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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奥斯卡奖看美国的价值观输出及启示

2021-07-21刘恩东

对外传播 2021年6期
关键词:奥斯卡奖好莱坞

【内容提要】奥斯卡奖不仅是好莱坞谋求娱乐化商业利益的推销手段,也是美国具有重要政治影响力的价值观输出的有效载体。奥斯卡奖的评奖史,既是美国电影的发展史,也是美国社会思潮和主流价值观的演变史。从奥斯卡奖既可以分析不同时期好莱坞电影意识形态倾向的发展变化,也可以研判美国的价值观及其转变趋势。为有效应对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的影响和侵蚀,抵制文化霸权主义,我们应加强对外文化战略建设,做好对外传播工作,服务对外工作大局,提升文化软实力。

【关键词】奥斯卡奖 好莱坞 美国价值观输出 对外文化战略

奥斯卡奖从1929年设立至今已90余年。奥斯卡奖从最初仅作为美国电影业奖励本国行业性内部评比成就的奖项,已经发展成为美国电影艺术的最高奖项,而且也是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电影类标志性奖项,是世界电影评判标准的风向标。好莱坞电影正是凭借奥斯卡奖这一重要传播平台走向全球。

一、奥斯卡奖的政治文化影响力

虽然美国人宣扬“娱乐至上”,美国文化界也宣称排斥政治的干预,但奥斯卡奖不仅是好莱坞谋求娱乐化商业利益的推销手段,也是美国文化和价值观输出的重要载体,奥斯卡奖通过设定评奖条件及评奖规则,引导全球电影市场走向,借助全球共性推广美国个性,潜移默化地表达着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及核心价值观,以美国视角重构世界,影响着全球电影观众的审美判断、思想观念及价值取向。“奥斯卡评奖体系以奖赏最佳影片的名义,显著影响了好莱坞各大制片公司的电影创作与生产,并以极其巧妙的方式提示和诱导观众应该喜欢什么,又应该憎恨什么。”①

随着第29届开始增设最佳外语片奖,奥斯卡奖的国际化和政治化倾向越来越明显。首先,最佳外语片原本只是小奖,但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报名参赛,现已成为一项不亚于世界各大A级电影节的重要奖项。目前,最佳外语片奖已经成为奥斯卡诸多奖项中最为特别的一项奖项。设置此类奖项,充分体现了好莱坞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展示美国电影世界性的时代特征,积极推进美国文化全球扩张的雄心。其次,最佳外语片之外各奖项,尤其是最佳影片奖等一些主要奖项也都已向非英语国家开放。如中国影片《卧虎藏龙》获得了2001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艺术指导等9个奖项提名,最后获得最佳艺术指导、原创音乐、摄影以及最佳外语片4个奖项。最佳外语片奖的评奖标准、评奖规则、评奖倾向和评奖策略促进了奥斯卡在全球的开放与扩张,有力拓展了好莱坞审美价值、审美体系、话语体系在美国以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最后,最佳外语片评选的政治倾向愈加凸显。从近年来的获奖结果看,相对于美国主流电影、纪录片,外语片更加明显地注重呈现和表达它们的政治倾向及对社会思潮、现实问题的关注。审视获得提名的国外影片,大部分是政治化的。最佳外语片对于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显得尤为脆弱。如1985年的5部最佳外语片中竟然有4部是传达强烈理念的政治作品。②

奥斯卡在美国大众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是美国社会文化的标志性符号,甚至可以说是美国大众文化心理、时代精神价值、社会症候和意识形态的映像。观众可以从获奖影片中大致看到美国社会和文化的缩影。奥斯卡颁奖典礼现已成为全球性的盛会,每年全球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时转播颁奖典礼,有10亿多人收看,奥斯卡奖的政治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奥斯卡奖不仅创造着可观的商业效益,同时奥斯卡奖及其颁奖典礼对于美国社会文化生活和意识形态价值等都是一种有效的宣传,奥斯卡奖的价值观引领及意识形态输出功能,对于美国极力在全球推动形成自己的文化主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从奥斯卡奖看不同时期好莱坞电影意识形态倾向的发展变化

回顾不同时期奥斯卡奖的评奖结果,可以将好莱坞电影意识形态倾向的发展变化分为八个时期。

一是20世纪20至30年代,电影由技术向艺术进化,是综合艺术表现的开始。这一时期产生了《西线无战事》《一夜风流》《壮志千秋》《浮生若梦》《叛舰喋血记》等许多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奥斯卡奖的评选较为注重影片的综合艺术表现力,意识形态色彩相对淡化。

