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彦浩

摘要：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重回自贡恢复组织，开展地下活动，团结大后方民众抗日救亡。战时的自贡井灶林立，工人麇集，艰辛的工作与微薄的收入令劳资关系格外紧张，“生活最低，忍耐最高”的盐业工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参与者。1939年8月，自贡市政筹备处无视“盐工缓役”政策，纵容下属强拉壮丁，酿成枪杀工人的血案，令富荣盐场十帮工人宣布总罢工。在姚泰安、吴松樵等中共党员的出色引领下，国民党当局最终接受了工人“惩凶、安葬、抚恤、医药、保障”五大诉求。面对国民党以“教养”为经、以“管控”为纬、以“增产加运”为依归的工运策略，正视工人价值、保护工人权益的中国共产党决定潜入合法工会，动员广大盐工在经济斗争中体悟自己的历史使命，并利用自贡国民党当局的分崩离析，为工人运动的顺畅开展创设条件。

关键词：工人运动;自贡盐工;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初期中图分类号：K2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21）02-0022-11

全面抗战爆发后，我国长芦、两淮等重要盐区相继沦陷，“湘鄂各省之民食军需，惟川盐是赖”①，而川中盐场则以自贡的富荣盐场为最②。虽进入机器工业时代，自贡的井盐生产仍沿袭牛力汲卤、灶房熬盐的传统，占全市人口二分之一的十万盐工胼手胝足，昼夜不息，为战时川盐“增产加运”付出巨大的牺牲③。中国共产党向来以“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④ 为己任，为改善盐工的生存境遇、提高盐工的政治觉悟，积极引领自贡盐工在统制经济下同井灶商人与自贡国民党政府展开如火如荼的日常斗争。

学界很早就关注到自贡盐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⑤，并对战时自贡的井盐生产⑥、工人團体⑦、文化活动⑧、地方司法⑨、国家控制⑩等方面进行深入讨论，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然而，中国共产党在战时的自贡是如何重建支部和动员工人的，又是如何同国民党博弈与周旋的，却鲜有学者问津①。此外，过往对1941年自贡盐工捣毁市党部的事件研究②，亦提醒我们须揭示工潮背后更深层的政治因素，分析不同政治力量对工人运动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根据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档案和中共自贡中心市委工作报告，力图还原中国共产党重返自贡开展地下活动的曲折经历，厘清1939年富荣场盐工“反拉壮丁”大罢工的来龙去脉，并观察国共两党对这一事件的反思与因应，进而理解中国共产党对工人、工会、工运的认知高度。

一、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自贡的地下活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中共以合法身份在国统区开展地下活动。1937年冬，中共中央派邹风平、廖志高等六名川籍干部，返回四川成立省工委，指导各地清理党员、恢复组织，动员民众抗日救亡。可到翌年五月，全川仅有300多名党员，“由省工到每个支部，都有着‘左倾关门主义的倾向，把血的教训和叛徒卑鄙狠毒的情况时时警惕着，于是不轻信每个青年”③。针对这一现象，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号召各地党组织“大胆地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④，于是1938年7月四川省工委派饶孟文到当时城镇人口仅次于成都、重庆的自贡，落实“十倍发展党员、三个月内建立中心县委”的任务。

饶孟文到自贡接替的是闻化鱼的工作，后者在川康盐务管理局任职，曾发展王志先、黄世元两名爱国青年入党。1937年10月，闻化鱼在自流井天后宫成立“自贡市抗敌歌咏团”和“自贡市乡村巡回抗战话剧团”⑤，推举自贡市政筹备处处长余冠琼为团长，以国民政府的官方背景为掩护，通过教唱抗日歌曲与表演进步话剧，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因此，饶孟文敏锐地意识到歌咏团、话剧团的潜在能量，在团内建立党支部，带领这支队伍在自流井的张爷庙、井神庙、蜂子岩小学举办平民夜校，培训工人、店员、家庭妇女近七百人，“为自贡抗日救亡运动培养了骨干，为党组织的发展发现了积极分子”⑥。接着，饶孟文将歌咏话剧团的书报流通处改造为《新华日报》自贡分销处，并团结当地文化名士李石锋创办《正确日报》，针砭时弊，鼓舞斗志，将前线的真实情况传递到川南腹地。

