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成荣，黄 凡，毕忠鹏，巫锡炜

（中国人民大学a.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b.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 100872）

一、引 言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负增长现象经历了“出现—消失—再次出现—加重”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3～1964年，有10个少数民族曾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情况。但是，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外部政治因素以及民族识别工作尚未完成，使得这10个少数民族的人口或因死亡率较高、或因跨国迁移、或因民族成份变更、或因民族统计不准确等原因出现负增长[1]。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民族识别工作逐步完成以及民族统计工作不断完善，这些客观上或统计意义上影响民族人口增长的因素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之初的10多年基本上没有少数民族再出现人口负增长。然而，根据第四次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1990～2000 年，2 个民族（乌孜别克族和塔塔尔族）再次出现人口负增长，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似乎有加重的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根据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00～2010年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民族增加至13个。可见，人口负增长已非个别民族才有的现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民族领域重大现实问题研究①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Z/OL］.［2019年9月27日］.（2019年9月28日）.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9-09/28/c_1210295919.htm。。从数量和速度上来看，少数民族人口负增长现象业已成为民族研究领域的一个现实问题。对于人口较少民族而言，比如高山族、毛南族、达斡尔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和独龙族等7个呈现人口负增长的民族，人口是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基本载体；对于分布在边境地区的民族而言，比如朝鲜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独龙族等至少5个人口负增长民族，人口则是边疆稳固、国土安全的重要保证。因此，必须站在民族繁荣发展和兴边富民的高度上重视少数民族人口负增长问题。

显然，对于一个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多民族国家而言，不管哪个民族出现人口负增长都应该引起重视，都应当搞清楚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原因，进而找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和路径。目前，尚未有证据表明1990年以来发生人口负增长的13个民族的人口增长已实现“由负转正”，但蒙古族图瓦人，作为一个曾经发生过人口负增长现象的人口较少族群[2][3]228，近些年来人口却已恢复正增长，其背后原因与机制值得深入探究，其成功经验更是值得其他人口负增长民族，特别是主要居住地同处新疆的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以及俄罗斯族借鉴。鉴于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对蒙古族图瓦人口做全面考察和深入分析，以实地调研和历史数据来了解其人口负增长的过程、原因，从而梳理和总结其人口增长“由负转正”的成功经验，进而为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健康中国2030的实现提供鲜活案例和参考建议。

二、蒙古族图瓦人人口的变化趋势及其特点

我国蒙古族图瓦人在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时被认定为蒙古族，人口规模在2 000人左右，主要分布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具体包括禾木喀纳斯蒙古民族乡的禾木村和哈纳斯村、铁热克提乡的阿克哈巴南北两村、阿拉哈克乡以及铁买克乡，但主要居住于禾木村、哈纳斯村以及阿克哈巴南北两村。课题组于2019年8月调研了禾木、哈纳斯以及阿克哈巴南北两村。从行政区划来看，禾木村和哈纳斯村隶属布尔津县，阿克哈巴南北两村隶属哈巴河县，2006年成立的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则负责这4个村子的旅游开发和自然环境保护工作；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蒙古族图瓦人相对集中居住的这4个村子分布在阿尔泰山中段以喀纳斯湖为中心的周边地带（基本都在喀纳斯景区之内），地处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国接壤的边境地区；从自然环境上来看，喀纳斯景区属于寒温带高寒山区，冬季漫长，降雪丰富，是西伯利亚泰加林景观在中国的唯一延伸带。综合当地有关部门和景区管委会提供的资料、1995～2018年《新疆统计年鉴》数据以及课题组在禾木等4个村的第一手访谈信息，可以描绘出蒙古族图瓦人人口的变动趋势，并概括其主要特点。