二是20世纪40年代,电影作为讲述故事的载体开始带有社會学的色彩。《乱世佳人》《青山翠谷》《蝴蝶梦》《哈姆雷特》等获奖电影,在情节内容上侧重弘扬美国参战的正义性,反映战争背景下的社会伦理和时代现状,鼓舞军心,体现战争与人性的冲突与背离,宣扬国内民族安定团结、稳定祥和的社会气象,歌颂争取和平、正义必胜的时代强音,开始体现社会学的色彩。

三是20世纪50年代,受电视冲击的严重影响,电影业顺应时代和观众需求改变自身, 以求实现商业价值。

四是20世纪60年代,好莱坞电影注重思想影响,试图用主流价值观引导观众。好莱坞电影先后经历了社会平权运动、性解放、女性主义、环保主义、反战运动的冲击,反文化、反社会的这类电影受到年轻人的欢迎,同时也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五是20世纪70年代,电影开始成为强有力的大众传播工具,重视自身的传播影响力。关注社会现实、有明确现实指向的《巴顿将军》《教父》《克莱默夫妇》《飞越疯人院》等影片开始受到欢迎。

六是20世纪80年代,强大的电影工业产业链已经相当成熟,形成产业化生产。《雨人》《为黛西小姐开车》《走出非洲》《末代皇帝》等风格迥异的影片受到奥斯卡奖青睐。

七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至2008年金融危机,好莱坞电影的跨文化跨地域传播,成为价值观输出的主要载体。以拥有全球市场为目标,为了打破文化障碍向全球传播,奥斯卡奖更加强调多元文化主义,推崇不同文化的相互包容、碰撞与融合,电影文化背景开始逐步淡化。《沉默的羔羊》《阿甘正传》《辛德勒的名单》《泰坦尼克号》《勇敢的心》等影片受到全球观众的欢迎预示着电影已经开始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

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好莱坞电影体现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回归与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关注。好莱坞历来是文化多元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也是美国民主党的文化大本营,奥斯卡评奖在某种意义上是代表西海岸跨国资本与高科技企业等自由派政治风向标的鲜明旗帜。由于遭遇全球金融危机重创,美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贫富差距拉大,阶层固化、社会分化撕裂加剧,种族歧视、仇视明显增加,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泛起,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政治极化现象凸显,反精英主义、反智主义大行其道,经济政策内倾化趋向泛滥,美国作为民族、文化熔炉的价值和作用遭受质疑,文化保守主义重新兴起。因此,好莱坞一改过去摇摆、游移于跨国资本、建制派精英和社会真实矛盾之间的暧昧态度,更加关注全球化对美国的影响、种族问题、身份政治及政治极化、非法移民、同性婚姻、女权、堕胎、枪支管控等政治文化现象。奥斯卡评奖的风向标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特别是在近几年来的奥斯卡奖最佳影片评选中,这种文化保守主义趋向更加明显。如2017年的《月光男孩》的主题是黑人及同性爱情,2018年的《水形物语》的核心主题也是基于人鱼之恋的种族关系,2019年的最佳影片《绿皮书》虽然糅合了阶级、种族冲突、身份认同、历史原罪等多种元素,仍然反映的是种族关系矛盾与弥合这个核心主题,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审视了美国难以消除的种族歧视现象,抨击了民族中心主义的傲慢与偏见。荣获2020年最佳影片奖等四项大奖的韩国电影《寄生虫》深刻地剖析了韩国贫富分化的社会现象,触及并挖掘了其背后隐含的社会矛盾的真实根源,引发了美国社会对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后严峻的阶层分化社会现实的深入反思与共鸣。2020年的最佳纪录片授予了《美国工厂》,其反映的主题是全球化对美国工业制造业及美国工人阶层的“伤害”。此类的影片还包括了《黑豹》《乡下人的悲歌》《故土的陌生人》《无依之地》等影片,都集中反映了美国中产阶层在全球化、非法移民冲击下的没落、愤怒与哀痛,进而抨击了美国国内身份政治、社会撕裂的不公平的社会现象,揭示了美国国内政治演变的内在动因,也体现着当下美国社会白人主义至上的“政治正确”,询唤着自由、平等与民主美国神话的再造,在对文化身份错位的反思中寻求实现文化认同、价值认同和国家认同。

