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春丹

“大家的发言很好。我没有别的意见。想起来我再说。”

山东大学教授孟祥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社科院前身）历史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与何兆武共事多年，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那个非常年月，室里开会何兆武一般总是最后一个发言，发言总是这三句话，被有人概括为“何三点”。无论任何时候，他总是保持低调，说话慢斯条理，阐述观点心平气和，不整人，尽量不说假话，也不跟潮流对着干，人品在圈子里有口皆碑。

2005年秋天，孟祥才去清华大学看何兆武，何兆武劝孟祥才写“文革”回忆录，孟祥才劝何兆武写一部生平回忆录。

何兆武说：“我一生没有多少波澜起伏的事，写出来也没有多大意思。”孟祥才说：“你也是一种知识分子类型代表。像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教授们的风采、严肃而又自由的学风、解放后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你那么小心谨慎也没有躲过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一劫，所有这一切不都具有典型意义吗？”他笑笑不语。

他还是以自己的方式写了。2006年，他推出口述史《上学记》，记录抗战时自己在西南联大的求学时光，被称为“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一时洛阳纸贵。人们翘首期盼着其下篇《上班记》，他却说，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和现实政治纠缠太深，不是他这样的“槛外人”所能率尔操觚的。

2021年5月27日下午四点，何兆武病危。救护车来接时，连血压都测不出了。到晚上九点多，他的血压和体温奇迹般地上升，却只是短暂的回光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