（一）人口增长由负转正的历史过程

蒙古族图瓦人人口总量的变化情况呈现出人口增长“由负转正”的趋势。具体来看，蒙古族图瓦人人口总量自1995～2006年期间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见图1中的圆点实线），2006年则是人口增长“由负转正”的转折点，此后，人口增长由负增长转变为正增长并延续至今。对原始数据拟合的趋势线（见图1中的圆点虚线）更清晰地反映出这一趋势。需要说明的是，由于2001年当地对死亡人口进行了一次彻底清查，对之前几年已经死亡的人口进行了批量户口注销，年末人口数量在2000～2001年发生一次骤降。换而言之，1997～2000年的实际年末人口数并没有数据显示的那么多。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不可能导致死亡率或迁出率剧烈波动，同时为了更清晰地揭示变化趋势，这里采取“移动平均法”对2000年及以前的年末人口进行修匀。使用“移动平均法”修匀的结果（即图1中的方形点虚线）将人口总量的峰值从2000年前移至1997年，凸显了人口总量在世纪转折之际的下降趋势。可见，无论采用何种方法，蒙古族图瓦人人口变化趋势是基本一致的，即人口增长实现了“由负转正”。我们对当地乡政府以及喀纳斯景区管委会干部的访谈也确认了蒙古族图瓦人人口负增长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的存在。

图1 蒙古族图瓦人人口总量变化情况（1995～2018年）

（二）人口规模变化主要受自然变动影响

传统的人口增长平衡公式在分析人口数量变化时考虑了人口自然变动（出生与死亡）和人口机械变动（迁移流动）两个方面的影响，反映了静态的人口规模与动态的人口自然变动和人口机械变动之间的关系。然而，对于一个特定的民族人口，其人口规模除了受到上述的两个变动影响之外，还受民族成份变更以及跨族通婚家庭子女民族成份选择的影响。对此，我们提出民族人口增长平衡公式作为民族人口数量分析的基本框架：

其中，∆P为该区域期内某民族人口总量的变动数量；B为该区域期内该民族出生子女中民族成份为该民族的人数，包括族内婚姻家庭出生子女数和跨族通婚家庭子女中民族成分选择该民族的人数；D为该区域期内该民族死亡人口数；IM为期内迁入该区域的该民族人口数；OM表示期内迁出该区域的该民族人口数；CI为期内民族成份从其他民族变更为该民族的人口数；CO为期内民族成份由该民族变更为其他民族的人口数。利用此民族人口增长平衡公式，我们可以方便地逐项分析和理清影响蒙古族图瓦人人口总量变化趋势的各要素。

基于调研过程中得到的信息，首先，迁移流动基本不会影响当地蒙古族图瓦人人数。一是迁出流出方面，我们与当地乡干部访谈了解到，当地蒙古族图瓦人几乎不外出务工，村子外出的人员主要是学生，大部分毕业后仍然回到村子。二是跨境迁出方面，虽然有研究表明蒙古族图瓦人的祖先来自叶尼塞河流域[4]，但访谈过程中了解到，跨境迁出的蒙古族图瓦人极少，主要是去蒙古国和俄罗斯留学，由于蒙古族图瓦人已世代居住在此地，在国外基本没有亲缘关系，几乎所有出国留学者都学成归来。三是迁入流入方面，因为绝大部分蒙古族图瓦人本已居住在此，同时当地因景区补贴有关政策不允许户口迁入，所以人口迁入流入对蒙古族图瓦人总量的影响微乎其微。

其次，在派出所访谈时了解到，当地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本没有发生过个人变更民族成份的情况。因此，在本文分析所关注的时期内，民族成份变更对蒙古族图瓦人人口总量的影响也可以忽略不计。

最后，跨族通婚家庭子女的民族成份选择也不会产生明显影响，这是因为当地跨族通婚家庭很少。根据当地卫健部门提供的数据，1995～2018年期间，仅42个孩子出生于跨族通婚家庭；其中17个填报为蒙古族，25个填报为其他民族，两者相抵为8个，仅占对应时期内出生总量的1%。

