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文彦 张德宏

摘 要：自2016年10集医疗新闻纪录片《人间世》进入观众视野以来，医疗题材纪录片受到的关注度逐渐增多，而人物的塑造对于医疗题材纪录片来说，能够起到调节医患矛盾的作用。本文欲以纪录片《脊柱医生》为例，使用对比的方法，探究国内外医疗题材纪录片在医护形象与患者形象建构中的不同及其原因，发挥纪录片引导人们对社会问题积极思考作用的。

关键词：医疗类纪录片;《脊柱医生》;医护人员;人物形象塑造

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21）06-0105-04

一、背景讨论

（一）选题背景

纪录片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其对于现实带着思考的、审慎的态度，再现我们生活的世界，不同于作壁上观，这种影片类型对于社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人们在观看时，纪录片影像会给予观众思考空间，使其能够在未来的生活中有所改变。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医疗”也随之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医疗题材纪录片聚焦医患关系，是以医疗事件或者人物为主要内容的纪录片。同时还牵涉医患关系、医媒关系、医疗纠纷等一系列问题[1]。当前社会中时有发生的伤医事件，已暴露出医生与患者之间存在认识鸿沟。纪录片在发挥认知与情感方面有着重要作用，能够推动“医患共同体”建设，弥合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要发挥这种作用，必然涉及医疗题材纪录片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故事的建构。

在构建医疗题材纪录片时，需要体现一个完整的“空间”。这个空间介于医生与患者之间，需要赋予双方同等的话语表达权力。患者的看法、患者家属的看法、医生的看法、医生的个人故事，都应该在片中有所展示。ABC制作的纪录片《波士顿医务组》中，不仅将这四部分内容融入其中，更将社会环境在纪录片中进行投射，在网络媒体上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对患者及患者家属给予的关怀，经验丰富的住院医师给予年轻医生的建议……这些内容将纪录片的空间进一步拓展，在感人的同时也给观众带来更多思考，这对于缓解社会矛盾，正确看待医生这一职业给出了更加全面的回答。

医疗题材比较显著的特点在于其较强的专业性，而随着纪录片的发展，在这类影像中，科普性与故事性在医疗题材纪录片中比重越来越高。在故事讲述中融入对医疗专业内容的解释说明，在起到科普大众的作用的同时，也能缓解医患之间的摩擦。例如，在ABC制作的纪录片《波士顿医务组》中，在面对受伤警察时，纪录片中院方欲采取的治疗方案，配合医生们对于CT片讨论的影像，将晦涩难懂的医学名词变为可使普通人理解的立体影像和话语;在国内拍摄的纪录片《脊柱医生》中，则采用了另一种方式，医生直接面对镜头，用骨骼模型将治疗方法进行展现，并配以这些治疗需要患者做什么样的检查项目。这些都能充分发挥医疗题材纪录片弥合医患双方隔阂的作用。

（二）选择《脊柱医生》的缘由

符号的意义是人们通过和其他人之间的社会互动获得的，人与人之间通过传递象征符号和意义而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纪录片中，象征性的互动是由符号创作者，即导演及人物、纪录片中的符号，即场景、配乐、配音等元素以及符号的接受者，即受众之间的完成[2]。在符号互通论视野之下建构纪录片，最为重要在于“编码”。在《脊柱医生》中，对于医生形象的多层面建构，使观众能够对中国医生有更多认识。这种建构不仅体现在叙事结构上，也体现在对人物细节的捕捉、场景设计上。故事化的讲述使观众能够深入医生的工作环境，去理解医生这个职业，以及从事这个职业的人的感情。对于人物以及发生在人物身上故事的编排，是纪录片在“编码”时重要的一环。

在与医疗题材相关的研究论文当中，与人物形象及人物故事相关的内容较少。翁希典的《浅析医疗题材纪录片的叙事视角》，通过创作者视角、医生视角、病患视角这三个维度来综合体现医疗题材纪录片的视角表达[3]。而在罗锋、邬桥的《题材的突破与叙事的超越——医疗纪录片〈人间世〉的方法论与审美观分析》一文中，则通过探讨《人间世》记录方式——将创作者对所处世界的深刻体悟与同期声的使用相结合，将纪实的价值发挥到最大[4]。

