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琼 陈根来

[摘 要]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扶贫论述是在新时代和新矛盾中对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坚持和创新;是坚持建党建国奋斗目标、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扶贫脱贫战略的实践成果;是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综合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和党的建设的时代特征进行的理论归纳。习近平扶贫论述的理论特质充分体现在实践基础、价值原则、时代创新和科学思维等方面，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性、客观性、体系性和逻辑性的科学理论品质。习近平扶贫论述是指导打赢我国脱贫攻坚战的根本遵循，为国际减贫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关键词]习近平扶贫论述;精准扶贫战略;反贫困理论;科学品质;理论特质

中图分类号：F323.8;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21）01-0021-07

马克思主义坚持从社会物质生产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把握社会，认为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的本质规定，

体现出鲜明的客观性、普遍性、价值性和逻辑性。习近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紧密结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时代特征，创造性地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开发战略，全面阐述了扶贫脱贫战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深刻揭示了我国扶贫实践的基本特征和客观规律，明确了贫困地区脱贫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价值原则，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全党全社会扶贫济困的协同治理方略，同时为推动国际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经验。

一、习近平扶贫论述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这指明了思想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建立在实践范畴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把实践作为理论创新的物质基础和动力源泉。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永恒的且无休止地运动着、变化着，来源于实践的理论创新必须着眼于当前的发生和发展，与时俱进地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具有普遍性、能夠覆盖实践的新理论，从而有效地指导实践。习近平扶贫论述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实践、尤其是在实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奋斗目标的实践探索中形成并逐渐丰富起来的。习近平扶贫论述以实践为基础，客观反映了扶贫理论与扶贫实践的内在联系，科学解释了精准扶贫中的问题、原因和实践规律，体现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和深厚的哲学思想，其实践品质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把“初心”和“使命”作为根本动力，成为习近平扶贫论述和实践探索的逻辑起点

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时，我国的贫困人口为9899万[1]，众多的贫困人口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带来极大的困惑。如何接续好党的初心和使命，从理论和实践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道路，加快贫困群众精准脱贫，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要战略任务。

2012年12月习近平提出，“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P4）。2015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现在“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扶贫标准线以下。如果是那样，必然会影响人民群众对全面小康社会的满意度和国际社会对全面小康社会的认可度，也必然会影响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和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我们必须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向贫困发起总攻，确保到二〇二〇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3]（P29-30）。党的十九大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强调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强烈的主观能动性，会极大地推动对实践广度和深度的探索，从而提高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水平。习近平从担任总书记开始就把扶贫脱贫作为头等大事来对待，积极投身于扶贫开发的实践中，党的十九大召开以后，更是以“初心”和“使命”为根本动力，开展了艰辛的扶贫脱贫实践探索。习近平多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4]（P16）。多年来他从客观实际出发，不间断地深入最贫困地区考察调研。仅就《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归纳，四十多年来，习近平从农村、县、市、省，到中央一路走来，足迹遍布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

为习近平新时代扶贫论述创新提供了

实践基础。尤其是到河北阜平等革命老区和困难地区，习近平进村入户看真贫，提出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在三农工作中要把扶贫开发作为重中之重”[4]（P23-24）和“对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5]（P471）等重要论述，践行着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的坚定承诺和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的价值追求。

（二）构建一体多元与客体互动的实践形态，形成中国特色的扶贫模式

“人的主体性是人作为活动主体的质的规定性，是在与客体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的人的自觉、自主、能动和创造的特性”[6]。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的力量，形成实践主体多元化，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在与扶贫对象的共同作用下，激发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共同投身于扶贫脱贫的伟大实践中，是习近平扶贫论述中体现出的典型理论特质。习近平号召，全党全国要勠力同心，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在扶贫实践中，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特点和不同问题，习近平与基层干部和群众进行深入交流，紧密互动，注重发挥各级干部的实践主体作用。与此同时，习近平号召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多到贫困地区去，走访座谈、实地查看、听取意见，了解真实情况，尤其要带着深厚感情搞好扶贫开发工作。由此形成了中央统筹、省区市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实践形态，在扶贫主体上，坚持把扶贫开发与国家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发挥国家主导作用，同时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形成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多方力量聚集、多种举措有机结合、互为支撑的“一体多元”大扶贫格局。在扶贫实践中，为解决好“谁来扶”问题，全国选派大量县级以上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参加驻村帮扶，选派大量在岗的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加上乡镇扶贫干部和贫困地区的村干部，成为中外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实践主客体队伍和最具特色的实践形态，创造出许多扶贫、扶智、扶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模式。如东西部结对帮扶的“携手奔小康”行动;民营企业“万企帮万村”行动;构建了互联网+扶贫、乡村旅游+扶贫、种植创新+扶贫、党建+扶贫等新模式。