综上所述，蒙古族图瓦人人口几乎就是一个典型的封闭人口，人口总量变化基本只受出生和死亡的影响，其规模变动主要是人口新老更替的自然过程。因此，本文以下分析只针对蒙古族图瓦人的自然增长。

（三）人口增长由负转正的原因在于死亡率的大幅下降

蒙古族图瓦人人口自然增长“由负转正”的主要驱动力在于死亡率的大幅下降。具体来看，以“由负转正”的转折点2006年末作为分界线，可以将蒙古族图瓦人人口变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人口负增长阶段（1995～2006年）和人口正增长阶段（2006～2018年）。分别对两个阶段计算有关指标（见表1），以揭示其人口变动的阶段性特征。两个阶段相比，虽然出生率（年率）上升了约3个千分点，但是死亡率（年率）下降的幅度更大，下降了14个千分点，两者的变化共同导致了自然增长率上升17个千分点。进一步计算可知，死亡率的下降贡献了自然增长率上升的82%。换而言之，蒙古族图瓦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上升以及“由负转正”的关键在于死亡率的下降。

表1 蒙古族图瓦人人口分阶段年率指标（1995～2018年）

（四）死亡率的下降与老龄化无关

人口死亡率受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而老年人的死亡率一般比年轻人口的死亡率更高，因此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死亡率往往会因为老年人在总人口中占比提高而上升。然而，蒙古族图瓦人人口目前的年龄结构较为年轻。根据2018年底蒙古族图瓦人的人口性别年龄构成，可以绘制出人口金字塔。蒙古族图瓦人人口金字塔形状呈“上尖中下宽”，形状明显介于年轻型人口金字塔和成年型人口金字塔之间（见图2）。从年龄结构有关指标来看，2018年蒙古族图瓦人人口比2015年新疆人口更年轻，例如：蒙古族图瓦人0～14岁人口比例为27%，新疆人口为22%；蒙古族图瓦人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仅3%，新疆人口为7%。1990年以来，新疆人口并未因为老龄化而发生人口负增长现象，而蒙古族图瓦人比新疆人口更为年轻。因此，从年龄结构的角度来看，1995～2006年蒙古族图瓦人死亡率较高的原因并非人口老龄化。

图2 蒙古族图瓦人人口、新疆人口、年轻型人口以及成年型人口金字塔

综上，蒙古族图瓦人人口1995～2006 年间负增长与出生、迁移流动、民族成份变更、跨族通婚家庭子女民族成份选择以及人口老龄化无关，主要是由过去死亡率偏高造成的。而其人口增长在2006年后“由负转正”变化的主要原因则在于死亡率的大幅下降。

三、世纪之交蒙古族图瓦人人口负增长的原因

理解蒙古族图瓦人人口增长“由负转正”的关键在于了解其死亡率降低的过程，抓住了过去高死亡率的原因，便可以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我们在调研时了解到，蒙古族图瓦人死亡率曾经偏高的原因包括酗酒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交通不畅而导致的“病人出不来、医疗卫生资源进不去”的医疗卫生资源可及性问题以及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个别家庭贫困落后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是相互缠绕、互为因果的。

（一）不健康的饮酒习惯

酗酒是普遍存在于严寒地带的社会问题，对于蒙古族图瓦人来说，酗酒虽然不是普遍现象，但也并非个别情况。以往研究根据销售量推算，阿克哈巴两村2005～2007年人均年饮酒量（不含自酿奶酒）大致在37千克[3]298，如果聚焦至酗酒人群，人均年饮酒量会更高。

