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明星　后宗瑶

关键词：出版双循环 传播能力 影响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业经过4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主体。基于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新形势，习近平总书记于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2020年两会期间，再次强调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这就明确要求中国出版界要构建出版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统筹国内国外两个资源、两个市场要素，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新闻出版的三个重要职责就是舆论引导、文化传承和知识服务，比之新闻媒体，出版业更具有较强的产业属性。以知识、信息为主体元素，以生产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为载体，具备文化和商业双重属性。[3]出版的完整链条是以文化传承、知识服务为总体战略目标，在生产、流通和市场的三个环节上体现双循环。按照笔者的理解，构建中国出版双循环发展新格局，需从作者资源、内容创新以及服务读者三个层面着手，内外互动，共同发挥作用。

一、统筹组织国内、国外两个作者群体

从出版的文化、商业属性双重视角来看，作者既是知识生产、知识创新的主体，也是出版产业的重要生产要素即劳动力。在双循环背景下提升中国出版国际影响力，作者资源是首要着力点。

在大众出版领域，以中国文学出版为例，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已成为世界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的人们了解中国社会发展面貌的最鲜活的窗口。中国作家的优秀文学作品不断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走向世界。除了莫言、麦家、苏童、余华、刘慈欣、曹文轩等一线作家之外，还涌现出一大批不同題材的文学作品，作家群体日益多元化、多样化。例如中国蒙古族文学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作品《鄂温克的驼鹿》（The Moose of Ewenki），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以图画书的形式呈现，记录了生活在大兴安岭森林里的鄂温克老猎人与驼鹿相互信任、生死相依的传奇故事，探讨了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相遇与别离，相守与互助，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2018年，接力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简体中文版，之后便输出了包括英语、法语、德语、韩语、繁体中文等多个版权。2020年，加拿大灰石童书出版社（Greystone Kids）引进出版了英文版，同年该书荣获美国著名的伊索荣誉奖。

除了中国当代作家之外，还有一大批在华长期工作、生活的西方媒体人、学者、在华留学生也加入到用文学展现当代中国发展面貌的文学创作队伍之中。这些西方作家根据亲身经历撰写了许多优秀文学作品。例如何伟的纪实文学作品“中国三部曲”，即《江城》、《甲骨文》与《寻路中国》。何伟，美国记者，原名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曾担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国家地理》杂志、《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等媒体的长期撰稿人。其中的《江城》一书是作者根据自身于1996年8月至1998年6月在重庆涪陵师专两年支教生活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撰写而成的，历时4个月。在这本书中，作者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来观察涪陵这个小城里面的各个层次普通人的生活、想法以及涪陵当地的历史、风景等方面。2001年，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出版了该书，一经问世就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荣获2001年奇里雅玛环太平洋图书奖。此后被译成多国文字热销海外，被誉为“认识中国必读的一本书”。2012年4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

在学术出版领域，已经出现了一批正面解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实践的西方专家学者。例如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及其著作《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终结和全球新秩序的诞生》（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马丁·雅克是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的高级客座研究员，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访问学者，还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客座教授。2009年，企鹅出版社在英国首次出版了该书。同年，该书在美国出版，副标题为“中国的崛起与全球新秩序的诞生”。2010年，张莉、刘曲翻译的中文版《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瑞克霍布斯鲍姆认为它是一本思维缜密、历史和现实感非常强的著作。

在教育、科学等专业出版领域，类似由海外汉学家、专业研究者出版的解读中国传统哲学、史学、中医药以及古典文学艺术等图书，一直是世界图书出版市场的热点，作者群体从研究机构的汉学家已经日益扩展到更为多样化、多元化的青年群体以及中华文化的爱好者。

这些分布在不同国家、地区的汉学家、专业中国研究机构的专家，以及一大批中华文化的爱好者，已经形成丰富的知华、友华、爱华的作者资源。但是这个资源一直是零散的、分散的，亟需被中国出版机构组织起来，通过有步骤、有计划以及系统的方式，纳入中国文学艺术等大众出版，及教育、科学等专业出版的作者队伍中，成为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立体、全面、真实的中国形象的有生力量。在发挥汉学家的作用方面，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在宏观层面出台了一系列举措，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是亟需进一步深入总结。比如如何进一步发挥汉学家以及知华、友华、爱华的作者群体在对象国的舆论引导作用，而不是仅仅局限在学术研究领域，如何进一步在传播对象国建立中国读者俱乐部等，都需要专业出版机构的介入才能形成长效机制。总之统筹国内国外两个作者群体资源，是构建出版双循环发展格局的一个关键环节。