（三）以问题为导向的方法逻辑，是生成精准扶贫方略的客观基础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和内在要求，“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7]（P289），只要问题不断产生，人们认识社会和人的自身的实践活动就不会停止。以解决新时代新矛盾作为问题导向，把社会实践作为理论创新的客观基础是习近平扶贫论述的方法逻辑。为此，扶贫脱贫坚持把问题导向贯穿于我国扶贫的整体战略中，秉持问题意识，进行深入、广泛的调查研究，提出不同阶段不同问题的关键环节和本质特征奠定了习近平扶贫论述的客观基础。2013年习近平深入湖南湘西十八洞村实地考察，对照扶贫的盲目性问题提出了十六个字的要求：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这是习近平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方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视察调研，审视扶贫问题，阜平、定西、琼海、湘西、临沂、兰考、喀什、赣州都曾留下他的足迹，记录下他扶贫实践的探索历程。

在考察调研后，习近平提出“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战略性问题，同时瞄准问题从整体上有针对性地做出了顶层设计和实施措施：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精细化管理、精确化配置、精准化扶持，提出要注重激发内生动力，实现“两不愁三保障”。通过提出实施“六个精准”“五个一批”“四个切实”等，制定出一系列政策体系和治理机制，使我国扶贫工作呈现精准性和精细化的典型特征。这些都充分反映出我们的扶贫战略是把以问题为导向作为实践的方法逻辑和理论生成的路径起点，把调查研究贯穿始终，推动了包括物质生产实践、政治社会实践和科学文化实践在内的综合性扶贫实践内容，为扶贫理论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呈现出习近平扶贫论述的典型特质。

二、习近平扶贫论述具有鲜明的价值性

真理与价值相统一是人类实践的根本原则，也是唯物史观的根本方法论。“把握了这一思想和方法，才能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8] 。鲜明的價值性是习近平扶贫论述的理论特质。习近平扶贫论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正确认识社会现象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价值基础，以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作为客观真理，将人民利益置于首位作为价值选择，这成为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其他社会制度的鲜明特征。

（一）习近平扶贫论述体现出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

习近平扶贫论述的深刻内涵，体现着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实现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是反贫扶贫、精准脱贫的本原归属。习近平强调扶贫工作的价值意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2]（P8）。“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9]（P719）。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习近平把扶贫脱贫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提升至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高度，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为此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广大人民现实生活中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2]（P83）。

习近平扶贫开发的价值目标渗透在山区、边疆、老区与海岛中，落实在扶贫政策的制定与扶贫工作的实践探索中。习近平扶贫论述把国家、社会和个人都统一在追求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本质归属和幸福的中国梦之中，体现出强烈的国家情怀、民族情怀和人民情怀的价值追求。

（二）习近平扶贫论述指明了对建党建国奋斗目标坚持的逻辑性与合理性

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分阶段实施必然经历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过程，摆脱贫困是实现奋斗目标的基础。

毛泽东主张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构建公有制的相对平等社会，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最初探索。邓小平基于改革开放前的困境，

首次提出了“小康社会”的构想;明确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为我国扶贫事业的辉煌篇章拉开了序幕。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政治发展和政党建设的规律，进一步深化共产党执政的逻辑性与合理性，以接续建党建国奋斗目标作为价值追求，布局扶贫战略。习近平指出，从政治上说，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贫困工作，巩固了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风云激烈变幻的过程中，我们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岿然不动，就是因为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给亿万人民带来了好处[3]（P31）。习近平扶贫论述充分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就是要为民造福的价值原则，论证了共产党执政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尽快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客观性和现实性，进一步指明了只有坚持建党建国的奋斗目标才能厚植并夯实我们党的执政根基。

（三）习近平扶贫论述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原则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原则是由人民历史主体地位决定的，也是发展观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如毛泽东所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0]（P857）。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民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历史的创造者，人民作为历史的主体，不仅是认识主体、实践主体，也是价值主体。我国发展进入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原则是引领多元社会价值体系中的核心，也是具有普遍性特征的习近平扶贫论述的理论逻辑和基本依据。习近平深刻分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文化，“民为邦本，未有本摇而枝叶不动者”“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11]。为此，习近平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最艰巨的任务是脱贫攻坚。他指出，“抓好扶贫工作，打赢脱贫攻坚战，解决好贫困人口生产生活问题，满足贫困人口追求幸福的基本要求，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一定要如期兑现承诺”[12] 。习近平把对贫困群众的扶贫脱贫作为全面小康社会的底线指标，作为新时代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关键性任务，提出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并在扶贫工作中不断丰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内涵，在产业发展、科技扶贫、生态保护，以及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形成扶贫工作的整体，相互作用、共同推进。这表明了习近平始终如一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情怀和价值追求，践行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就是人民利益的实现规律，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取向和遵循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性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原则。