1938年10月，以饶孟文为书记的中共自贡市委正式成立⑦，在自流井、贡井周边地区初步组织了7个支部，拥有90多名同志⑧。可是，接下来半年的党建情况，却不容乐观。首先，在“开门”发展新党员时，会犯拉夫式的错误，“不告诉须加入共产党，须加入一个团体，有职业，有¨方，愿意与否？”竟发生“一个女同志在路上坐车来回发展了二个黄包车夫”的奇闻①。其次，老党员十分稀缺，新党员的教育刻不容缓，特别是学生党员，“多数只认为党是坚决抗战而来的;对三民主义披上马列主义外衣，根本不想去接近工农群众;出风头时很有劲，现在要走黑路时候，有些难色;有些只想到陕北，丢去自己岗位，再不然就关门读书”②。此外，盐业工人党员的比重也不够大③，中共的赤色工会在富荣盐场有过光荣的斗争历史，“凡在盐工中有相当地位的老工友，多为过去赤色工会的好群众，对党是非常同情的，只是以往那种白色恐怖的阴影至今还留在他们的回忆中”④。针对于此，自贡中心市委及时调整策略，巩固组织，重视教育，清理了张自成、卿紫痕、陈运枢等投机分子，于1939年3月成立工人运动委员会，让党员们走出熙攘的街市，到郭家坳、大坟堡这些条件艰苦的产盐区，勤做工、广交友，践行“手工业工人中停止发展、产业工人中突击发展、重质而不重量的发展”⑤ 的工作计划。

时任自贡中心市委副书记的廖寒非细致研究了富荣盐场“十大帮”的劳动状况，为后世了解“生活最低、忍耐最高”的自贡盐工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调查手记。自贡井盐的生产分工极为繁细，当地工人按照生产部门可分为山匠、机车、车水、山枧、烧盐、转盐、捆盐、装盐等十类。其中，待遇最优的是专职舂井的山匠，在迷信风水的旧时代，矿源探测毫无科学方法，全赖山匠“掌龙脉”，盐井能否顺利地凿出卤水，攸关井主的全部身家，故山匠每月工资数十至百元，有“井主女婿”之称谓。地位最关键的是负责修理机械和锅炉的机车工人，他们是技艺娴熟的高级工匠，每月工资二三十元不等，“如机车罢工，各种工人均自动罢工”，故中共1926年在自流井成立的首个红色工会，即为“长土机车工会”。数量最庞大的则是烧盐工人，分为“上下手”，上手是熟练工，做工一昼夜，歇息一昼夜，名叫“十五班”;下手是年轻学徒，每天都得当班，唤作“卅班”。他们的收入在盐场尚属中游，却要长久地忍受灶房的高温潮湿，俗谚曰：“十个烧师九个痨”，蒸腾的瓦斯极大地损害了工人们的健康⑥。同工种的盐工为了求生存、争温饱，往往会自发地组织行帮，对内维持秩序，对外奋起抗争，如烧盐工人组成的“炎帝会”、挑卤工人组成的“华祝会”、锉井工人组成的“四圣会”、篾索工人组成的“巧圣会”都曾率领会众掀起罢工，迫使资方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工作环境⑦。在抗战期间，物价飞涨，米珠薪桂，各工种的盐工在川盐“增产加运”的国策下，工作强度大幅提升，而收入水平却未见增长，原本靠一己之力就能让全家温饱的烧盐工人，如今仰畜无资、自顾不暇，富荣盐场的劳资关系陷入了空前的紧张。上述事实，为中国共产党重返自贡开展工人运动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与适宜的斗争环境。