访谈过程中，当我们问及当地为什么曾有这种不健康的饮酒习惯时，被访者回答的原因可归为以下几点：一是气候寒冷，冬季大雪封山导致交通闭塞，由于当时缺乏电视、电脑、宽带上网等娱乐手段，当地人只好将饮酒作为消遣方式之一。二是饮酒文化，当地人有喜爱在冬季轮流去各家喝酒吃饭的习俗，同时也有人认为饮酒可以御寒。三是酒的供应类型发生了变化，以往当地人喝的酒以度数较低的自家酿制奶酒为主，随着物流的发展，便宜又易得的啤酒开始流行，一些人认为这些廉价啤酒更易导致酒瘾。可见，蒙古族图瓦人曾经不健康的饮酒习惯是地理气候、文化习俗和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原因共同造成的。

然而，酗酒对健康和死亡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根据以往研究，2005年由于喝酒引起的中毒、瘙痒症、胃炎、心脏病等病占就诊的36%[5]，4个村子2007年前后与酒直接相关的死亡人数占当年死亡人数的40%左右[3]301。对当地村民的访谈过程也证实因酗酒直接或间接导致死亡或影响健康的现象时有发生，如酗酒所致的酒精中毒身亡、酒醉状态导致的意外身亡（交通事故或冻亡）以及因过度饮酒导致的生育能力下降等等。

可见，虽然不良的饮酒习惯并非蒙古族图瓦人特有的情况，但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确实曾经对当地死亡率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这些因醉酒或相关行为而致死的人往往年龄并不大，不少还处于青壮年时期，其死亡年龄远未达到当地预期寿命。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带来的较高死亡率，不仅会直接导致人数减少，影响人口进一步增加，还会造成巨大的人力资本浪费，甚至酿成家庭的悲剧。

（二）医疗卫生资源的可及性不高

调研过程中发现，与高死亡率相关的另一个常被提及因素是“交通不方便、治疗不及时”。2000年以前，禾木、哈纳斯以及阿克哈巴南北两村到县里均未通公路，村民们当时的交通方式以骑马为主。冬季如遇大雪，路程时间甚至需要十几天的时间。而在当时，村里的卫生条件与现在所设有的卫生院相差很远，也没有急救车，因此只能应对一些常见的小疾病，甚至连基本的小型手术也无法实施。

通过对村民的访谈，我们发现，在道路不畅、医疗条件不好的当时，当地医疗卫生状况确实堪忧，主要表现在：1.病人得不到及时的、有质量的治疗，一些病人甚至因为在今天看来是非致命的疾病（如上呼吸道感染、阑尾炎以及急性肠胃炎等）而死亡；2.由于没有或来不及到正规医疗卫生机构生育，曾发生过孕产妇难产死亡的情况；3.一些酗酒者因为急性酒精中毒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死亡。可见，医疗卫生资源可及性不高的问题不仅直接造成了当时图瓦人的高死亡风险，而且还会对其人口再生产产生负面影响。

（三）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个别家庭贫困问题

在喀纳斯景区旅游业兴起以前，蒙古族图瓦人的经济生产方式一直以山林草原畜牧狩猎类型为主，面对的风险主要是自然灾害、营养不良以及传染性疾病，因此生产力不发达，生活水平也并不高。生存于这种传统社会的现实导致蒙古族图瓦人的死亡率相对较高。后来，随着当地旅游业的迅猛发展，蒙古族图瓦人的经济生产方式也发生了迅速而重大的变化。喀纳斯景区旅游业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1986～1990年的年均游客人数在7 000～8 000人左右；2000～2005年，旅游人次年均增长10万人次；2006年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成立，进一步加强了景区旅游开发和自然环境保护工作。蒙古族图瓦人的社会经济生活状况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例如，从2010～2014年，禾木村和哈纳斯村的人均收入从6 696 元增加到12 900 元，年均增长率为14%；禾木村于2016 年“摘帽”贫困村。显然，社会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降低蒙古族图瓦人整体死亡率有着间接而积极的影响。