从当下中国现实来看，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脱贫攻坚进行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对于贫困人群的生活情况，是当下媒体关注的重点。纪录片《脊柱医生》聚焦刘海鹰以及他所成立的公益基金會，为贫困地区的人们治疗疾病，解除病痛，正是以医疗的方式关怀贫困人群。将这一故事进行记录，是对当下社会热点的及时捕捉。

二、纪录片《脊柱医生》的人物塑造

《脊柱医生》是由韩婧媛执导的纪录电影，于2020年3月5日在爱奇艺平台正式播出。这部电影讲述刘海鹰基金会创办者脊柱医生刘海鹰，为广大贫困且脊柱畸形的病人提供医疗帮助。由于其自身的身体原因以及资金困难，刘海鹰医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该片聚焦于刘海鹰与病患们之间的故事，其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成为影片的独特之处。

（一） 医生形象的多重建构

1.叙事视角的选择

叙述必然要从某个人物的眼光和角度展开，结构上的视角是调节叙述信息和距离的重要手段[5]。在纪录片《脊柱医生》中，并未将解说词参与叙事，而是通过刘海鹰医生直接讲述来完成的。例如，在“珍贵的手术钳”片段中，对于手术钳上恩师赠言的镜头，结合刘大夫对于自己求学经历以及手术钳故事的讲述，这种被法国结构主义学者热奈特所称的“内焦点叙事”的叙述视角，能够将主人公特有的情感，以及他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以一种自然的方式进行展现。这种方式在ABC摄制的纪录片《波士顿医务组》中也有相同的运用。在医院正在发生的治疗过程中插入对医师的采访话语，能够恰当地表现他们在当时情境中的心境，而这也是解说所无法替代的。

将内视角作为医疗类纪录片的叙述角度，能够从医生的角度搭建一座医患之间沟通的桥梁。例如，在《脊柱医生》中，金医生在抢救一位病人时，因血库配合不到位，导致病人的生命体征出现剧烈的变化，但金大夫仍对病人不离不弃。纪录片在该片段之后，加入了金医生对于这件事情叙述以及医生们为抢救病人努力的画面，紧接着纪录片轻至刘海鹰医生焦虑神态的近景镜头，并辅以刘医生的同期声“手术就是生命”，这样的叙述能够让观者站在医生的角度看待事情，体会他们的感受。近景景别与内视角的结合，将医生的形象全方位进行结合，即视与听、内与外这四个方面。

2.静观式记录

这种“静观”，并不是“墙壁上的苍蝇”，而是以一种积极主动、有选择的态度去拍摄。《脊柱医生》中，金医生亲自去火车站接第一次来大城市的病人郭爱琪，并且嘱咐同事多关注这位病人、送陈晓庆出院等等，这些片段聚焦于医生对病人的关怀与体恤，媒体作为一个“中间人”，将积极的医生形象在影像中进行建构，以影像的方式塑造医生的形象。

场面调度能使场景呈现出某种所需的戏剧意味，控制观众对于场景的直观感受和看法。在美学表现上，场面调度能够更清晰地呈现出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渲染环境气氛，揭示场景的意味和主题[6]。调度的使用与音乐的配合，使得纪录片在脱离解说的情况下完成叙事以及情感的表达。在《脊柱医生》中，刘海鹰医生在为陈晓庆做手术后，等待陈晓庆的反应。画面运用摇拍方式，表现出刘海鹰医生对于病人的担忧，音乐的使用更是提升了故事的张力。在陈晓庆完成了医生的指令后，温暖的音乐加入，镜头再次摇至刘海鹰医生，记录其喜悦的神情;该纪录片，多次使用移、推的拍摄方式，记录手术室中的钟表以及手术室的忙碌景象。这些片段在向观者交代基本信息，即时间的流逝以及故事发生地点的同时，也在调度中表现出医生的尽职尽责。