不过，在暌违盐场数年后，组建公开的红色工会，已殊非易事，授命于国民党的“合法工会”与三青团的秘密组织“职业青年互助社”，俨然对中共的地下活动构成威胁。“合法工会”是国民党治下民众运动的产物，它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反对阶级斗争，提倡劳资合作，既迎合党国的命令、防范工潮，也博取工人的信任、以利相诱，故中共斥其为“黄色工会”。富荣场的“合法工会”，聚集了很多“无产阶级的叛徒”，他们打着红色工会的旗号，抓住盐工在经济上的迫切要求，骗得盐工于1935年春贸然发动罢工，“一面故意提出过左的口号，使工人要求不能达到，一面则尽忠主子，公开利用产业工会线索，大肆逮捕和屠杀工人”①，使工人对集体生活充满犹疑。而职青社是带有流氓性的特务组织，同宜宾的土匪颇有勾结，它号称会员过万，实际人数仅千余，“携带手枪上百枝（支），在市面下层社会撇横”，包庇工人娼赌斗殴的不法行径，敌视任何势力在自贡的活动②。中共曾有两名同志在盐区发展工人党员时，因缺乏警惕，将一名职青社的间谍也吸纳其中，遭致身份暴露，被捕入狱③。为了重塑党在工人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工人运动委员会的吴松樵鼓励党员们多到井灶陪盐工们一起劳动，少做脱离实际的口头宣教，他本人即加入大坟堡的机车帮，通过拜把兄弟，团结具有朴素正义感的技术工人，“揭露叛徒无耻的假借党的名义组织‘产业工会，出卖工人，破坏工人对党的信仰种种罪恶行为”。工人运动委员会不再单独成立政治色彩明显的工会，而是巧妙地运用行帮的纪律性与战斗性，领导盐业工人跨越地域、跨越部门，实现两次加薪罢工的胜利④。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后掀起反共逆流，为遏制中共在国统区的工运活动，1939年5月，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派黄梦飞来自贡视察，指导市党部组建工运指导委员会，逐步整理盐业产业工会，强化富荣场盐工的组训，使工人的行动遵循“劳资协调、增加生产、消弭反动、安定后方”⑤ 的工运方针。然而，自贡的国民党势力非为铁板一块，中共党员姚泰安清晰地指出其内部关系的裂痕：川康盐务管理局隶属财政部，名义上只处理盐务，却依恃着盐业带来的庞大税收，对国民党自贡市政筹备处的各项决策保持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且该局局长缪秋杰与自贡市长曹任远亦因蜀光中学逼迁、久大公司断水二事交恶甚久;市党部与三青团则各不相谋，恣意在工人中划分势力范围，三青团员自矜道：“我们才是真正的、后来的国民党员，现在的国民党员已经腐化了”，市党部成员亦不甘示弱：“三青是黄毛乳子，浮躁夸张，一事无成，我们才是国民党的正统派”⑥。这种政治生态，令中共地下党在“限制异党活动”的严峻考验下，依然充满自信和理智，耐心摸索符合客观实际的工运道路。

二、1939年富荣场盐工“反拉壮丁”大罢工始末

在日寇入侵、国土沦丧的危难时刻，军人在前方浴血奋战，工人在后方挥汗如雨，前方与后方是同等重要的战场，军人与工人皆从事神圣的救亡事业。因川盐的增产加运亟需人力，盐业机构请求暂缓盐工服役的呼声愈发热烈。“但盐工若准一律缓役，漫无限制，则普通人民假盐工名义以避征役之情事，在所难免。鹾纲与役政，既同属重要，自当兼筹并顾，不可偏废。”1939年5月，财政部会同军政部商定“盐工缓役”办法两条①。