然而，对于个别人群，曾经的情况却迥然不同。面对旅游大开发和快速变迁的环境，个别蒙古族图瓦人曾因不知如何应对而茫然失措。随着狩猎被禁止、畜牧业产出下降、养鹿业失去竞争优势，加之部分蒙古族图瓦人因语言或技能问题难以适应不熟悉的工作领域，如旅游开发、商品贸易或者物流运输，同时外来人口由于参与早、经验足，成为这些行业的佼佼者，使得一部分蒙古族图瓦人一度落入一种变相的“失业”状态，经济上逐渐显露出相对的劣势。一些访谈对象认为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酗酒现象加剧的原因之一。调研过程中注意到，一方面，在这一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遭遇“阵痛”的个别人开始“借酒消愁”，大部分被认为有“酒鬼”的家庭都相对贫困；另一方面，个别人在享受当地旅游业发展红利（如各种补贴）的同时，成为“懒汉”，由于没有工作压力，饮酒便成了爱好。总之，个别人因为某些特殊原因曾陷入了“酗酒—失业—贫困—酗酒”或“被动地享受经济发展红利-懒惰-喝酒”的负反馈循环之中，这无疑是不利于其个人和家庭成员的健康。

四、应对人口负增长问题的主要措施

针对上述提到的引发人口负增长的各种问题，当地政府、景区管委会以及当地群众积极采取一系列措施，有效降低了人口死亡率并成功扭转了人口负增长的趋势。具体而言，直接措施包括转变生活方式（合力禁酒）和提高医卫资源可及性（加强交通和医卫设施建设）；间接做法则是通过经济发展反哺民生，提高曾经贫困人群的生活水平。

（一）村民自治多方合力禁酒，主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

正如《“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的要“坚持政府主导与调动社会、个人的积极性相结合，推动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落实预防为主，推行健康生活方式”，当地村民实际上也意识到酗酒的危害，通过村民会议以村规民约的方式主动发起禁酒行动，商家、政府也默契地在日常生活中予以配合。

一是村规民约禁酒深入人心。在20世纪90年代，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全体村民共同参与、讨论形成并发布了禁酒令。我们在此次实地调研中发现，成文的禁酒令早已没有，甚至也无法看到公共场合的相关宣传材料。但不少被访者表示，由于大家共同参与、积极配合，以前的禁酒令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改变了人们的饮酒观念和行为，时至今日，在不成文的情况下依然发挥重要的作用，并且效果明显。被访者表示，当地商铺均做到了心里有数，形成了不成文的黑名单，不会将酒售给酗酒人群。访谈中上述村民提到的说法确实得到了证实。我们在当地某一商店（当时无人陪同，且商家不知道我们身份）购买商品时亲眼看见一位“醉眼迷离”顾客的买酒过程：当时商家一口回绝买酒请求并要求对方出示身份证以证明自己并非本地人，该顾客声称忘带身份证，商家随即“威胁”要拨打电话，该顾客随即离去。可见，转变生活方式，光靠政府明文规定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群众的自我觉醒和广泛参与，尤其是对健康生活方式的向往，健康的生活方式观念唯有深入人心，其效果方可持久而稳定。

二是强化风险个体干预指导。当地政府以及景区管委会通过医务人员、村干部及有关部门采取多种形式对村民进行宣传教育，宣传酗酒的危害性并开展健康教育和法制教育，加强村民的健康意识。针对酗酒成瘾严重者，经村民举报、村民会议决定，村里将其送往专门的戒酒康复机构，尽量使其养成健康的、适度的饮酒习惯，积极转变生活方式。

三是充分利用有关监测体系。当地建立联防联控机制的主要目的是治安和突发情况管理，但在建立后，这一系统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一旦某家某户或其周围发生酗酒或相关威胁安全事件，只需“一键”报告，联防联控人员便会立即赶赴报告现场。

在以上多重措施的共同作用下，村民生活方式随着时间推移开始明显转变，某村被访者表示，5年前该村有30～40人酗酒，现在只有6～7人，酗酒人数已大大减少。此外，死亡率的降低也从侧面反映出酗酒现象得到了有效控制。当然，死亡率的降低不仅仅归因于生活方式的积极转变，还得力于其他方面改善所带来的间接影响。

