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梅， 盖京平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山西 临汾 041004

1 研究缘起与研究方法

山西拥有数量众多、形式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其中，传统戏剧类非遗又是主力军，作为公众娱乐活动，它们产生于人民的生活，也发展于人民的生活，生动地展现了具有各地特色的民间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戏剧类非遗受到了挑战，现代化、网络化、信息化等因素的冲击，使得戏剧类非遗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并且，由于其传承方式是一种活态的传承，不仅需要技艺而且更需要传承人来继承与发展，这是传统戏剧类非遗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传统戏剧类非遗的这一现状也引起了学术界愈来愈多的关注，以期为戏剧类非遗的传承、发展建言献策.本文也是本着这个目的来进行相关研究，选择的地域尺度是山西省，以区域内的传统戏剧类国家级、省级、市级非遗作为研究对象，明晰时空分布状况，并对形成这一时空状况的多方面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1.1 资料来源与处理[1]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www.ihchina.cn)、山西省文化厅(http://www.sxwh.gov.cn)、山西省11个地级市文化局以及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截止于2017年2月.在国家非遗名录与山西非遗名录的相关规定所划分的10大项目中，选取传统戏剧一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同一批非遗中的同一项非遗的不同类型在分布地区和时间方面存在差异，故在整理时作分次统计.由于各种因素而使某些传统戏剧类非遗的形成时间出现不可考证的情况，因而增加“不可考”一项.

1.2 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Arc GIS10.2软件的空间分析法和EXECL的软件数量统计法，对山西省传统戏剧类的非遗国家级、省级、市级数量和市域分布特征以及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且从自然、人文环境、经济水平、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综合考虑，探讨山西省传统戏剧类非遗时空分布特征的成因.

2 研究过程与结果分析[2,3,4]

2.1 山西省传统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级别结构特征

通过调查得出：山西省传统戏剧类非遗有国家级33项，省级60项，市级98项，共计191项(表1).

表1 山西省11个地级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级别结构分布表Tab.1 Distribution table of classification structure of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in 11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f Shanxi province

由表1可见，山西省非遗总量较多.通过分析得知，山西省传统戏剧类非遗在级别结构上呈现的趋势是：级别与数量二者之间呈负相关，即随着级别的上升，数量逐渐减少.这反映出山西省传统戏剧类非遗的基础比较优越，存在一定的发掘潜力.因非遗需要逐级申报，故而省级、市级非遗项目相对较多，从而为申报更高级别提供基础储备.

2.2 山西省传统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间分布特征

山西传统戏剧历史悠久，堪称“戏剧摇篮”.传统戏剧类非遗的产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为了加强对时间分布的研究，本文对山西传统戏剧类非遗在时间上的分布作出如下统计.

表2 山西传统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间分布统计表Tab.2 Statistical table of time distribution of Shanxi traditional drama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图1 山西省传统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间分布Fig.1 Time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drama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Shanxi province

通过分析，可以很直观地看出山西省传统戏剧类非遗在时间上的分布并不均衡，表现为秦汉、隋唐五代两个小高峰期，至明清出现大高峰期，产生于明清时期的有121项；其次是隋唐五代时期的32项；再次是秦汉与宋金时期各有12项.山西戏剧类非遗的时间分布与戏曲的萌芽、产生以及发展有着并行的特征.

2.3 山西省传统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

2.3.1 核密度分布

本文运用Arc GIS10.2软件对山西省传统戏剧类非遗的分布进行核密度的规范性估计分析，由此得出图2.

图2 山西传统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核密度图Fig.2 Nuclear density map of Shanxi traditional drama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istribution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在空间分布上山西传统戏剧类非遗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性，主要表现为四个较大核密度圈、三个小核密度圈.具体到地域即晋北、晋中、晋南、晋东南四个高密度中心，这与戏曲即北路梆子、中路梆子(晋剧)、蒲州梆子(蒲剧)、上党梆子在山西境内的流布区域基本重合.