三、从奥斯卡奖看美国价值观转变与发展趋向

奥斯卡奖的评奖史,既是美国电影的发展史,也是美国社会思潮和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的演变史。奥斯卡奖评选绝非是远离政治的艺术,而是美国价值观和思想争锋的风向标,在其评选标准、评选规则、评选倾向及评选策略中浸润并充分体现着美国的主流价值,包括民主、自由、平等、个人主义、向上层社会流动、人文关怀、博爱精神、财富成功、职业成就、基督教信仰等。同样,奥斯卡奖还突出强调了与上述价值观相伴相随的内在矛盾,如相应的社会现实与文化谜团之间孰重孰轻的尴尬境地。奥斯卡奖所推崇及证明的每一个价值观都可以被说成是其相反方面的二分法:民主精英统治论、平等与歧视、普遍性与特殊性,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竞争与合作,辛苦工作与纯粹运气、成功与失败等。③近年来,“照顾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及“跨越种族隔阂”成为新的“政治正确”,并成为奥斯卡奖的主要价值取向和评选标准。但是,尽管奥斯卡奖的评选标准及评选倾向随着时代变迁有些许改变,但其所代表的美国电影的主流审美价值取向及评价主旨始终没有变,承载着美国核心价值观的功能定位没有变,推崇的生产推介“政治上正确的娱乐性作品”的传播理念没有变,对西方文化的文化趋同性价值内在表达认同没有变,探求文化传播与社会历史之间的联系性没有变,缓和社会矛盾、树立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政治风向、塑造国家形象、推进“民主”价值观始终是其一以贯之的历史使命。

奥斯卡获奖电影推崇的价值观主要包括:个人英雄主义、自由民主和崇尚自我奋斗精神等。在突出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价值观背景下,体现个人英雄主义主题的如《拆弹部队》《角斗士》《第四公民》等电影往往容易得到奥斯卡奖评委们的青睐。美国政府和民众向来将自由民主作为重要的价值观念,尽管真正的自由民主一直只是在追寻的路上,但美国在社会生活以及艺术世界之中,一直没有停止这种追寻。如第85届奥斯卡最佳影片《逃离德黑兰》,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末伊朗革命时期发生在德黑兰的一次人质营救事件,这部影片可以说是美国宣扬自由民主的杰作。颁奖礼上,时任总统奥巴马通过视频连线授予《逃离德黑兰》最佳影片奖,这一特殊的颁奖方式明显蕴含着影片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对美式主流价值观念的彰显。通过自我奋斗实现美国梦是美国社会引以为傲的民族精神,突出小人物凭借自我奋斗取得成功主题的电影在奥斯卡奖评审中也有较大优势,如六项奥斯卡奖获奖电影《阿甘正传》就是其典型代表。

在经历内战、二战、越战后,特别是在由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革和科技发展引发许多社会矛盾和危机之后,美国民众大大改变了对战争与社会现实问题的看法,美国社会的价值观也随之产生了深刻变化。通过比较战争前后获奖电影的变化,可以分析奥斯卡价值观转变与发展趋向的大致特征。一是反战主题的电影从单纯展现战争悲剧,转向更加注重对人性的反思与拷问。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奥斯卡战争题材电影,如《西线无战事》《乱世春秋》《永垂不朽》《翼》等影片真实而又深刻地揭示战争的残酷,但70年代以后的战争题材影片,如《野战排》《拯救大兵瑞恩》《现代启示录》等,则着重表达民众灵魂被战争摧残和扭曲的无助与无奈。1979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因两部反映越战的影片《猎鹿人》《返乡》而爆发了冲突与抗议。抗议者强烈抵制影片扭曲现实、对越南进行的种族攻击。④二是倾向体现对现实和社会矛盾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戰争的创伤,使美国大众对其传统价值观产生质疑,引发诸多现实问题甚至社会矛盾,如《教父》系列、《老无所依》、《飞越疯人院》、《芝加哥》等。新世纪以来,最受奥斯卡奖青睐的电影是体现好莱坞电影现实主义取向的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等类型片。据统计,在近20年来获得奥斯卡主要奖项提名的影片中,以轰动性政治事件、政治制度、外交战略、国家安全、公民权利、政治人物传记等为主题的真实事件改编电影多达108部,占据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奖项提名总数约三分之一,同时还得到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一半以上的提名。⑤这些影片不仅体现了奥斯卡关注现实的审美取向,而且积极探寻情绪与认知共情的有效载体及途径,侧重于展示现实时代背景中人性的光辉及其复杂性,尤其注重在好莱坞经典叙事模式中突出强调美国的自由民主、社会平等、公平正义、多元包容的核心价值,弘扬了奥斯卡一贯推崇的批判话语、现实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精神。三是开始关注将传统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进行模糊化、边缘化处理的影片。近年的最佳影片和最佳演员多次颁发给描述“反面人物”的题材和角色,如安德森在《血色将至》中饰演的资本家丹尼尔·刘易斯,黑帮犯罪题材的《无间道风云》。以同性恋为题材的获奖影片《断背山》,更是对美国社会新教传统的一个突破。