（二）完善基建突破交通阻塞，提高医卫资源的可及性

针对“交通不方便、治疗不及时”的问题，当地政府和景区管委会从两个方面入手，破解医疗卫生资源可及性不高的问题。

一是加强基建实现路通网通。2001年，布尔津县至哈纳斯村的柏油路修好并通车，哈纳斯村通了移动通讯网；2005年，布尔津县至禾木村和阿克哈巴村的柏油路修成通车，禾木村和阿克哈巴村实现移动通网；2012年，借着当地旅游业的迅猛发展之势，县村公路得以翻修拓展至三车道，仅需三个小时就能从村里抵达县城；近五年来，由于交通条件的大大改善，冬天即使大雪也不再封山，道路保持畅通。如此一来，病人特别是急病患者能够及时、高效地得到医疗和救治。

二是多种形式发展医卫事业。2006年以来，当地政府和喀纳斯景区管委会敏锐地意识到医疗资源的重要性，随即加强了乡卫生院的建设，建立了急救站，并为其配备2辆急救车。此外，禾木哈纳斯蒙古民族乡在2010年建立了“大病救助基金”，并在2012年首次实现新农合参保率达到100%。对于住院分娩的农牧区妇女，当地政府予以一定的补助。在多方努力下，当地医疗卫生资源的质量和可及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近年来病人得不到及时治疗、孕产妇难产死亡以及酒精中毒死亡等情况已大大减少。

（三）开发民族特色旅游资源，经济发展反哺民生福祉

转变健康生活方式、疏通交通阻塞和提高医卫资源可及性等有针对性的直接措施符合死亡率下降“技术决定论”的观点[6]，那么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措施则是死亡率下降“经济决定论”的体现，即经济发展使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成为可能，并且为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公共卫生环境和提高医药水平提供了条件[7]。当地在经济和民生方面的一系列措施对于提高蒙古族图瓦人，特别是前述现代化进程中转型困难人群的死亡率也有着间接而深远的影响。

一是实施增收致富方案。2010年出台的《喀纳斯景区农牧民增收致富方案》规定，每年从景区门票收入中按一定比例提取资金，其中的80%直接以旅游补贴的形式发放给当地农牧民，另20%部分纳入乡村集体发展备用资金。旅游补贴能够直接提高转型困难人群的生活水平，从而间接降低其死亡率，后者则可以进一步投入到当地卫生事业的发展中来。这是一种类似“授人以鱼”的直接做法。

二是强化就业培训支撑。我们在调研过程中了解到，吸引游客的除了当地优美的自然景观，还有对被称为“林中百姓”和“云间部落”的蒙古族图瓦人以及其传统文化的好奇和向往。所以，景区管委会和当地政府重点开发当地民族特色旅游资源，而这恰恰也是蒙古族图瓦人的就业优势。对于就业相对困难的群众，当地乡政府组织了旅游经营、特色养殖等内容的培训，还开展过文化家访、马队、养蜂、刺绣和餐饮烹饪等技能培训。此外，景区管委会还专门成立了就业专项资金，提供就业岗位，鼓励农牧民参与旅游事业就业。当地干部曾表示，增收致富方案虽然有助于部分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也产生了个别“养懒汉”的现象；与增收致富方案不同，支持就业是更近似于“授人以渔”的做法，相当于为转型困难人群提供了就业能力的“造血细胞”，有助于防止失业返贫和“养懒汉”现象的产生。失业和酗酒的情况也因此得以缓解，正如一位访谈对象所说：“有工作就有盼头，没时间喝酒”。

三是加大教育补助力度。我们了解到，对于景区农牧民子女，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全免外，2011年开始，当地政府还加强了对义务教育后教育的支持，包括高中、中专、大专和本科阶段。只要就读于非师范类院校，景区农牧民子女凭发票即可报销学费。虽然教育不能立即转化成死亡率的降低，但从长远来看，教育补助无疑是加大了对蒙古族图瓦人的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蒙古族图瓦人人口的长足发展。

