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世忠

关键词：曹禺 “家” 悲剧 罪恶 批判

不论是读曹禺的悲剧剧本，还是观看其剧作的舞台演出。你都会有一种沉闷、压抑、窒息般的感觉，时时处处都觉到有种无形的、沉重的，难以摆脱掉的阴郁氛围环绕着，这种感觉与氛围《雷雨》《日出》有，《原野》有，《北京人》和《家》（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下同）中更是自始至终浓烈地存在着。在这样的氛围里，你看到的也绝不是生存于其中的人们幸福、祥和、欢快、自由的景象，而是好人被毁灭，人性被扭曲，女性遭摧残的种种令你震惊，令你困惑，也令你愤恨的场面。正如鲁迅所言，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我们看。并且我们还可从中发现，作者展现给我们的悲剧世界不单是外在空间的存在形式，也仅非生活的悲惨世界，而是广泛的内在意义上的，即充满封建意识——代表封建制度、封建礼法，摧残人性，扭曲人形，尽绝人们生活的希望，腐蚀人们精神意志的“家”的世界。它多以内在神质的无形方式存在着。它的表现形式既有封建家庭的专横与虚伪，像《雷雨》《北京人》《家》;也有都市的残忍与冷酷，如《日出》;还有《原野》的奇异和神秘。总之，它的所指是当时整个社会的黑暗和丑恶，是“宇宙中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以逃脱那黑暗的坑”，是阻止人性自由发展的桎梏与牢笼。甚至是曹禺自己也生活在这样的“家”中：“我少年时候，生活上一点不苦，但感情上是寂寞的，甚至非常痛苦的，没有母亲，没有亲戚，身边没有一个可以交谈的人，家里是一口死井，实在是闷得不得了。整个家沉静得像座坟墓，十分可怕。”它产生于家庭，潜伏在都市，漫延到原野。它——“家”的世界就是产生曹禺悲剧的基质和母体。通过这个基质，曹禺全面而又深刻地展现和暴露了当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上层社会生活的腐烂和罪恶。这与鲁迅不同，曹禺把眼光投向了更为复杂多变的都市。

这种具有封建意识的“家”在曹禺的处女作《雷雨》里就展现得非常突出而浓烈、清晰而具体。周公馆的主子周朴园，尽管是留学归来，但西服洋装掩饰下的内质依然是个封建礼法的大孝子。在他的过去，屈于封建礼法的淫威，他抛弃了为他生了两个儿子的侍萍。看他的现在，又对繁漪实行高度专横，大施其封建家长的淫威，逼使繁漪从一个正常的女人转而为妻子不象妻子，母亲不象母亲，情妇不是情妇的变态人格，最终成为疯子。作为封建礼法的自觉维护者，他又在培植他的儿子周萍为继承人，效法于他，重演当年他的恶行，用“合理”的封建礼法再次杀人毁性。周萍身上发乎情，终乎礼的行为不正是三十年前他父亲周朴园所扮演的角色吗？当我们再从处在被压制阶层的繁漪、侍萍及四风所遭受的不幸与残酷作分析，就可看出：罪恶的渊源并不是单个的周朴园或周萍（因为其实他们父子也是受害者），而是传统的封建礼法意识导致了恶行的漫衍和循环。