2.3.2 流域分布

山西省内主要有黄河与海河两大水系，为研究河流对传统戏剧类非遗的影响，我们将山西省主干河流作为底图，将山西省传统戏剧类非遗的空间分布作出处理(图3).

图3 山西传统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流域分布图Fig.3 Watershed distribution of Shanxi drama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山西传统戏剧类非遗的空间分布基本上呈棋盘状，与省内河流分布基本一致.在黄河流域，传统戏剧类非遗主要是沿着黄河以及汾河、沁河分布，海河流域主要在桑干河附近.有河流的地方便会有生命，水源是从古至今人们选择聚居地考虑的首要因素，而一旦人们聚居下来，就会世代繁衍，进而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3 成因探析[2,5]

山西传统戏剧类非遗之所以形成当前的时空分布特征，与山西的自然、人文环境密切相关，同时又受到经济水平、宗教信仰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以下分类阐述.

3.1 自然地理环境

水文方面：水源是人们选择居住地点时首要考虑的因素，山西省处于黄河中游，受母亲河的滋养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中部及其以南地区的汾河与北部的桑干河大致相连，纵贯整个山西省，加上遍布省内的众多细小河流更是为沿河两岸居民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水源与肥沃的冲积土壤，便于农耕文明的发展，形成传统戏剧类非遗沿河流分布的特点.

地形方面：山西境内地形地貌复杂多样，以山地、高原、盆地、丘陵为主.整个省内地势北高南低，北部较多山脉合围而成的大同盆地形成孤立之势，使得文化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形成独特的文化圈，随着时空的演变当地非遗中传统戏剧类在这肥沃的土壤中熠熠生辉；中部及南部地区山脉较少，地形相对北部较为平坦，主要以河谷盆地为主，而且在河流的串联下，加强了这些河谷盆地之间的互相联系，加大了各个地区之间的相互交流.相比之下，河谷盆地适合人们居住，在河流的流动下带动了文化的交流，由此造就了山西传统戏剧类非遗在分布上沿河谷盆地分布的特点.

气候方面：山西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以恒山和内长城为界分为中温带与暖温带，部分中高山区和晋东南地区为半湿润气候，晋西南气温则明显高于晋东北，整个省内的气温南北温差比较大，但季节性变化明显，气温适宜人类居住.据分析得出，省内受地形影响，气温由南向北逐渐降低，盆地气温高于山地，所以中南部及河谷盆地占据了优越的条件更适宜人类居住，在此基础上孕育了丰富的传统戏剧类非遗.由于受特殊地形地貌及气候影响，山西戏剧类非遗在空间分布上体现出河谷盆地偏多、由南部向北部递减的趋势.

3.2 历史人文环境

山西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约五六千年前，在晋南汾河、涑水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见证了母系氏族的繁荣.“史前三圣”尧舜禹在这片热土上也是各有建树，推动了中华文明发展.襄汾发现的陶寺遗址便是早期“中国”的雏形.史前文化的繁荣发展，为传统戏剧类非遗的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且自史前文明便开始临河而居的生存方式对山西传统戏剧类非遗的空间分布形成深远影响.

山西是中国戏曲艺术的发祥地之一，堪称戏曲摇篮.宋金时期是中国戏剧的形成期，宋金杂剧逐渐兴盛，演出场所也纷纷建立，迄今在山西仍然遗存有数通宋代舞楼碑刻，更是有金代舞台实物——高平市王报村二郎庙舞台遗存.元代杂剧艺术蓬勃发展，形成了以大都、山西平阳、河北真定、山东东平为中心的元杂剧繁荣圈，其中山西平阳即今临汾.元代的山西，杂剧演出也极为兴盛，元代戏台被专家共同认证的有8座，全部遗存在山西境内.除此之外，山西洪洞水神庙明应王殿元代泰定元年(1324)“尧都见爱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坐场”壁画也是当时杂剧演出的珍贵的形象资料.明代，山西戏曲演出也十分活跃，著名的山西潞城南舍村明万历二年(1574)抄本《周乐星图》展现了明代中期晋东南农村戏曲活动的情况.此外，山西境内尚遗存有明代戏台实物及资料76处，也体现着当时山西戏曲演出的繁荣[6].清代，地方戏勃兴，并迅速发展，山西境内主要的梆子腔剧种就有蒲州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演出兴盛且传承至今.