五、结论与启示

中国是一个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多民族国家，要让各民族人民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然而，目前仍有一些少数民族的人口呈负增长，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部门必须予以关注，搞清楚这种发展趋势背后的原因，精准施策助力这些民族实现人口增长“扭亏为盈”，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基于此，本研究对蒙古族图瓦人实现人口增长“由负转正”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深入调研和细致剖析，试图为其他处于人口负增长的族群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提供以资借鉴的经验。本文的分析表明：蒙古族图瓦人实现人口增长“由负转正”的关键在于死亡率的大幅下降，而这又得益于当地群众及政府重视、健康生活方式的转变、交通瓶颈的打破、医卫资源可及性的提高以及经济发展对民生的反哺。成功扭转蒙古族图瓦人人口负增长趋势的做法，成效明显、示范性强，为促进民族地区和民族发展、提升民族工作服务能力水平探索了新路径，有许多启示。

一是要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特别是人口较少民族人口负增长问题。面对蒙古族图瓦人人口负增长和高死亡率，许多当地人曾经都表达了担忧[3]301；在本课题组实地调研时，由于人口增长已经扭减为增，一些干部表现出如释重负和由转变带来的高兴、骄傲之情。可见，只有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当地群众才会主动发起禁酒令、积极转变生活方式，当地政府才会积极改善交通和医卫设施、利用经济发展反哺民生。因此，这是蒙古族图瓦人人口增长“由负转正”成功经验中最关键的一条。

二是要精准识别民族人口负增长风险因素。人口负增长的风险因素主要来自5个方面，具体包括因社会经济发展和医疗卫生条件水平不高或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导致的死亡率较高、跨国迁出、族际婚生子女民族成份选择、民族成份变更、因登记不准确而产生的民族人口统计错误等等。蒙古族图瓦人的经验在于当地准确地找出了人口负增长的原因，即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医卫资源可及性低以及个别人现代化转型困难，这是蒙古族图瓦人实施有效措施的基本前提。然而，蒙古族图瓦人由于居住集中、人数较少，其负增长的原因相对容易感知和发现；对于人数较多（如满族）、分布广泛（如塔塔尔族）的人口负增长民族，则风险因素识别难度较大，对数据准确性的要求更高，实地调研的难度也更大。由于居住地区特征（包括地理、气候、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环境）、人口特征、文化习俗等方面迥异，不同民族人口负增长的原因可能完全不同。因此，在面对13个少数民族人口发生负增长的现状时，应当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做好实地调研工作，准确地找到人口负增长的主要原因，唯有如此，方能使措施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是分类施策激发民族人口发展内生动力。正如《“十三五”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强调的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原则，由于不同民族或民族地区人口负增长的原因可能完全不同，采取的措施也应有的放矢、因势利导。例如，因死亡率过高而导致人口负增长的民族，可以参考蒙古族图瓦人的成功经验，积极推行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道路建设或者易地扶贫搬迁以及加强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来提高其医疗卫生服务资源的可及性，利用经济发展提高民生水平；对于因老龄化程度高而导致的民族人口负增长，则需要加强养老服务并适当鼓励生育，使其人口年龄结构逐步趋于年轻化；对于因跨国迁移而发生的民族人口负增长，则应当通过政策来吸引住人才和劳动力，特别是边境地区，要考虑国家安全因素，增强边疆地区发展能力，使之有一定的人口和经济支撑，通过强基富民实现居边固边守边；对于因民族成份变更或民族统计失真而引起的民族人口负增长，则需要严格控制民族成份变更，加强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过程中对民族成份的核实，同时，还应该定期开展民族人口动态监测，提升民族人口数据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对于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民族或民族地区人口负增长，则需要多措并举、各有侧重、综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