曹禺悲剧的代表作《北京人》中的曾家曾经盛极一时，而今已是四面楚歌，形将崩溃的没落家族。不敢爱，不敢恨，忍耐与顺从是其中不幸者的共同特征。封建伦理道德使他们“成天垂头丧气，要不就成天发牢骚，整天就是愁死愁生，愁自己的事业没有发展，愁精神上没有出路，愁活着没有饭吃，愁死了没有棺材睡，整天地希望，而永远没有希望。”翻个个在封建传统礼法面前丧失了生命力和意志力，变成了一群胆小、委缩懦弱无能的“耗子”。“家”在腐蚀着每个人的灵魂，泯灭着每个人的情感。就连聪颖灵气的曾文清也因礼法的束缚而得不到真正的爱后，“象老坟里的棺材，慢慢地朽，慢慢地烂，成天就知道叹气做梦，忍耐、苦恼。懒、懒、懒得动也不动，爱不敢爱、恨不敢恨、哭不敢哭、喊不敢喊……”人，最终成为一个生命的空壳、活死人！迫于封建礼法的压力，文清与愫芳的真爱感情关系只好发乎情，终乎礼。瑞贞与曾霆也仍需做名义上的夫妻。“愫芳的忍让、温顾，文清的怯懦、软弱，思懿的乖戾、刁横，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扭曲，异化，愫芳是受害者，文清、思懿又何尝不是受害者？在这里，悲剧并不一定表现为肉体的死亡，而是心的死亡。”濒临崩溃的封建家族，在它最后的挣扎阶段仍把其毒素强行输入给生存于“家”中的每位成员，慢慢地腐蚀、消毁、毒害、扭曲着他们。封建礼法的吃人在这里达到了最高的极致程度：悄没声息地吃人，而且还带有温情虚伪的笑面。“家”吞噬了人们的一切和一切的人们。灭绝人性的杀人凶手正是温情脉脉的封建伦理道德。还有《家》中的瑞珏、鸣风、梅小姐的悲惨命运仍是封建礼法的陈规陋习所致。而作为封建意识维护者的陈姨太、冯乐山之流却是一天不害人，心里就不舒服;不对别人（尤其是年轻人）残忍恶毒些，自己的虚伪就不足以表现得完美。正是他们这些“家”的人格化的代表（包括周朴园、金八、焦大妈、曾皓、冯乐山、陈姨太等），孕育了人间地狱，禽兽世界和吃人家族;也创造了一幕幕吃人的世态悲剧，杀害了一代又一代许许多多善良的人。他们最得心应手的悲剧制造工具便是“家”代表的封建意识，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最心安理得，最合乎社会法度，最具杀人效果——从面到里致人于死地！这就是“家”的真实面目和含义！

因此，“对于前期的曹禺来说，‘家是一个无法挣脱的梦魇，一个外在的‘心狱，而冲出‘家的桎梏，则成为曹禺剧作一再重复的潜主题。”

我们知道“家”作为血缘、亲族及性爱婚姻的纽结，尤其是在“社会是扩大了的家，家是浓缩了的社会”口的中国，家最能集中体现社会及人的全部。曹禺对“家”的独特的天才式的感受，使他选择了“家”作为悲剧生成的基质，藉“家”表达他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和对当时中国现实社会的认识。那么，他把“家”的残酷、冷漠和无情描绘得如此阴森可怖、令人不寒而栗，难道仅仅是对苦难与残忍，不幸与悲哀的展示吗？他又何以要做如此的展示呢？这就要求我们在了解曹禺悲剧的本体意义的基础上，还需对剧作包含的意识本质作一番考察和把握。

一般而言，剧作是客观事物的现象在剧作家头脑中的意识反映。创作是剧作家透过客观现象对社会、人类及人生所做出的一种个人的感知和主观的本质发现与自我判断，即剧作家主体意识的表达。那么，曹禺通过“家“的悲惨世界给我们表达了一种什么样的悲剧意识呢？我以为它表达了这样一种悲剧意识：曹禺写“家”的丑恶残忍，既是愤怒和郁闷的渲泄，也是对社会不公的抨击，对罪恶根源的揭露和对肮脏卑鄙的鞭挞。总之是对家”的徹底否定，而这种否定精神表现出的就是作者的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另外，曹禺之所以把“家”的世界表现得沉痛悲惨，令人憎恶，是因为只有这样。方才可以使人伤心感叹，使人觉悟出家庭专制的罪恶，使人对于人生问题和家族社会问题发生一种反省。正如曹禺所希望的“果若读完了《日出》，有人肯愤然地疑问一下：为什么有许多人要过这种鬼似的生活呢？难道世界必须这样维持下去么？什么原因造成这不公平的禽兽世界？是不是这局面应该改造或根本推翻呢？如果真地有人肯这样问两次，那已经是超过了一个作者的奢望了。”其实，这又何止是仅对《日出》而言？！