该办法按照盐工与制盐联系的紧密程度，将他们分为直接、间接两种，区别对待。直接盐工如山匠、机车、车水、山枧、烧盐等，均具备专门技术，可替代性弱，“在此加紧增产时期已感不敷应用，倘再征调，殊难觅顾”②，所以不问年龄及受雇年月概予缓役。间接盐工如白水客、挑炭花、石工等，主要从事体力运输、简单工具制作，可替代性强，即有征调，补充较易，倘若也准缓役，“国防军需各工业普通工人，亦必援例请求，则于役政前途影响更大”③。为配合此项办法，盐业产运机关须详查现有之直接盐工、年满三十六岁之间接盐工的身份信息，“订制盐工记名凭证，附粘照片，加盖官防”④，作为缓服兵役的物证。

富荣盐场接到指令后，仍表不满，认为盐工們休戚与共，不可强分彼此，“间接盐工虽属普通技术，但目前已感召致不易;如再被征调，或因而逃散，则减损一名，即损一分产运力量”⑤，毕竟间接盐工与井盐的转、捆、装工序息息相关，若骤生事故，必有碍整体的产运通畅。对此，办理役政的市政筹备处持截然相反的意见，其向川省军管区反映，自贡甲、乙级适龄壮丁21654人中，盐业工人竟占19000余人，“在富、荣两县管辖时，已征送壮丁1500余人，本处成立后又征送壮丁544人，共已征送两千余人。除直接、间接盐工外，已无普通壮丁可供征调”⑥。于是，敷衍塞责的兵役科将抽签工作委于保甲，听任他们强拉估派、敲诈贫弱，终至将手无寸铁的盐工五花大绑，押解归营，“盐工胁于淫威，均不能安心工作，自自流井至内江一带，平日盐贩往来如织者，在某一时期竟至路绝行人，影响盐业，实至巨大”⑦。面对自贡盐工的怨声载道，市政筹备处却执意替爪牙们辩解，诬陷盐务局于抽签后“夤夜填发盐工证章，甚至泥、木、石各帮工人亦填给证章认为盐工”，使皂白难分的保甲不免发生拉丁充数之举①。

1939年8月2日拂晓，长坵镇联保处的士兵悄然来到郭家坳的双盛灶、载福井，将持有缓役证的烧盐工人袁少章、王金和、邱少华和李少华强行拉走，囚禁于五云村。束手无策的工友遂飞奔至炎帝宫及工会烧盐组，恳请行帮施以援手。这两处的首人闻讯后，分别推派代表，向盐务局的秤放主任连铁恒报案。连铁恒旋即与长坵镇联保处联系，催促其尽快放人，可对方初是托辞无场署公函，不可轻易开释，可函到后转瞬食言，非要接到上级市筹处的指令，始能卸责，双方争执甚久，未能解决问题。此时天色已近黄昏，五云村早被千余盐工团团围住，众人见联保处毫无诚意，故意刁难，不由怒火暗生，加上听说被禁工友将被连夜送至泸州，焦急呐喊：“盐局欺骗工人！登记后不予保障！”被拘的工人听见外援已至，亦挣脱绳索夺门欲出，守门的士兵突见工人们如潮涌来，以为武力可以造成和平，轻率地开枪射击，竟当场击毙一人，致负伤五人②。血案发生后，郭家坳与大坟堡的烧盐工人在行帮默许下自发停工，向联保处索要凶手。当时中共骨干姚安泰恰巧在大坟堡，他火速找到吴松樵等三名同志，召开机车工人支部会议，动员身边的工友点燃火把，拾起棍棒，一同会师五云村。在路上，姚泰安为示威工人们制定了五项诉求：“一、严惩凶手;二、政府负责从优赔偿命价及丧葬费及伤者医药费;三、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四、实行政府兵役法命令，盐工一律缓役;五、限期答复，未答复前决不复工。”③ 依据国民政府的法律章程，争取盐工应有的公平与道义，这为“反拉壮丁”大罢工指明了斗争方向。