三、习近平扶贫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在新时代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是对无产阶级贫困现象、本质和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作出理论阐释”[13]的科学学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为指导，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发展阶段的科学定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科学论断为基本逻辑，把脱贫致富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时代性课题，在新的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

（一）习近平扶贫论述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马克思主义认为，贫困的根源由社会制度决定，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无产阶级的贫困与雇佣劳动制度相联系。反贫困的途径是消灭剥削制度，最终达到消灭贫困、实现人類共同富裕的目标，并对未来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的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了设想。新时代，习近平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展开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实践。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为此，要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贫者食糟糠”的现象。在扶贫实践中，习近平以人民至上为理念，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举全国之力，发挥出强大的制度优势，扶贫规模、扶贫力度、扶贫模式、扶贫精准性和可持续性前所未有。通过组织调动全社会力量来发展贫困地区生产力、调整产业结构、打造特色产业，通过创新体制机制和财政支持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通过全社会协同协作、对口帮扶来创造新的扶贫模式和治理机制，通过推出新政策和新措施来激发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实现产业脱贫、科技脱贫、文化脱贫、旅游脱贫、生态脱贫，并在扶贫中结合教育培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实践中形成的新时代习近平扶贫论述，记录了我国扶贫开发已经取得的伟大成就，向世界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二）习近平扶贫论述呈现出新常态下高质量扶贫的经济特征

历史发展规律表明，由于基本矛盾的作用、主要矛盾的更替，人类社会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和时代性。人类改造社会的实践，必须顺应人类社会某一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的变化趋势。2014年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明确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并阐明了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的三大特点及发展不平衡等新问题。为适应新常态的变化趋势，党中央提出经济发展方式要向高质量、可持续的健康发展转变。习近平扶贫论述契合“新常态、新特征”，把高质量发展纳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攻坚战中，针对贫困地区的发展阶段和区域特点，强调以创新为动力，实现经济增长稳定、健康、可持续;强调因地制宜，实现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合理，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强调贫困地区的企业要提升竞争力，提升质量的可靠性，提升品牌的影响力，实现脱贫后的经济效益持续增长，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同步增长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习近平指出，要“保证现行标准下的脱贫质量，就可以解决传统意义上讲的‘绝对贫困，这在国际上也是一个高标准，能够确保兑现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庄严承诺”[14] 。为保障高质量脱贫，习近平提出了“四个坚持”：要坚持目标标准，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要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要坚持大扶贫格局;同时提出了“三个并重”：全面推进帮扶与更加注重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并重，脱贫速度和脱贫质量并重，开发式扶贫与综合性保障扶贫并重。此外，扶贫扶志和发展教育培训，实现人的发展的双轮驱动也成为实现高质量脱贫的机制保障。在扶贫实践中，习近平尤其注重科技帮扶支撑和新科技的应用，从产业融合发展和生成新产业新业态的新经济视角来实现科技扶农、助农、兴农，促进乡村振兴和新农村建设，呈现出新常态下高质量扶贫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特征。

（三）习近平扶贫论述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新时代的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认为，作为劳动存在物、理性存在物、道德存在物和语言存在物的人，不仅具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而且具有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习近平扶贫论述深度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发展观，有力回击了扶贫脱贫与生态建设不能兼顾兼得的悖论，始终保持“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很关键”[15]“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6]的战略定力，让贫困地区的土地、劳动力、资本、市场和自然等要素活起来，让自然资源变成生态资产，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为此，在扶贫脱贫的战略实施中，按照国家制定的生态红线，协同推进脱贫攻坚和污染防治，补齐贫困地区发展和生态短板，调整贫困地区产业结构和培育贫困地区生态产业，实施生态建设、生态产品供给、生态产业培育、贫困人口发展等相结合的综合举措，不仅实现了生态建设和生态保护脱贫一批，还在贫困地区培育了具有持续增收和发展效应的生态产业。纵观我国生态扶贫的发展历程，习近平扶贫的理论和实践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内涵和要义，成为新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最新成果。

四、习近平扶贫论述蕴含着丰富的科学思维

思维是人类特有的认知能力，是综合文化的核心，科学思维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加工形成合乎逻辑的理论体系，成为探索真理的方法。“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17]（P285）。习近平扶贫论述的一个鲜明特质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运用科学思维去观察、思考、分析社会主义制度下扶贫脱贫的时代性问题，通过对扶贫历史与现实的理论思考，对扶贫特殊问题与普遍现象归纳和演绎、辩证与综合，形成逻辑与历史、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完整的理论品格。深入分析习近平扶贫论述，重点是把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贯穿于扶贫脱贫攻坚的全过程、各领域，成为具有高度概括和现实指导作用的科学思维体系。

