的建设。进一步统一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多元化养老模式，如：社区养老等新型模式。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针对老年人、残障人士和恶疾患者等特殊群体额外发放补贴资金，做好不同条件的农村劳动力生活兜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