紧接着，姚泰安又找到罗昆鹏、罗德臣同志，布置山枧、烧盐两帮工人的动员工作。一方面，要求山枧工人迅速响应罢工，支援烧盐工人，“因为烧工罢工，山枧根本没有工做”，以此为正当理由，鼓励更多的工人大胆地加入抗议队伍。另一方面，要求烧盐支部以“工人的立场”团结活跃的罢工分子，建立起核心组织，并与山枧支部密切联络，收集情报，监视职青社的动态。紧接着，自贡中心市委召开常委会，廖寒非副书记同意了姚泰安提出的五项诉求和工作布置，又明确了两点问题：第一，要以盐务局为靠山打击市政府。因为姚泰安回忆，示威工人在去五云村的途中经过盐务局税警的哨卡，对方虽然拦住队伍不让前进，却友善地提醒工人们绕路而行，“因为我们住在这里，就有阻止你们前进的责任，最好你们走小路走”，这反映盐务局对工人的不幸遭遇抱以同情，利用好市、局矛盾，就有公平解决纠纷的可能。第二，对职青社既要争取合作，也得严密提防，因为五云村枪击案发生时，炎帝宫的职青社分支对参与工潮颇为热衷，但职青社的领袖朱占云据传已被市长曹任远收买，且该社背后的三青团亦对中共不甚友好，恐怕他们在罢工最紧张的阶段会临阵倒戈，为党的工作带来危险④。

1939年8月3日，富荣盐场十帮工人宣布总罢工，“凡东西两场之盐区，如自井之大坟堡、郭家坳及贡井等处，井灶俱告停顿”。是日八九时，工人们蜂拥而至国民党自贡市党部，高定渊回忆：“本会会址为一大庙，不一时人已挤满，复由大街两旁排列。当时人数已足有七八千人，陆续由远处来集者，更无容足之地，遂由正街一直到新桥一带伫立。但见万头攒动，人声沸杂，此时人数已在万人以上。”①随后，由市党部牵头，召开盐局、党、政、军、绅士的联席会议，并邀工人派代表出来共同商讨。结果，工人代表关于惩凶、安葬、抚恤、医药、保障的五项诉求，官方表示完全接受，只是工人要保证迅速复工。蹊跷的是，决议并未当场公示，为防止伪诈的市筹处出尔反尔，罗昆鹏同志很灵活地鼓舞工友们呐喊“宣布决议”，可南华宫内一片噤若寒蝉，竟无人敢出来宣读。接着，罗昆鹏又策动工人代表告诉大家政府仅愿出一百元赔偿命价，顿时众声喧哗：“不赞成！一百元办不好什么事，我们每个人出二百文都不止一百元！”盐工们继而要求，宁可不要赔款，也要政府交出凶手，由工人自行处置。见国民党市党部无法主持公道，示威队伍又转战市筹处所在的陕西庙，未料市筹处为躲避空袭，已迁至郊外。这时，人群中有人大呼“工友到公园去开会”，不明就里的工众遂循声而去，只见一名职青社分子爬上高台，自称是三青团员，却说了很多袍哥间交流的感情话，许诺能助盐工纾解燃眉之急。职青社在盐场向来臭名昭著，吴松樵同志立刻揭穿演讲者的工贼身份，怒斥他为虎作伥，不能与工人同仇敌忾，又叮嘱大家保持联络，先行散去②。这一天，自贡盐工还自发组建了纠察队，到处巡视是否有仍未罢工的井灶，而工人们则到处打堆，“一时自井街头、茶坊、酒肆、饭馆无处不塞满赤膊着木屐的盐场工人”③，中共地下党乘此良好态势，向工人宣传党对罢工的意见与方针，并靠这些“流动纠察队”将中共的工运主张送往城市的每个角落。

