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庭洋，马尹超，聂水林，方丹辉，严利华

(1.武汉理工大学 安全科学与应急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2.武汉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3.华中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新冠肺炎是继SARS和MERS后由冠状病毒引发的第三次世界性大规模流行疾病[1]，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极大挑战。2020年4月8日武汉解封，国内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2020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通电话时，提出“后疫情时代”的概念。根据王竹立[2]的定义，后疫情时代可以描述为疫情迁延较长时间、对各方面都产生深远影响的时代。

在全球疫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且呈加速蔓延的大背景下，本土病例的散发、多点散发甚至局部出现聚集性疫情将是我国疫情常态化的表现，“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成为我国未来较长时间内疫情防控工作的重点。但是与病毒的长期共存意味着公众因此产生的恐惧、焦虑、紧张等负面情绪将一直存在，这种对日常生活中潜在安全风险的过分担忧，在某些情境和触发条件下容易导致集群性的恐慌行为，造成社会麻烦和公共秩序混乱。因此，探究公众负面心理行为的影响因素及调适方法是后疫情时代必须关注的问题，对实现常态化社会情绪治理及恢复社会信心具有重要意义。

1 公众心理行为影响因素模型构建

从已有文献来看, 我国对疫情初期公众心理行为的探究已较为丰富，学者们认为诸多因素可能会对公众心理行为反应产生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人口统计学因素[3]，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