二、加快“阐释中国”到“中国阐释”的话语转变

基于双循环大背景，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一个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创新是关键所在。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世界出版市场上有关中国主题的图书出版一直是热点，但是绝大部分是由西方学术界、舆论界以及出版界按照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关内容进行阐述、解读，即“阐释中国”，尽管绝大部分是纯粹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探讨，但其中不乏有意无意的歪曲、误读甚至“妖魔化”。因此立足中国视野、从中国思想价值体系出发，阐述、解读中国百年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实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阐释理论，并以中国价值、中国立场对于当今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解读与阐释，即“中国阐释”。

从“阐释中国”到“中国阐释”的转变是中国当下人文社会科学迫在眉睫的历史重任。[4]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逐渐构建的，无论是研究范型，还是理论工具，亦或方法路径均有一种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这就意味着，用当下通行的政治学、经济学理论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百年征程时，会不自觉地走入一团挥之不去的意识形态“迷雾”失去方向，或者陷入二元对立的理论陷阱无法自拔。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面对西方学术界、舆论界对于中国共产党长期“标签化”叙事、“刻板化”解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一直没有提出十分有效的应对体系。另一个是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道路的阐述，长期套用所谓“现代化”的理论框架进行阐释，陷入一种虚假的西方化理论预设之中。因此，要从中国立场出发，以中国视角观照一切，推进“阐释中国”向“中国阐释”话语体系转变，进而提升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观为逻辑起点构建中国出版思想价值体系，以独特的中华文明的思想价值观阐释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等。例如阐释中国共产党百年精神历程，以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观，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都是知识分子，这些人身上都具有中国历史上“士大夫”阶层的“天命意识”，为民请命、舍我其谁的士大夫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的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不是类似西方少数资本利益集团操控的政党，更不是为了选举而散聚无常的“草台班子”，而是一个类似中国古代儒家社会的“以治国平天下”为目标，秉持选贤任能、德才并举的选拔机制，并不断吸纳社会精英的具有“士人阶层”性质的一个特殊性政党。

二是推动更多的西方学者以客观视角向世界阐释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传播中国声音，展现可爱、生动、真实的中国形象。在这方面，历史曾经有过很多成功案例。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是第一部向全世界忠实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情况的海外中共研究著作。它让西方首次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的真实形象，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国外影响。目前其语言版本包括中、英、法、德、日、韩、意、俄、瑞典、泰等数十个语种。

比如土地革命时期，韩丁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韩丁原名威廉·辛顿（Willam Hinton），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雷丁镇人。1948年，执教于北方大学（抗战期间在华北解放区成立的一所大学，范文澜为首任校长）的韩丁，以观察员身份随同学校土改工作队首次来到山西省潞城县张庄村（今属长治市郊区东厂镇）亲历了土改全过程，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土改工作队如何在张庄进行动员、计算和重新分配土地的过程。该书自1966年在纽约《每月评论》出版后，土改被誉为“中国的黑奴解放运动”。迄今为止此书仍是美国高校大学生通识课的一门教材，是美国青年人了解中国土地革命的一本重要图书。

再如加拿大学者贝淡宁（Daniel A. Bell）《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是新时期探讨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一部理论著作。贝淡宁先后获得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文学学士、牛津大学哲学硕士、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作者通过十多年在中国生活、工作的体验，并亲自采访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李源潮之后，撰写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干部选拨、任用体系的一部客观之作，并对比西方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认为基于中国的政治思想基础，贤能政治才是判断中国政治进步与否的合适标准。该书出版之后，获得西方学术界的广泛讨论。

总之，要创新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加快“阐释中国”到“中国阐释”的转变，必须要放宽视野，将海外学者队伍纳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体系。在此意义上，与第一个问题密切关联，唯有统筹好国内外两个作者资源，才能实现这种话语体系的创新。

三、盘活国内、国外两个读者市场

中国出版一直存在着两个读者市场的问题，即中文图书出版不仅要服务于国内14亿读者，还要服务于海外长期工作、生活居住的中国公民、海外华侨、华裔所构成的读者市场。

国内市场方面，根據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19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2019年全国图书出版达105.97亿册（张），较2018年增长5.87%。[5]图书出版营业收入增长5.6%。全年共出版新版图书22.5万种，较2018年降低9.0%;重印图书28.1万种，增长3.3%;新版图书单品种平均印数1.1万册（张），增长9.1%，重印图书单品种平均印数2.2万册（张），增长3.8%。[6]可见，我国出版业知识生产以及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读者市场潜力巨大。