另一方面，国民党市党部亦对中共的工运活动绷紧神经，“平日本会认为其他色彩份子，及平日素不识面而带有智识份子神态之人，时现于街头，形状至为活跃”，甚至将职青社伙同匪帮的劫掠误作中共的武装暴动，“说在叙府、荣县、威远三县已有小股匪乘机来此援助，这时候街上的空气更为紧张，当晚就特别戒严”④。于是，高定渊想到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在8月3日晚秘密召集“平日相信之工头”，促膝谈心，请他们发挥作用，安抚各帮工人尽早归家，勿在街上逗留。翌日，国民党市党部决定开诚布公，将决议的六条办法印成2000份传单，广而告之，希望工人们相信官方践行“五大诉求”的诚意。至此，富榮场盐工“反拉壮丁”大罢工取得圆满结束。这对中共的意义是“检阅了别人的力量，也检阅了自己的力量”，既锻炼了工人的组织观念，也磨砺了党员的斗争意志，打破八年来的沉寂空气，把自贡工人运动推向新的阶段⑤。

三、国共两党对自贡工人运动的认知与行动

这场掀天沸地的“反拉壮丁”大罢工令国民党政权惊骇不已。国民党自贡市党部书记长高定渊判断，罢工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阴谋，“此事发生之初，纯为拉丁杀人问题，故工人代表所提之五项要求，不出本题范围，事后即由反动份子从中煽惑，冀图不轨”，才使罢工的参与者由烧盐工人扩展为全体十帮盐工，罢工的范围由郭家坳波及到整个富荣盐场。罢工之所以能在三四天内迅速平息，则归功于市党部先前与工人头目频繁接触、初步整理盐业产业工会，“此次工人群众，能始终向本会陈述痛苦，而未能为反动所诱惑者，即此数十大小头目始终向本会牵引之故”。因此，国民党自贡市党部今后将彻底地“做最低层工作”，使自贡数万盐工都能“接受三民主义的训练，自觉抵抗中共的思想侵蚀”①。

在高定渊的邀请下，黄梦飞于1939年11月再度视察自贡，指导工人运动，重点落实延宕半年的“盐业工人服务社”与“盐业产业工会整委会”的相关工作。前者重在“教养”，办理工人子弟学校、工人治疗处、工人俱乐部、工人图书阅览室等福利事业，通过改善盐工在教育、医疗、休闲上的窘境，让他们全心全意地工作，而无后顾之忧。后者意图“管控”，规定工人按产业部门结成工作组，“不得另有组织”，通过在“合法工会”的各组培植羽翼，国民党市党部就能加强工人的垂直管理，使他们脱榫于传统行帮，投身符合党国意志的工人运动。黄梦飞还指出“市新生活运动分会，所设书报阅览处，备有新华日报两份，而无其他报纸”，虑及《新运日报》的前任主笔王余杞有赤色背景，新运会内是否仍有共党厕身其间，至为可疑②。随后，国民党市党部着力消除中共在自贡的文化影响，不仅严禁民众阅读《新华日报》，还将《正确日报》勒令停刊。鉴于“自贡情形复杂，区域又广，实为共党之流动地区，又为盗匪之逋逃场所，调查防范工作，非市党部力量所能兼顾”③，中央调查统计局入驻自贡开展特务活动。因“自贡袍哥，势力极大，其上层份子，多有接受本党领导之可能。今欲发展工运，并防范某党在下层的活动，非利用彼等势力，不能收效”④，市党部决定以“民善互利会”为奥援，对中共地下党进行监视与压制。

与此同时，中共方面的廖寒非副书记对“反拉壮丁”大罢工做了深刻反思。他既表扬了党组织依托官方的法律章程，提出旗帜鲜明的五大诉求，获得各帮工人的忠实拥护，令没有口号的“合法工会”和职青社只能被中共牵着鼻子走;也批评了各区委间联系不畅，“以至下厂（自井）的办法，贡井、长土还不知道”，各支部的组织生活不够健全，遭逢事变即无法商议，距离真正的“战斗组织”还很远。他在赞许党组织保持冷静与克制，以“及时收场，不突出、不去暴露自己力量”应对职青社的搅局，成功守护工运斗争果实之同时，亦为党组织未能抓住“在市府请愿不遂，在公园内无结果”的绝佳时机，促成“十大帮联合办事处”而感到惋惜。在党内，有姚泰安、吴松樵等优秀骨干能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为工友出谋划策，整齐他们的纪律，鼓舞他们的斗志，用身体力行纠正“工人是笨家伙，不能斗争”的右倾认识，但是亦存在部分党员不屑于到“合法工会”与工友们共同劳动，“认为这些都是顽固分子所统制的，不抗日救国，打进去困难，进去了也困难”，表现出畏难情绪①。