3.3 经济发展状况

山西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经济发展的历程漫长而有节奏.农业跟手工业早在新时期时代便已产生，到春秋战国，商业进一步发展，大量城市的涌现，使得山西成为北方商业的一个中心枢纽区.秦至汉、唐时期，随着农业的发展，山西成为全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山西的商人更是远走内外，文化也随之进行交流.明朝初立，明朝当局所实行的“开中制”政策为晋商提供了崛起的契机.明清时期的山西文化发展繁荣，晋商崛起，经济发展迅猛，执全国内外贸易之牛耳，成为中国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清朝初年晋商的发展进入顶峰时期，遍及海内外.这一时期山西票号、晋商大院、山西会馆名扬四海，社会安定.从经济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经济的繁荣是建立在社会安定的基础之上，晋商的繁荣促进了山西文化的发展与交流，晋商的流动性也促进了各种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7,8].

3.4 宗教因素

戏剧类非遗活动所赖以生存的土壤，便是乡村之中依托于神灵及其神庙的祭祀仪式，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每年定期举行的迎神赛社活动.山西的民间信仰数量极多且纷繁复杂，至今遗存在各地乡村之中的庙宇仍有很大的存量.宋代，官方敕封的神灵，在数量上达到顶峰，而除去这些官方所认可的“正祀”之外，各地的民间信仰，官方称之为“淫祀”的数量也极大.如此众多的信仰，也就要求有众多的神庙建筑，更重要的是对于这些神灵的祭祀仪式也随即增多，这样的信仰繁盛景象，为戏剧类非遗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4 研究结论与建议

山西省传统戏剧类非遗的总体数量比较庞大，分布的范围遍及全省11个地级市，整体而言，分布不均衡.在级别结构方面呈现“金字塔”结构，随着级别的增加数量逐渐减少；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呈现出显著的依地形分布特征;在省内流域的分布上具有明显的沿河流分布的特征.研究传统戏剧类非遗在时间分布方面，具有显著的时间聚集性，秦汉、隋唐五代出现两个小高峰期，至明清达到大高峰期.通过调查分析得出形成这些分布状态的原因与自然、人文环境密切相关，同时又受到经济水平、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综合影响.

通过山西省传统戏剧类非遗的分布以及对形成这种原因的探论可以看出，传统戏剧类非遗的产生以及发展是以稳定的社会背景为基础的，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相结合，贴近人们的生活，取材于人们的生活，发展于人们的生活.

对于山西省传统戏剧类非遗的保护与传承，笔者有以下建议：

(1)加强对山西省传统戏剧类非遗的保护，将其融入当代的社会环境中，与时代相结合.充分调动当代民间戏剧爱好者以及研究者的积极性，并依托于各地的特色文化进行适当改革，进而使得传统戏剧类非遗得到继承、发展与保护.

(2)要充分完善山西的省、市级传统戏剧类非遗的内容、形式等要素，充分发挥潜力优势，积极申报，以增加传统戏剧类非遗的数量，进一步丰富山西传统戏剧类非遗的类型.

(3)将传统戏剧类非遗与旅游事业相结合是保护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通过发展旅游业让山西省当地的传统戏剧逐渐走出去甚至国际化，扩大其影响范围.

(4)加强文化建设，通过教育手段将传统戏剧类非遗引入课堂，运用生动的讲解让学生了解，吸引学生的注意；通过借助当前普遍的“非遗日”进行公益性演出，让传统戏剧贴近并融入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