3.影片结构的安排

《脊柱医生》为观者展现了一个多元化的医生形象，不仅聚焦医生的职业形象，更表现医生作为“人”的情感表达。纪录片前半部分都在讲述刘海鹰医生治病救人的故事，对于个人故事的表述更多放在了后半部分。刘海鹰医生个人故事从纪录片开端处就进行了铺垫，但不作为主要叙述内容;在后半部分，刘海鹰医生的家人讲述对刘医生印象的同期声，刘海鹰医生为父亲扫墓等画面的展现，这两部分的结合，塑造出了一个将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相结合的真实人物。

“在评价一个故事时还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这个故事有没有一个钩子？用最简单的话来说，钩子首先是勾起你对这个主题的兴趣的东西”[7]。在纪录片《脊柱医生》的开篇，展现刘海鹰医生接受治疗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简短的故事，但却能够吸引观者的注意。这就如同一个钩子，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吸引观者进入故事中。同时，“扣钩”结构对于人物塑造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未展开主人公具体故事的讲述前，放置一个小片段，能够体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在观者不了解主人公更多信息之前，就能对这个人物留下深刻的印象。

（二）患者形象的建构

“受众长期认为医疗纪录片只是在简单地记录病患在医院里的医治过程，能让观众学到许多医疗知识，具有画面震撼力。但其实，它对医疗空间的建构绝不仅仅局限于医疗或医院这个具体空间，它也承载着更为广阔的社会横断面”[8]。医疗题材纪录片作为一种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纪录片类型，在体现医生形象的同时，也会从患者角度拍摄故事以映射当时社会中的相关热点，因此人物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脊柱医生》主要聚焦于贫困地区的患者群体，纪录片选择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乐观开朗、还在成长中的女孩陈晓庆，家庭贫困、未曾出过远门的农民郭爱琪，病情复杂但仍希望早日回到家里做农活的农妇叶云凤。他们年龄不同，有著不同的生长环境，对这些患者形象的展现，能从多方面、多层面展现当代中国社会对于贫困人群的关爱，例如，新农合政策、刘海鹰公益基金会等。同时，选择的人物能够使观者产生共鸣，将自己与影像中的人物“缝合”在一起，而纪录片中人物对医患关系处理的方式也隐性地传达给了观者，从而完成整个表意的过程。

在ABC拍摄的纪录片《波士顿医务组》中，人物的选择较《脊柱医生》更丰富的一点在于，《波士顿医务组》将关注点分散开，不仅表现患者的情况，也更多展现患者家属、社会的爱心人士、患者的同事们。这种多方摄入的拍摄方式，拓宽了影像空间，将医患关系讨论的场域扩大，能够让观者从多个角度进行思考，如何构建良好的医患关系。

人物的选择对于影片人物构建来说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它对于影片的视点、意义的拓展与深化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脊柱医生》与《波士顿医务组》在人物塑造上的不同之处及缘由

《脊柱医生》与《波士顿医务组》两者虽在传播意义上具有共同性，即促进医患关系的健康发展，为医生和患者搭建一座沟通桥梁。但在人物的选择、人物故事叙述时的视点上却有所不同：《脊柱医生》在人物选择上，立足于具有奉献精神的中国医生以及当代中国社会中的贫困群体，注重引导观众思考当下社会中的焦点问题：例如，在影片中插入刘海鹰医生对于诊疗程序及其必要性的讲解与说明，这是化解医患矛盾的必要一环，时下许多恶性医患事件发生的原因就在于病患对于治疗的不理解，最终酿成惨剧;而在《波士顿医务组》中，则是选择性格各异但都具有高尚医德的医生。《波士顿医务组》同时聚焦于病患与病患家属、同事、社会爱心人士之间的互动，并在互动中完成人物性格的影像化表达。