（一）习近平扶贫论述的战略思维特质

战略思维是对关系事物全局的、长远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的谋划的思维过程。

影响当今世界的我国扶贫脱贫战略，体现了习近平对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的阶段性任务和现实道路的客观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责任的深度思考;体现了从历史方位高度对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我国顺应全球减贫发展趋势，为全球减贫事业、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中国贡献的深入探索;体现了对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这一科学命题和总体趋势的深刻把握。

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对扶贫脱贫工程涉及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系统和人与自然的复合系统及复杂过程进行战略思考，作出战略抉择和总体部署。具体实施方略中尤为典型的是习近平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顶层设计，体现了前瞻性、全局性、整體性、重点性、关键性的战略思维特点，充分展现出习近平扶贫论述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逻辑和高瞻远瞩、统揽全局的理论特质。

（二）习近平扶贫论述的辩证思维特质

习近平扶贫论述植根于中国大地上的脱贫实践，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思维方法，这是其突出特征和理论优势，也是其科学性的重要体现。辩证思维是习近平最为强调、最注重运用的一种哲学思维范式和科学思想方法。在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践中，他反复强调，“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加辩证思维能力”[18] 。为此习近平指出，扶贫脱贫实践要以问题为导向，要提高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在进入脱贫攻坚决胜阶段，为了统一全社会对于我国扶贫脱贫的总体认知，习近平从辩证思维的角度强调，在聚焦短板弱项、实施精准攻坚工作中，要把握好整体目标和个体目标的关系，全面小康不是平均主义;要把握好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的关系，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求中有的是绝对指标，如脱贫，同时，有不少相对指标，如环境改善方面，将来还要持续改善;要把握好定量分析和定性判断的关系，衡量全面小康社会建成与否，既要看量化指标，也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状态和现实获得感[19] 。习近平以辩证思维的科学方法，不仅深刻分析了我国扶贫脱贫的客观现实，也为我国未来补齐短板、实现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习近平扶贫论述的系统思维特质

系统思维是从要素、关系结构及其相互作用中去把握事物、思考问题，以处理好整体与部分、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习近平扶贫论述及其实施战略非常注重用系统思维来构建扶贫的整体格局，从不同贫困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系统性、层次性和要素关联等，推进扶贫整体的协同性、协调性和平衡性。在扶贫实践中把相关联的发展要素系统化地衔接起来，把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作为取得扶贫决胜的科学方法，通过构建系统完整、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形成政府主导、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协调一致、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从现代化治理的角度分析，在习近平扶贫实践中，正是在系统要素和结构功能的思维作用下，把扶贫理念、扶贫原则和价值导向作为目标协同，引领扶贫方向;以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构建扶贫制度体系和实现扶贫机制化来激发扶贫对象的内生动力;以“造血式”扶贫模式作为治本之策;以构建由政府主导，全社会多元主体参与作为治理结构，从而形成了扶贫治理体系，增强了扶贫治理能力，推动了贫困治理精准化、精细化和专业化。习近平扶贫的系统思维呈现出扶贫理论的典型特质，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扶贫领域的具体实践提供了指南。

综上，在习近平扶贫论述的指导下，我国脱贫攻坚业已取得决定性成就，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接近完成，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1]。贫困群众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贫困群众“两不愁”质量水平明显提升，“三保障”突出问题总体解决。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贫困地区群众出行难、用电难、上学难、看病难、通讯难等长期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题普遍解决，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了保障。实践证明，习近平扶贫论述是指导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根本遵循，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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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梅少粉

An Analysis of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Xi Jinpings Statements on Poverty Alleviation

Wang Xiaoqiong， Chen Genlai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Xi Jinpings new socialist ide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Xi Jinpings statements on poverty alleviation are persistence and innovation of Marxism in the new era， new stage and new contradiction. It is the practical achievementsof insisting the goal of constructing the party and nation， the people-centered value，and the strategy of Chinas great rejuvena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It is a theoretical induction， which is based o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economy， politics， society， cultur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partys construction.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Xi Jinpings poverty alleviation statements are fully embodied in such aspects as practice basis， value principle， era innovation and scientific thinking which shows the scientific theoretical quality of Marxs universality， objectivity， system and logic.Xi Jinpings poverty alleviation statements are the fundamental guidance for winning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in China and contributing the Chinese wisdom and the Chinese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Key words：

Xi Jinpings poverty alleviation statement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anti poverty theory， scientific quality，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收稿日期：2020-08-27

作者簡介：

王小琼（1986-），女，湖北宜昌人，天津农学院乡村振兴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天津城乡产业融合实验室秘书长，天津 300392;陈根来（1951-），男，天津人，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教授，《环渤海区域经济年鉴》副主编，天津 300041

本文为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天津创新困难村精准帮扶工作机制和模式研究”（批准号TJSRQN18-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