上述奥斯卡电影题材的发展变化,显示出其价值观的转变与趋向:首先,传统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平衡。社会化生产使美国传统极端的个人主义难以维系,当人们逐步感受到人人为己孤立奋斗的冷漠之后,主流价值开始寻求一种个体与集体的平衡。其次,平民化解读“普世价值”。少年犯罪、贫富差距、老年孤独等现实问题和社会矛盾,使美国的“普世价值”由关注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域的冲突,转向关注特定的群体及个体命运,凸显美国的道德优越感。最后,尝试突破传统伦理道德。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发一些科技伦理问题,人们对价值观和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不断增强,作为多元文化“熔炉”的美国,对这些问题必然作出反馈。奥斯卡奖颁给在传统伦理道德尝试新突破的影片,其目的是希望给影片制作者和观众提供创新与探讨的载体,以电影形式对传统价值观的转变进行回应。

好莱坞电影及奥斯卡奖是美国对外文化传播的重要形式,是美式民主价值和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载体,也是美国国际文化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奥斯卡奖90余年角逐过程及获奖影片类型、主题内容看,获奖影片的类型和表现力总是会受到历史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决定奥斯卡奖归属方面,商业价值和社会影响固然重要,但时代精神、社会环境和主题,比电影自身的艺术价值甚至更重要。从奥斯卡奖诞生开始,意识形态因素就被作为评奖的重要考虑范畴。⑥奥斯卡奖的设置与评选蕴涵着好莱坞电影对美国精神及其精英主义“普世价值观”的诠释与宣扬。对美国中心主义的民主价值观的宣示与弘扬,艺术创造符合美国中心主义所推崇的价值旨归以及政治正确,是赢取奥斯卡奖的必要充分条件和隐性规则。伴随其在全世界的传播与流行,奥斯卡奖以及好莱坞电影无疑将成为其美式价值观和“文化软实力”全球扩张的重要载体和工具,也为美国政府利用好莱坞与奥斯卡奖评选推进公共外交,宣扬美国梦、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模式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加强我国对外文化战略的思考和建议

奥斯卡奖将美国文化塑造成一套所谓“普世性”的全球标准,这一传播美国精神、美国梦想、美式价值观的典型案例既是严峻挑战,也值得高度关注。对其进行深入剖析,对我们有效应对美国对外文化战略的影响和侵蚀,抵制意识形态输出,加强对外文化战略建设,做好对外传播工作,服务对外工作大局,提升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一是从国家总体战略布局和维护国家总体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统筹协调对外传播。美国以确立自身全球霸权地位为目标,以在全球推广美式自由民主和价值观为根本宗旨,制定并实施了对外文化战略。美国把对外文化战略作为进行“民主输出”的先行者,作为推进其全球战略的有效工具。对外文化战略在美国崛起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美国提供了向心力和凝聚力,强化了其领导世界的意愿、国际道义和动力,巩固了战略联盟的认同基础。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中国不断拓展的全球利益,实现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和平发展,我们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引,加强政策顶层设计,加快制定对外文化发展战略规划,扭转对外文化战略与国家对外政治、经济战略不配套、不平衡的不利局面,尽快补足参与全球治理和全球发展战略中的文化短板,进一步加强对外文化教育交流、对外文化贸易、对外传播等工作的战略引领和战略指导,积极构建全球化时代多元互动、平等互补、共生共荣的对外文化体系。

二是明确责任主体,加强对外文化战略体制机制建设。目前,参与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外交的政府机构包括外交部、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及国家新闻出版署等若干部门,但目前对外文化战略主体不够明确,缺乏一个统筹协调部门。在现有的政府体制架构下,由中央某一部委牵头的松散型组织机构的协调能力和执行力都受到诸多体制机制的制约,试图依靠这种组织制度推动解决国家层面的对外文化战略问题面临权威性和组织力不够等难题。同时,还存在着重政府直接推动而忽视非政府组织、民营主体、社会公众参与,忽视国际合作和国际参与,忽视智库支持,将文化交流活动等同于对外宣传,重对外交流形式而忽视实际效果、重硬件建设而忽视效果反馈、效应评价,没有充分发挥软实力的文化认同、价值认同功能等问题。所以,亟需加强对外文化战略的体制机制建设,应尽快建立国家文化安全预警机制、对外文化战略联合工作机制、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机制、对外话语权掌控机制、对外文化战略国际合作及绩效评价机制等一系列相关体制机制,依托体制机制协同创新形成整体合力。