“中国人重视的是自身内心的自省和修炼，在中国伦理学中，人的内心修炼是道德的起点，保持内心的赤诚是道德的归宿”[9]。从《脊柱医生》中塑造的中国医生刘海鹰，纪录片着重凸显其宁可舍弃自己的利益，也要保证所救治病人健康的无私精神。这是独属于中国人民的情感，是国人文化中为医者大爱的体现。而病患形象的建构，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观念之下进行的。纪录片片尾，在刘海鹰医生的帮助下恢复正常状态的病患们，积极面对生活：或是教书育人，或是忙碌于农事，他们在自己的位置上，为社会的建设付出自己的力量。

“在对国家的观念中，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是爱国主义的核心关键词，对于国家，在西方人眼里不是权威和等级的体现，而是为每一个独立个体创造幸福、自由的共同体”[10]。在《波士顿医务组》中，每一个故事，创作者都通过具体的案例，凸显人物的性格，观者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为纪录片的主人公“打上标签”，纪录片不仅仅展现主人公作为医生职业化的一面，他们的个人生活、个人的情感以及其背后深刻的社会原因，也随着故事的不断推进，而深入观者内心。

四、《脊柱医生》对医疗题材纪录片的借鉴意义

医疗题材纪录片不仅向观者输出丰富的医疗知识，更在于对社会伦理的再现以及思考。《脊柱医生》中的人物选择、人物塑造有许多新的角度。在人物选择上，《脊柱医生》将关注点对准贫困人群，回应当下社会中的热点话题——扶贫。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更对于医生形象有了多层面的表达，让观者能够对“医生”这一职业有更丰富的认识：医生的恪尽职守不仅展现在他对于病患的精心救治，更体现在他的个人生活。深入挖掘，关注医生的个人命运以及让观者感受医生个人的生存境况，是这部纪录片着重描绘的，也是值得借鉴之处;而对于患者形象的塑造，该纪录片不单单记录患者医治的过程，更对患者背后的家庭背景有所描绘。在增加真实性的同时，也能起到“缝合”的作用，使荧幕前的观者能够站在患者的角度，体会患者的心境，并在此基础上，将患者对于医生的积极态度进行展现，呈现“健康的医患关系”，推动纪录片意义的表达。

医疗题材纪录片中的主体形象建构，在于对主体的选择：反映当下时代主题、社会关注焦点的群体;在于叙事层面的建构：叙事时的视角、静观式的记录在形成一种审视的态度之时，也能让观者更直接地与影片“对话”——体会主体人物的所思所想;在于影片结构的选择与安排。人物形象的塑造对于医疗题材纪录片社会性意义的凸显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真实、全面的医护人员形象、病患形象的建构，应当成为医疗题材纪录片的核心之一。

参考文献：

[1] 王艺添，罗锋.理性与情感：新时期医疗题材纪录片的主题表达与美学张力[J].现代视听，2019（8）：22-25.

[2] 陶冶，蔣柠泽.符号学视野下医疗题材纪录片对医生形象构建作用的分析——以《人间世》第二季为例[J].科技传播，2019，11（16）：162-163.

[3] 翁希典.浅析医疗题材纪录片的叙事视角[J].2019（6）：84-86.

[4] 罗锋，邬桥.题材的突破与叙事的超越——医疗纪录片《人间世》的方法论与审美观分析[J].中国电视，2017（5）：24-28.

[5] 蒋捷.医疗纪录片如何以“参与感”体现人文关怀——以《人间世》（第二季）为例[J].科技传播，2019，11（13）：159-160.

[6] 张菁，关玲.影视视听语言[M].第2版.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101.

[7]  （美）希拉·柯伦·伯纳德著.孙红云译.纪录片也要讲故事[M].第3版.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43.

[8] 沈悦.医疗类电视纪录片的成功之道[J].青年记者，2019（21）：61-62.

[9] 余卫东.试论中西伦理学的不同路径[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6-9.

[10] 邹细林，钟媛媛.中西纪录片创作伦理思想浅析[J].今传媒，2018（1）：28-29.

[责任编辑：武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