面对国民党以“教养”为经、以“管控”为纬的工运策略，知己知彼的中国共产党认为应从两党对工人、工会、工运的认知差距入手，逐一粉碎国民党染指自贡工运的鬼蜮伎俩。首先，中共认为自贡工人热烈期盼的，不是居高临下的“教养”，而是将心比心的“援助”。在国民党眼里，盐业工人愚弱穷私，无所不包，而给予工人福利的党，不啻久旱降甘霖的救世主：“希望你们要诚心诚意的来接受服务社的一切指导，以便使你们堕落腐化的生活，得以变成蓬蓬勃勃的朝气，放僻邪侈的行动，得以纳入亭亭直直的正轨，浮躁复杂的思想，得以趋于平静纯一的境域。”②因此，“教养”的本质是灌输“劳力与幸福相依为用”，国民党自贡市党部难以调和战时川盐“增产加运”下“商人利益日增，而盐工工资尚有每月五六元、二三元者”的矛盾，徒寄望于劳资双方的互相谅解③。而中国共产党则真正关心工人群众的苦难，“站在群众方面，代表群众说话，代表群众利益”④，针对最基础的经济问题，扎扎实实地解决工人的迫切要求，是故在抗议市筹处践踏“盐工缓役”后，自贡中心市委又将矛头直指富荣盐场“许开许散”的传统（资方可以在任何时候条件之下开除工人出厂，但是工人不得自由离本厂到自己所愿去的地方），反对厂主利用“多招学徒”的手段随意开除要求改良待遇的工人，并竭力资助悬釜待炊的非技术性劳工度过失业的艰难时刻⑤。由是观之，全力以赴为工人谋生存、争温饱的中国共产党终能收获民众的好感和信仰，而摁住工人的头颅催促他们吞咽“嗟来之食”的国民党，则日渐丧失民众的支持与信心。

其次，中共认为壁垒森严的“管控”，只会让工会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唯有求同存异的“团结”，方能孕育坚韧不拔的工人团体。富荣盐场能迅速演成十帮工人联合罢工，与行帮组织历史悠久的自卫传统密不可分，当中共尚未扎根自贡时，阶级意识淡薄的盐工仅对行帮言听计从，“烧盐工人行帮组织在贡井为老君会，自流井为炎帝会;捆、绑、转、载四帮工人有财神会……老君会和炎帝会权威很大，它们可以仲裁主、工两方面纠纷，可以下命令罢工，领导工人改良生活的斗争”⑥。而国民党畏惧独立自主的工人团体存在，除了强行取缔，就是施以改造，如烧盐工人的炎帝宫，一度面临被“合法工会”烧盐组吞并的危险。是以中共反其道行之，鼓励党员结交正直的行帮头领，广泛参与行帮的节祀庆典与经济生活，团结头脑灵活、体魄强健的青年工人，为未来的工人运动培养中坚力量。后来，三青团眼红市党部整理工会的业绩，将工人团体“更易名目，施以割裂”，使得“合法工会”烧盐组、转盐组、杠运组之外，又出现青年工人服务社烧盐分社、转盐分社、杠运分社等组织①。工人们望着盐务局、市党部、三青团叠床架屋般的机构，徒增头昏眼花的困惑。因此，自贡中心市委清醒地认识到“各党派以及老板在工人中活动加强，任何一党一派在组织上不可能完全领导工人”②，既然无法公开组织赤色工会，不妨潜入“合法工会”积蓄实力，“黄色工会每一个选举的位置，黄色工会的全部领导机关（上级和下级的），我们都要努力争取到手里来”③，动员工人将“合法工会”转化为无产阶级的阵地。

