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成清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动物画，与博物学知识密切相关，在中国古代属于“鸟兽草木之学”，在《诗经》《尔雅》中就有大量关于动物的描述和解释，在绘画中也催生了花鸟画、虫草画、鞍马画以及其他种类的动物画。在西方，则有亚里士多德和康拉德·格斯纳分别撰写的《动物志》、老普林尼的《博物学》等著述，详细观察和分析了动物的构成、习性和生存环境，对西方的动物画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南宋史学家郑樵在论及鸟兽草木之学时曾以《诗经》为例说道：“若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不识雎鸠，则安知河洲之趣与关关之声乎？”[1](P0559d)由此可见博物学知识的重要性。南宋学者程大易在《演繁露》中同样指出：“大学致知，必始格物。圣人之教，初学期多识鸟兽草木之名。”[2](P7)在此，博物学又具备了文化启蒙的意义。

“原始的博物学是原始人民在直接的生活经验中获得的自然知识，包括天文、水文、地理、植物、动物、工艺制作等。它具体而多样，具有强烈的本土色彩；它是综合的，既是技术性的，能够操作指导实践，又是宗教性的，体现强烈的价值观念。”[3]对中国古代绘画创作及研究者而言，虽然众多学者和画家都意识到掌握动物知识的重要价值，但动物学和博物学却一直未能发展起来。尽管中国古代动物画作品数量很多，却鲜有艺术家对动物的纲目进行分类，并系统研究其自然行为特征。与此相反，西方的动物画创作与博物学发展则关联紧密，艺术家创作出很多符合自然主义的动物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