三是强化制度规范,构建对外文化战略的法律法规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关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指导意见》等重要文件中,将对外文化交流、文化传播和文化贸易政策整体统筹,从国家战略高度对我国对外文化工作进行了战略布局并作出政策规划,但缺乏明确的法律保障及制度规范。因此,要加快制定对外文化战略的基本法、配套专门法、具体实施条例、规定及拨款法案等,明确对外文化战略的主管机构及参与部门、政策目标与主要任务、功能定位及职责分工、规范流程与实施路径、非政府组织参与及监管、经费来源及保障、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内容,使对外文化战略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增强对外文化战略的透明度,着力减少国际社会对中国对外战略意图的猜忌,更好地体现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四是强化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建设, 坚决抵制美国文化霸权主义的侵蚀。近年来,以文化帝国主义为掩饰的西方意识形态渗透隐蔽性、蛊惑性更强,严重危害主流意识形态的树立。因此,必须坚持“两个巩固”方针,不断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积极顺应世情国情党情政情的新变化和新态势,全面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充分汲取世界各国构建核心价值体系的有益经验,积极培育、践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夯实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共同思想与社会认同基础,不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公信力和价值认同度,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掌控力、凝聚力、引导力和影响力,以主流意识形态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倡导、加强文明对话,反对文化霸权,积极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化解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巨大风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守正创新的实践中,进一步增强“四个自信”,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五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传播,积极掌握国际话语的主动权。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我们要树立新时代全球传播理念,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要以塑造和树立中国良好国家形象、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改变西方国家民众对华错误认知为目标,做好对外传播工作。要充分利用现代传媒在国际信息传播领域的重要作用,不断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要遵循对外传播规律,科学分析传播受众,实现精准、分层、有效传播。要正确处理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用融通中外的表达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话语和中国声音,牢牢占据国际舆论意识形态斗争的道义制高点,打破并消解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话语垄断权,增强对外传播的创造力、感召力和公信力,强化世界各国人民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认同和制度认同,提高对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文化认同,塑造中国致力于推动构建国际关系新秩序的国际形象,营造良好的意识形态安全的国际环境。

六是要把大力发展现代文化产业、做好电影走出去工作作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现实有效途径。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电影已经越来越多地在世界舞台和奥斯卡奖的奖台上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但从奥斯卡奖评奖规则及中国电影在海外遇冷的现实来看,仅仅靠大制作渲染华丽的文化场景、凸显唯美的中国文化元素、展示瑰丽的中华传统文化、呈现东方奇观是不够的,必须在剖析文化特殊性中塑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在人类共同情感中寻求心灵文化共鸣,在人文关怀中阐释中国问题,在价值认同中传播中国话语,在国际化视野中讲好中国故事,在能为西方文化接受的表达语言和润物细无声的艺术化传播方式中震撼心灵,赢取人心。奥斯卡奖的强大国际影响力源于其背后强大的电影工业和电影市场的有力支撑。因此,大力推进国产电影的工业化,着力培育国产电影市场,以强大的文化治理能力和坚实的文化产业基础,不断增强综合国力,进一步加快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步伐,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才能以文化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维护文化主权和意识形态安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好莱坞电影意识形态输出运行机制与美国国际文化战略研究”(项目批准号:16BGJ056)的阶段性成果。

刘恩东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中央党校黄创博士对此文也有贡献

「注釋」

①[法]雷吉斯·迪布瓦著:《好莱坞》,李丹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2页。

②[美]埃曼·努尔利维著:《奥斯卡大观——奥斯卡奖的历史和政治》,丁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27页。

③[美]埃曼·努尔利维著:《奥斯卡大观——奥斯卡奖的历史和政治》,丁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51页。

④[美]埃曼·努尔利维著:《奥斯卡大观——奥斯卡奖的历史和政治》,丁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26页。

⑤梁君健、尹鸿:《另一面的好莱坞——21世纪以来奥斯卡奖中的“真实改编电影”分析》,《当代电影》,2021年第1期。

⑥[美]埃曼·努尔利维著:《奥斯卡大观——奥斯卡奖的历史和政治》,丁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30页。

责编:谭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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