在海外读者方面，根据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联合推出的连续10年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显示，海外大学图书馆、学术型的东亚图书馆以及公共图书馆是中文图书的主要的海外用户。研究报告显示2013年入藏全球图书馆系统的中文图书总品种达到了37640种，2014年为46359种，2015年高达70672种，2016年为29608种，2017年为24757种，2018年为24168种，2019年为18208种。这些数据表明虽然自2016年海外机构用户受馆藏空间和采购经费以及中国优化图书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入藏海外图书馆品种呈现下降趋势，但中文图书在海外依旧拥有一个稳定的读者市场。[7]这个读者市场主要是在欧洲、北美以及澳洲等发达国家生活、定居的华裔为主。这些华裔所居住的社区，使得欧洲、北美以及澳洲等地区的公共图书馆不断增加对于中文图书的选购预算，使中国大陆出版的中文图书新品种大幅增加。

除了华裔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国企业海外分支机构的中国员工。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截至2019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境外企业”）4.4万家，分布在全球188个国家（地区）。2019年，中国境外企业雇用外方员工226.6万人，占境外企业员工总数的60.5%。[8]而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编撰的《世界侨情报告（2020）》蓝皮书数据显示，全球有6000多万华侨华人广泛分布在各大洲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华侨华人达508万人，日本华侨华人突破100万人。[9]此外，中国教育部2020年公布数据显示，1978年至2019年度，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656.06万人，其中165.62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或研究。[10]综合疫情期间中国教育部的相关数据，中国海外留学人员总数仍保持在150多万人。与此同时，2020年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世界移民报告》指出，2019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国际移民来源国，居住于中国以外的移民人数为1070万人。

上述的相关统计数据进一步表明，由中国海外公民、海外留学生以及华人华侨、华裔为主构成了中文图书出版的海外读者市场，特别是数量庞大的华人华侨读者市场应是中国出版界重点关注对象。

读者是知识生产、知识创作的服务对象，也是整个出版产业链条的最后环节。构建出版双循环新格局，提升中国出版国际影响力，读者市场是重要落脚点。盘活以华裔读者为目标的国际市场，可以借力的地方很多。例如中国优秀图书海外推广项目“中国书架”。近些年，国家在政策层面已经注意到了如何服务海外读者这个群体的问题。“中国书架”开始于2016年，最早是由五洲传播出版社策划并实施，后经过重新规划，打造成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新项目。截至2020年5月，“中国书架”已在美国、新加坡、阿根廷、古巴、泰国、智利、德国、加拿大、伊朗、希腊、肯尼亚等国家落地。“中国书架”项目旨在将中国优秀外文版图书推向世界，以外国读者阅读需求和接触便利为导向，但同时可以满足中国公民、海外华侨华人华裔需要。总之，在盘活海外读者市场方面，中国出版机构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构建以国内出版为主体、国内国际出版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出版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的发展目标。其中统筹国内国外作者群体，加快完成从“阐释中国”到“中国阐释”的话语体系转变，用中国的逻辑理论、中国思想智慧展现一个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是中国出版双循环的重要切入点。

参考文献：

[1]洪俊杰.“双循环”相互促进，高质量发展可期[EB/OL].（2020-07-09）.https：//news.gmw.cn/2020-07/09/content_33977723.htm.

[2]加快形成國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EB/OL].（2020-07-07）.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20-07/07/nw.D110000gmrb_20200707_1-16.htm.

[3]曾建华.现代出版业特征与编辑素质刍议[J].图书情报知识，2001（2）.

[4]何明星.从“阐释中国”到“中国阐释”[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10-25.

[5][6]尹琨.图书出版结构调整走向深入 电子出版物营收增速居首[EB/OL].（2020-11-05）.https：//www.chinaxwcb.com/info/567240.

[7]何明星.“海外馆藏：中国图书世界影响力”报告（2014版）[N].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4-08-26.

[8]中国商务部.商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EB/OL].（2020-09-22）.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l/202009/20200903003047.shtml.

[9]刘恒.发挥华侨华人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研究[J].中国经贸导刊（中），2021（3）：23-26.

[10]中国教育部.2019年度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EB/OL].（2020-12-04）.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012/t20201214_505447.html.

（作者分别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