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禹 曾尔力 李罕哲 王广鹏 DONG Yu, ZENG Erli, LI Hanzhe, WANG Guangpeng

0 引言

城市的繁荣与衰退是自然交替的过程，收缩作为城市发展进程中难以回避的客观阶段，已成为国际城市研究的热点问题[1-2]。目前学界对于收缩城市概念尚无统一定论，但普遍认为人口减少是收缩的核心标志[3]，其中人口变化以劳动群体与少年儿童与的减少为主[4]。对我国而言，随着GDP增速减缓与人口“红利”逐渐丧失[5]，城镇化进程也由快速推进转入稳步发展阶段，尽管增长依旧是主流，但收缩态势也为我国未来城市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6]。

在城市收缩背景下，劳动人口衰减会导致税收总额降低、区域财政支持受限，引发公共服务设施地域分布不均、硬件短缺落后等矛盾[5]，霍兰德(Hollander)也在研究中提出需重点关注收缩型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调整[7]。进一步来看，随着适龄儿童减少，基础教育设施可能出现班级规模变小、校园空间闲置、教育服务水平下降等问题[8]。基础学校作为保障社会公平、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公共设施[9]，其教育供给能力与区域人口密度变化显著相关[10]，因此，保障基础教育服务也是收缩城市发展的重要议题。城市收缩为基础教育设施规划埋下诸多隐患，然而我国基础教育设施研究重点仍基于“千人指标” “分级配套标准”等数据指导增量规划[11-13]，较少有学者关注收缩视角下的基础教育设施规划技术与内容革新[14]。

日本作为亚洲地区城镇化和少子化先行国家，早在21世纪初就有约50%的城镇步入收缩历程[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