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鹏

一个中国家庭可以合法生几个小孩？人们对这事的关注程度没有随着计划生育体系的逐渐解体而减弱，它反而被越来越多的领域引为话题。

女权从中看到了生育负担，人力资源看到了休产假造成的劳资矛盾，房地产中介看到了学区房价格变化，王×聪看到了财产继承危机……

股票二级市场的参与者好像相对实在一点。在最近决策层放开三孩生育权之后，人们就开始使劲买婴儿奶粉和服装公司的股票。

最突出的是贝因美。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家儿童食品公司被认为具有那么强的生育概念，几乎每次有生或不生之类的政策性消息，它就会上蹿下跳。

不过如果你有时间查一下贝因美的财务报表就会发现，最近5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之后它一直在亏损。更令人尴尬的是，中国放开二孩的时间是2016年1月，而贝因美正是从那年开始亏损的。按照《破产姐妹》里Caroline的说法，“This is super awkward”。

经济社会中的事实比人们的“想当然”要复杂得多。

奶粉消耗量增加不一定会让某家奶粉公司的业绩更好;人们生了更多小孩也不一定会让整个奶粉行业更好。而决策层允许人们生育更多的孩子，人们就会生更多吗？这当然也不一定。

从2016年到现在，放开二孩生育限制对中国生育率水平并没有什么本质影响。新生儿总体数量只在刚放开的两年有所增长，之后又归于平淡。

那么最新的放开三孩政策会产生更好的效果吗？

在写这篇专栏之前，我询问了19个生活在一线城市，并已拥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其中16个表示，他们肯定没有再生一个小孩的计划。剩下3个不完全确定，但也更倾向于不生。

很多家庭拒绝继续生小孩的原因，排在第一位的是，精力不够用。他们难以想象在保持家庭生活质量和已有两个孩子学习竞争状态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再给自己添一份负担。

3个小孩对于一个普通城市家庭来说，似乎是一道分界线。如果真的养育3个孩子，那父母中的一方（基本是母亲）基本就要放弃职业生活。况且，从表面看只是多了一个孩子，实际上边际成本变化非常 大。

我几年前曾经认识个相当有钱的家伙，他生二孩时抽到了大奖—是双胞胎。他的太太为此辞掉了工作，专职带小孩。另外，为了让妻子不必过于焦虑，他一下请了两个阿姨。从那以后，这家人每月的家庭生活开支净增了3.5万元。

他们所住的房子足够大，但是七口人生活在一起仍然令人感到泥泞不堪。双胞胎降生后，这个家伙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反而减少了。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听到可以生三孩，立刻就增加做爱次数以响应这种政策变化的。但从身边人的生活状况可以感知到，从容准备生三孩的家庭平均财富水平要远高于不准备生三孩的家庭。

其实这种财富优势在从容生二孩的家庭和普通家庭之间就存在，在从容生三孩的家庭上则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且这些“颇有余力”的家庭只占总数的很小比例。

相对于补贴三孩家庭，关心一下新移民女孩们的生活，不但效果更好，也更公平。

所以，这就衍生出一个问题。很多票友下海的人口学家都主张政府应该花大力气动用经济手段补贴生三孩的家庭—这很可能是个非常糟糕的建议。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一点，刚才咱们说过的，从容生三孩家庭的财富水平大概远高于平均水平。政府如果大笔补贴三孩家庭，就很可能是用从普通家庭收税得到的钱来补贴相当富裕的家庭。这起码和政府通过收税与补贴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初衷相违背。

再有，不光是三孩生育的补贴很难界定，生育补贴的边界本身就很难界定。

这里说的很难界定的意思是，政府的直接补贴效果可能出现非常低效的状况。在大多数情况下，补贴对生育率的影响非常小，人们想生的就生不想生的依然不生—生育补贴的总数虽然不少，但分摊到每个家庭的金额相当无足轻重，根本不能改变人们的决策方向。

那么加大补贴额度如何？比如像那些民间人口学家提出的，每生一个孩子补贴100万元？

这照样是个很糟糕的主意。

一方面非常能打动人的补贴额度政府很可能给不起。政府并不会创造财富，他们用于补贴的钱完全来自生产活动的税收。

避免未来出现人口断崖对经济的影响当然很重要，但人们当前能过得好似乎更重要。而且，巨额的补贴很可能在打动人们增加生育之前先引发道德风险—如果一个家庭能合法地把生孩子当生意来做，并因此过得很好，那还有人会去从事生产活动吗？我不认为那将是一个很美好的社会。

其实根据其他求子焦虑严重的国家的历史经验，对生育直接补贴的低效状态是一种普遍现象，它的效果远不如政府对生小孩家庭的間接抵扣方式（虽然在很多地区，间接抵扣的效果也不那么明显）。

当然了，咱们在这评论的还是那些例行范围内的生育补贴意见。我们的一流企业家、二流网红兼蹩脚的人口学者梁建章先生还提出给三孩家庭买房半价……这简直不值一驳。

很可能，在生存竞争激烈的城市，生育率低是一种不可逆转趋势。这种现象在东亚地区非常明显。也就是说，少子化其实是局域社会因为人均资源少引发的一种群体自我保护的平衡。社会管理者出于增加未来经济活度的目的，也只能减缓这一趋势而不能使其逆转。

在这种情形下，社会管理者最好尽量做投入产出比更高的事。而这肯定不是指想办法让二孩家庭再多生一个或者更多的孩子。

高效的事可能发生在哪里？

举个例子。10年前，我曾是一本投资类杂志的主编，那本杂志的工作人员95%是年轻女孩。

在那些女士中，我注意到有10个从二线、三线城市到上海和北京工作的。她们当时的年龄从22岁到31岁不等。10年后的今天，这些姑娘中有3人从未结过婚，只有3个人生育了一个宝宝，还有2个人离婚了。

这些从其他城市迁徙到一二线城市的年轻女孩结婚率低、生育率低，很可能是造成中国最近10年整体生育率急速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过去10到15年间，这个群体的数量绝对不小。

从基层城市来到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女孩们具有一些共性：她们经过激烈竞争留在超级城市，对新组建家庭的预期普遍比较高;但原生家庭地理上距离自己很遥远，使她们在新的城市资源积累不足。这些造成女孩们虽然生活在北京、上海，却不能对这些城市产生更深的信任感;另一方面，她们又不能再适应回到原生城市生活。

准备生小孩的家庭，大概都要考虑是否具备3个要素：比较稳固的家庭关系，能支持生小孩的人力资源，能支持生小孩的经济资源。

很多“移民”女孩家庭最容易满足的反而是第三点。她们的父母更难到其所在城市支持她们的幼儿抚育工作，整个家庭成员间的信任感也更低。在很多请况下，选择不生育或者不结婚反而更让她们感到安全。

从提高生育率和优育率的目的来讲，我建议城市管理者更应该关注这些普通“移民”女孩的生活。具有安全感的生活会带来更高的生育率以及更好的幼儿养育水平。相对于补贴三孩家庭，关心一下“移民”女孩们的生活，不但效果更好，而且也更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