最后，国民党治下的工人运动，终归以川盐“增产加运”为依归，所谓“改善工人之生活，增进工人的知能，加强工人的民族意识，更希望工人有自己的工会，团结训练”④ 的宣传，皆为提高产运、保障盐税的伪饰之辞。为了防止各帮盐工沟通情感、传递信息，市党部借整理产业工会之机，铺设工运小组，斩断工人们的横向联系，使得工人运动的意义荡然无存，与中共团结工人的工运不同，国民党的工运不啻为“分裂工人”。是故自贡中心市委引领的工人运动，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关注盐业工人“生活最低，忍耐最高”⑤ 之特性，依据他们不同环境的诉求，提出适宜的罢工口号，且寓政治斗争于经济斗争，逐步唤醒盐工们的政治觉悟。同时，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格外重视方式方法，对内教育时，“少说废话，说话就要绝对负责”，设定开会时间亦应顾及工人的困难，“不能随便提出批判、警告之类的东西”，循循善诱，注意态度谦和⑥;对外斗争时，仍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持克制，尽量避免剧烈的暴动，“不能把所有资方看成敌人”。如1939年末的大坟堡加薪运动，首先“方式是和平的”，由该地五帮（烧盐、山枧、机车、车水、开井）联合工会名义，用公文向盐务局呈请，并由工会代表向富荣盐场场署请愿，结果约经一月后获批每人每月加薪三元;其次是“口号提得很适当”，如果提得过高，不但不容易成功，因斗争时间延长的关系，反而减低工人的斗争情绪⑦。

四、结语

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重回自贡地区恢复党组织，秘密开展地下活动，动员大后方民众抗日救亡。“抗战”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给自贡的工人运动增添了“救亡”意义，富荣场的数万盐工含辛茹苦、汗流浃背，为保障国家税收与军需民食作出了重大贡献，其重要性不亚于浴血奋战的军人。致力于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中国共产党清楚地认识到，川盐“增产加运”的初衷没有错，但将“增产加运”变为禁锢工人自由、剥削工人权益的专制手段则尤须警惕。果不其然，“盐工缓役”不过是国民党政府平衡盐政与役政的权宜之计，自贡市政筹备处纵容下属部门在盐场强拉壮丁，一举扯下国民党当局对工人温情脉脉的面具，让人们对这个软弱而独裁的政党充满失望。

1939年富荣盐场十大帮工人总罢工，为国共两党提供了检视工人运动策略的契机。双方都认同组织工会、训练工人的必要性，但国民党自贡市党部漠视工人的尊严与生命，不允许工人按照民主原则组织代表工人自身利益的工会，用胡萝卜（“教养”）与大棒（“管控”）来规训工人，使工人运动的初始意义荡然无存，完全溶入“增产加运”的战时体制中。而中共自贡中心市委则正视工人价值、保护工人权益，团结工人们“不分党派、不分地域、不分帮口、不分民族、不分信仰”①地加入统一的工会，增强抗战力量，在民族解放事业中获致自己的幸福，不像国民党那样“用‘管理和‘考察训练劳工，结果是呆板和控制。用灌输方式，则结果不是格格不入，就是食而不化”②，真正的训练应是让工人们在集体生活中“自由发展”，而非在机械地命令执行中“硬归于一”。因此“罢工”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不是工运斗争的全部，只是实现目标的一种路径，中国共产党在战时的自贡从未轻易寻衅，而是巧妙地依托官方的規章制度，有分寸、有步骤地动员工人积极维权，让他们在实践中觉醒，体悟自己的历史使命，同时智慧地利用市政筹备处与盐务局、市党部与三青团的嫌隙，为自贡工人运动的顺畅实施创设条件。

（责任编辑：王放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