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如何引发全球通胀趋势

2021-07-17黄湘

第一财经 2021年7期

关键词：普拉人口老龄化劳动力

《人口结构大逆转：老龄化社会、不平等的减弱与通胀的复兴》

作者：[英] 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Goodhart），曼努吉·普拉丹（Manoj Pradhan）

出版社：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时间：2020年8月

定价：29.99美元

本书指出，全球经济过去三十年的低通胀特征将会发生逆转，进入高通胀时代，而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导致这一逆转的关键原因。

查尔斯·古德哈特是伦敦经济学院金融荣誉教授，曼努吉·普拉丹是独立宏观经济研究公司Talking Heads Macroeconomics的创始人。

2021年5月，第七次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出炉。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增长速度持续放缓，同主要发达经济体相似发展阶段相比较，中国人口增速下滑更快，例如日本和韩国在相似时期人口增速约为中国的两倍左右。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2020年60岁以上人口达2.6亿，占比接近19%，目前每年进入劳动年龄的人数少于退休人数。

另一方面，今年春天，从铁矿石到铜的原材料价格飙升，全球通胀也随之加速。有论者认为这一轮通胀只是美国短期内大量货币超发导致的暂时现象，不久就将回落。但是有经济学家在分析历史数据之后指出，全球已经进入自18世纪以来的第四次价格长波之中，全球资本支出回报率正在上升，未来一段时期的商品价格将会在剧烈的震荡中上升。

在中国人口增长速度放缓和全球性的商品价格上升之间，是否存在内在关联？这正是英国学者古德哈特和普拉丹的《人口结构大逆转：老龄化社会、不平等的减弱与通胀的复兴》一书所探讨的主题。他们认为，全球经济过去30年的低通胀特征将会发生逆转，进入高通胀时代，而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导致这一逆转的关键原因。

中国崛起是过去30年全球经济的首要特征。中国的改革开放给全球市场经济增加了7.5亿劳动年龄人口，与此同时，印度的开放给全球市场经济增加了4.5亿劳动年龄人口，东欧和俄罗斯的市场经济转型给全球市场经济增加了3亿劳动年龄人口，总计相当于全球潜在劳动力增加了一倍。如此巨大的低薪劳动力供应增长，意味着全球供给大幅增加，对全球范围内的价格产生了下行压力。

全球化使得发达国家的企业可以方便地在中国等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开设工厂，发达国家国内的新工厂和设备的投资因此趋于停滞，工资水平亦面临下行压力，结果加剧了收入不平等，普通消费者的支出随之受到限制。金融自由化推动消费者通过增加借贷维持其生活水平，消费者债务迅速增加，最终导致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

总体而言，发达国家工资水平的下行压力，意味着其国内需求减弱—即使全球供给大幅增加。这给通货膨胀带来了下行压力，发达国家自1990年以来的通胀率低至2%。追根溯源，中国大量劳动人口融入全球经济，是过去30年全球经济低通胀的主要原因。

然而，现在形势已经逆转。中国人口增长速度持续放缓和老龄化所导致的劳动力萎缩，影响力大到足以将全球劳动力供应推落到相当低的水平。中国的工资水平也已经大幅增长，在过去20年中，美中实际工资差距已经从35倍下降到5倍。中国经济已经跨过了“刘易斯拐点”，亦即在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已经迈过了从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正在逐渐从投资转向消费。这些都将导致通货膨胀。

传统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会降低社会总需求，因为老年人的消费支出低于年轻人。但是本书颠覆了这个观点，他们指出，老龄化不会引发总需求的短缺，而是恰恰相反，会导致针对高龄老人所需要的服务的超额支出。

超长寿命意味着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综合征的发病率增加，现代医学虽然在癌症和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对于处理这类神经性疾病并不成功。这类疾病会导致大量的护理需求，费用必然会迅速增长，大部分费用和照顾是由老人的家庭成员承担，这会导致受影响的老人和他们的家庭负担加重，随着预期寿命的增长，负担会变得越来越大，结果将会降低家庭储蓄率。再加上生育年龄的提高，生命周期模式发生明显变化，老年人处在生命周期的后期阶段，不会倾向储蓄，而是会选择消费。因此，作为过去三十年全球低利率前提条件的储蓄过剩，将会随着人口老龄化而趋于消失。

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本身就意味着工作人员比率的减少，对于照顾老人的护理人员的需求增加，将会更加限制原本可以从事其他工作的工人数量，令劳动力供应增长放缓，与此同时，老人作为“受抚养人”仅仅消费而不从事生产。随着生产商品和服务的人越来越少，而需要这些商品和服务的非工作人口明显增多，全球供应将会落后于全球需求，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增加。

有一种观点认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会提高生产力，足以抵消劳动力的短缺。但是本书指出，专家们对此并没有一致的看法，因此最好不要一厢情愿地把新技术当成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

人口老龄化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本是经济学家的共识。但是主流经济學界认为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低利率和低通胀，本书则颠覆了这种看法。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幅悲观的图景，全球经济的增长将会持续放缓，价格却会加速上涨，这意味着总体生活水平充其量只会缓慢增长，很多人的生活将会被通货膨胀侵蚀。

另一方面，本书描绘的图景也包含了乐观的一面。在通胀增长的同时，全球社会不平等将会降低，这是因为随着劳动力愈加短缺，劳方的话语权提升，能够通过谈判获得工资增长。过去30年的全球人口趋势导致了低通胀和低利率，也使得收入分配有利于资本，不利于工薪阶层。人口趋势的逆转意味着收入分配将会发生方向性的转变。