曹禺在剧作中体现出的批判意识在创作时完成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曹禺在谈处女作《雷雨》的创作时说：“回忆起三年前提笔的情景，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我并没有明显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显然这是在不自觉地“暴露着大家庭的罪恶”，其中的毁谤便是作者通过善良的天性对邪恶的感知而表达出来的一种不自觉的批判意识。等到写《日出》则又不然：“这些年在这光怪陆离的社会里流荡着，我看见多少梦魇一般的可怖的人事，这些印象我至死也不会忘却;它们化成多少严重的问题，死命地突击着我，这些问题灼热我的情绪，增强我的不平之感，有如一个热病患者，我整日觉得身旁有一个催命的鬼低低地在身旁催促我，折磨我，使我得不到片刻的宁贴”嗍这其中的“不平之感”也仍是一种不自觉的批判意识的表露。“无尽的残酷的失望，一件一件不公平的血腥的事实，利刃似地刺了我的心，逼成我按捺不下的愤怒，我要写一点东西，渲泄这一腔愤懑。”我要喊“你们的末日到了！对这帮荒淫无耻，丢弃了太阳的人们。”这里的愤怒已使曹禺的批判意识由不自觉走向了自觉。只要我们看看他对《日出》第三幕的珍爱，并把它视为戏的“主要动作”就理解了他的意图。第三幕不仅是对翠喜、小东西悲惨命运的关心、同情。更主要地则是表达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社会的强烈控诉和批判。在《日出》的《跋》中，曹禺这样怒言：“我也愿望我这一生里能看到平地轰起一声巨雷，把这群盘踞在地面上的魑魅魍魉击个糜烂，哪怕因而大陆便沉为海。”足可见他对那个腐烂社会的痛恨、憎恶、诅咒已达到了“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无人企及的程度，同归于尽的呼号，是“雷雨式”的愤怒，毁灭式的批判。是对荒淫无耻、永远丢弃了太阳的人们敲响的“末日到来”的最后警钟！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最强烈、最鲜明、最有威力的批判。文学史上象曹禺这样的愤怒和批判恐怕也极为少有，不可多见的！

曹禺的批判意识还集中体现在对剧中不同性质人物最后的不同裁定上：陈白露的生命领悟，仇虎的无畏对抗，愫芳、瑞贞的出走，觉民的逃婚，觉慧的反叛，是肯定，因为他们面对封建礼法具有叛逆精神和斗争意志，是未来希望的曙光;另一面，周朴园罪孽自受的孤单苍老，潘月亭、李石清的破产，焦阎王的早死，焦大妈的凄惨余生，曾皓的含恨而死（由他唱起了封建家族没落挽歌），高老太爷的“寿终”，是否定，因为他们自愿充当了必将被历史所淘汰的封建宗法礼制的维护者，是遮住了光明普照大地的乌云。

正是由于从悲剧世界——“家”的揭露中所表现出来的不自觉到自觉的批判意识，我们可以说这是曹禺不自觉地继承了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先驱开创的“五四”文学传统和新文学精神，即反封建伦理道德和追求个性解放的要求。使剧作具有了强烈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意义。跟许多现代文学作家一样，曹禺的悲剧“它揭露现实社会的种种不合理性，表达的首先不是哲学，甚至也不是诗，而是对社会和现实的认识，批判和反思，是通过艺术的力量去唤醒广大民众。”为反封建思想革命和争取个性解放要求的胜利而呐喊。曹禺的悲剧由于感染力、渗透力强，在发挥批判社会，改良社会的作用方面，更具优势，亦更加重要，并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不可缺少、占有重要地位的组成部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著名学者王富仁先生高度评价“《雷雨》的杰出典型意义在于，它是稍后于《吶喊》《彷徨》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国城市中进行的反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思想斗争的一面镜子。”事实上，这种典型意义在曹禺的其它四部悲剧里也是同样存在的。朱栋霖在其专著《论曹禺的戏剧创作》中对此也作出了代表性的评价：“他的戏剧强烈集中地表达了‘五四新文学主题，呼唤出被压迫者的心声，以个性解放的革命民主主义力量，有力地冲击了中国封建主义与黑暗社会，并以《雷雨》《日出》《北京人》为代表，在现代文学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