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峰 邓宇琦（南京邮电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孙 静（北京物资学院 商学院，北京 101149）

2019年7月24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正式审议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这标志着以长城、长征、大运河为核心的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利用将进一步完善。[1]作为撬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支点性工程，推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需要尽快破解一系列制度性障碍，探索国家文化公园的新型管理模式，并以此推动国家公园体制的改革创新。

推进国家公园建设是十八大以来我国探索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的重要举措，其核心是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公园体制，这既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点改革任务，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②2016年以来，中央深改组和深改委先后审议通过了三江源（2016年3月）、大熊猫（2016年12月）、东北虎豹（2016年12月）、祁连山（2017年3月）、海南热带雨林（2019年1月）等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大运河等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国家公园的新类型，自然成为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对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这一新时代重大战略决策而言，从管理体制角度入手优化顶层设计，是有效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关键，也是对十九届四中全会“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会议精神的有力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