对于低通胀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美国社会学家孔诰烽和汤普森（Daniel Thompson）2016年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的文章《货币供应量、阶级权力和通货膨胀：重新评估货币主义》（Money Supply， Class Power， andInflation： Monetarism Reassessed），提出了与经济学家古德哈特和普拉丹类似的观点。

孔诰烽和汤普森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源于1970年代和1980年代阶级之间的分配斗争。在经济学界，正统的货币主义认为，新自由主义改革是一种非政治性的尝试，目的在于结束1970年代的滞胀危机，之前的货币和财政扩张带来了高通胀，而中央银行的财政纪律和政府的紧缩政策才是解决办法。然而，孔诰烽和汤普森通过对23个经合组织国家1960年至2009年的时间序列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得出结论，支持了这一观点。通胀的涨落主要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权力分配，而不是关于货币和财政纪律。

黄湘独立学者，资深媒体人，现旅居美国，著有《美国裂变》一书。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70年代出现高通胀，原因是在凯恩斯主义的社会契约下，劳工阶级的权力日益强大，工资不断增长，通胀对资本造成的损失超过了对劳工造成的损失。198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胀率降低，主要是由于新自由主义对有组织的劳工阶级的权力的压制和剥夺，而被货币主义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中央银行财政纪律和政府的紧缩政策只是起到了次要作用。进入1990年代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供应量和财政赤字激增，但是通胀率保持在低水平，从而证伪了货币主义的观点。这并不是说紧缩政策与通胀无关，但是它对通胀的影响是间接的，紧缩导致企业精简员工队伍，降低工资和福利，从而促进了对劳动力的约束，推高了失业率。看似“非政治性”的紧缩政策其实是劳资斗争的一部分。

19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通胀，尽管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但是发生在工资上涨和债务贬值的背景下，其后果主要是使得资本收入和资产价值下降，是一场资本的危机，而不是劳动的危机。而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资增长远远落后于货币和财政扩张。由于劳工阶级在政治上被削弱，因此货币和财政扩张所释放的巨大流动性不能再转化为就业和经济增长，大部分增加的资金流向了富人阶层，被他们投资于金融和房地产部门，创造了巨大的资产泡沫，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和财富集中。另一方面，停滞不前的工资增长无法产生足够的消费，以跟上投资的步伐。债务取代了工资收入，成为消费能力的主要来源，由此引发的债务泡沫引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如果古德哈特和普拉丹在本书中提出的“未来全球通胀率将不断提升”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全球各个经济体现在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巨大的债务水平，这是它们在过去为了应付经济危机而实施的长期货币宽松政策所累积起来的。

在老龄化导致全球劳动力萎缩，从而阻碍增长的情况下，全球经济几乎不可能从巨额债务中解脱出来，通过预算盈余来减少政府债务似乎也不现实，因为政府的支出需求将急剧上升，尤其是社会保障系统。

那么，应当怎样解决全球经济的巨额债务问题呢？古德哈特和普拉丹指出，最好的方法是减少过度的债务杠杆，促进债务融资向股权融资的转换。中国人对“债转股”自然不会陌生，在20纪末，“债转股”曾经是引导国有企业剥离坏账、摆脱困境的雷霆手段，而从2016年起，新一轮市场化“债转股”再度成为改善企业资产负债结构的关键措施。

另一方面，未来全球各个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都将面临筹集资金的挑战，因为人口老龄化要求为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的护理和保健需求提供资金。对于这项挑战，增税可能是唯一的答案。换言之，高税收、高福利将会成为必然选择。事实上，以美国为例，拜登政府今年4月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增税计划，内容包括：将企业税从21%提高至28%，提高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扩大遗产税范围，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个人征收更高的资本利得税，等等。此举是美国近30年来的首次大增税，上一次大增税是在1990年代初期，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为了减缓财政压力而实施的，当时“冷战”结束之后的全球化进程才刚刚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巨大人口红利也刚开始释放。而拜登政府的此轮大增税，恰好处在全球化进程衰退和劳动力萎缩的转折点上。

然而，增加税收在政治上并不容易，因此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通货膨胀就成了一种必要的恶，因为它可以减少实际的债务负担，而不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困境。这也使得通胀持续提升变得不可避免。

古德哈特和普拉丹的观点难免会遭到质疑，因为日本的情况似乎提供了一个明显的反例。日本由于进入老龄化社会，自从1995年以来劳动人口持续下降，2008年以来总人口持续下降，但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贷款的政策利率一直处于或接近零下限，通胀率平均约为零。

本书对此给出了解释，过去20多年，在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力减少的同时，全球市场上的劳动力供应却在空前增加，日本企业充分利用了全球劳动力激增的红利，积极参与全球化，增加海外投资和生产，因此并没有被经济紧缩拖累，从而抑制了通货膨胀。

古德哈特和普拉丹早就得出结论，认为全球人口变化将会扭转过去30年的低利率、低通胀趋势，导致迫在眉睫的通胀压力;但是直到2020年年初，他们还无法确定拐点来临的具体时间。然而，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改变了一切，他们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预测：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为了拯救经济而推动了大规模财政和货币扩张之后，随着封锁的解除和复苏的到来，就像人类历史上许多次大型战争结束之后的情况一样，通货膨胀将会激增，很可能在2021年超过5%，甚至达到10%。

进入2021年以后，全球商品的价格走向正在验证古德哈特和普拉丹的预测。更重要的是，许多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对通胀的态度已经发生转变，例如，美联储正在把充分就业定义为首要目标，愿意为此增加财政支出，容许通货膨胀。应该说，美联储对于充分就业的高度重视，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力短缺所导致的劳方话语权提升，美国正在重订类似于凯恩斯主义的社会契约，通胀带来的工资增长总体上有利于劳方。毋庸置疑，全球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大趋势和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