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 犁 张倩倩

关于乌纱帽，《辞海》中的解释为：“以乌纱制成的帽子。原为便帽，明代始定为官帽，亦指官职。”①明代乌纱帽与圆领袍、束带和黑靴组成文武官员朝见、视事的常服，佩戴之频繁使乌纱帽与官员画上了等号。乌纱帽的官帽属性使其逐渐演化为官员和官位的同义语，流传至今。本文以乌纱帽为中心，对其起源、形制与装饰艺术进行考析，旨在还原乌纱帽在明代的实际制作和穿用场景，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乌纱帽在不同时代与地域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符号意义。

一、 乌纱帽的起源与明代乌纱官帽的确立

乌纱帽是具有明代官员标识性的帽式，清初叶梦珠《阅世编》记载：“前朝职官公服，则乌纱帽，圆领袍，腰带，皂靴。纱帽前低后高，两旁各插一翅，通体皆圆，其内施网巾以束发，则无分贵贱，公私之服皆然。”②但它并不是明朝人凭空创作出来的，是明太祖“恢复中华传统衣冠的礼制习俗”③而推广开来，因而其在明代之前也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1、乌纱帽的起源与发展

从名称上看，乌纱制作的帽子都可以命名为“乌纱帽”。因此，历史上前后出现过很多同名异物的乌纱帽。早在南朝刘宋时，王休仁就制出一种有帽裙的乌纱帽，《宋书》载：“明帝初，司徒建安王休仁统军赭圻，制乌纱帽，反抽帽裙，民间谓之‘司徒状’，京邑翕然相尚。”④隋唐时，出现一种人人可带的乌纱帽。《隋书》载：“开皇初，高祖常著乌纱帽，自朝贵以下，至于冗吏通著入朝。”⑤《中华古今注》卷中“乌纱帽”条：“武德九年十一月，太宗诏曰，‘自今以后，天子服吾乌纱帽，百官士庶皆同服之’。”⑥隋至中唐时期，乌纱帽一度非常流行，白居易用“起戴乌纱帽，行披白布裘”来刻画当时名士；乌纱帽也常作为馈赠，如李白的“领得乌纱帽，全胜白接篱”。但乌纱帽很快被折上巾取代，《旧唐书》载：“其乌纱帽渐废，贵贱通服折上巾，其制周武帝建德年所造也。”⑦唐之后，“乌纱帽”在官方服饰制度中就很少出现了。

从造型与工艺方面看，明代乌纱帽与幞头有着密切的联系。高春明《中国服饰名物考》、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等著作都在幞头的演变部分提到明代乌纱帽，认为乌纱帽是幞头的最后也是最成熟的一个变体。幞头，诞生于魏晋南北朝，由一块三尺方形皂罗制成，皂罗四角加长成带状，因此幞头别名“四脚”。前两脚脑后打结，后两脚向上曲折附顶，额上系结，因此幞头又名“折上巾”。幞头在隋唐的广泛流行使其由“巾”转变为“帽”。首先，为使幞头硬挺有型且方便系裹，产生了幞头下扣在髻上的衬垫物——巾子（又名山子）。《中华古今注》载：“隋大业十年，礼官上疏裹头者，宜裹巾子。与桐木为之，内外皆漆，在外及庶人常服。”⑧为了进一步方便系裹，从中唐开始幞头又由“软裹”变为“硬裹”，制成帽子后，免去了每天的包头动作，更加方便。《事物纪原》载：“穆宗好击鞠，而宣唤不以时，诸司供奉人，急于应召，始为硬裹，装于木围之上，以待仓卒之召。”⑨《云麓漫钞》亦载：“唐末丧乱，自乾符后，宫娥宦官皆用木围头，以纸绢为衬，用铜铁为骨，就其上制成而戴之，取其缓急之便，不暇如平时对镜系裹也。僖宗爱之，遂制成而进御。”⑩不仅幞头的主体部分逐渐定型，后面下垂的二脚也开始内衬铁丝、铜丝、竹丝等硬丝状物，至五代，两脚造型开始多变起来。沈括《梦溪笔谈》也将宋代幞头按脚形状分类：“本朝幞头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风凡五等，惟直脚贵贱通服之。”⑪《宋史》载：“国朝之制，君臣通服平脚，乘舆或服折上焉。其初以藤织草巾子为里，纱为表，而涂以漆。后唯以漆为坚，去其藤里。”⑫宋人称这种方顶直脚的硬质漆纱幞头为“幞头帽子”，至明代作为公服延用，明代常服乌纱帽的造型也取圆脚帽翅而定型。关于明代乌纱帽的起源，本文从幞头自魏晋南北朝至宋明的演变过程中找出乌纱帽与幞头的相关联之处（见表1），从而断定乌纱帽是幞头的变体之一。

表1：乌纱帽与幞头对比

2、明代乌纱官帽的确立及其与翼善冠之关系

明代官员戴的乌纱帽与皇室戴的翼善冠（即乌纱折上巾）不仅材料相同，使用场合设定也相同。与乌纱帽一样，“翼善冠”一词也不是明代首创，周祈《名义考》：“唐翼善冠，太宗采古制自服之。今乘舆常服，亦名翼善冠，或唐制也。”⑬唐代翼善冠又名冲天冠，皇帝常服时所戴的冠，明代在唐代的基础上加以修改，黄一正《事物绀珠》载：“冲天冠，唐制，交天冠以转脚相交于上。国朝，改转脚不交向前，其冠缨象善字，名翼善。”⑭

造型上，翼善冠与乌纱帽除帽翅摆放方向不同，其他基本一致（图1）；使用场合上，两者都设定为常服，乌纱帽属官员常服，翼善冠属皇室常服。《明史》载：“皇帝常服，洪武三年定，乌纱折角向上巾……永乐三年更定，冠以乌纱冒之，折角向上，其后名翼善冠。”又：“皇太子常服，洪武元年定，乌纱折上巾。永乐三年定，冠乌纱折角向上巾。”⑮翼善冠与乌纱帽都是幞头的众多变体之一，乌纱帽帽翅平展两侧可变化空间大，因此有宽有窄，而翼善冠后翅一直细长。

《云麓漫钞》载：“五代帝王多裹朝天幞头，二脚上翘。”⑯而历代官员多戴展脚幞头。参考此维护等级秩序的历史规律，明朝廷定文武官员戴平翅的乌纱帽，皇帝、皇太子、亲王等戴翘翅的翼善冠。不止于此，其中一种被称为“帽”，另一种被称为“冠”，即便材料造型工艺完全一致，两者还是在名称上被定义为不同的首服类别，并成为不同阶级的服饰符号。

二、 明代乌纱帽的结构、材质特征与造型演变

乌纱帽在明代270多年的使用过程中，完善的内部构造基本不变，而外部造型则随着社会审美的变化而不断演变。

1、明代乌纱帽的结构与材质特征

乌纱帽主体由前低后高的两部分组成，称为前屋和后山，呈两级阶梯状。前屋与后山接合处有横向条带装饰，后山正中有竖向条带装饰。据《云间据目钞》载：“余始为诸生时，见朋辈戴桥梁绒线巾，春元戴金线巾。”⑰贾玺增提出，乌纱帽前屋后山交接的镶条可称为“桥”，后山中央竖直向下的镶条称为“梁”⑱。“梁”的样式多样，有一条直线的，有两条直线的也有Y形状的。“桥”“梁”交点处有时会有打结装饰。后山下有两翅，插于翅管中固定（图2）。

图2：乌纱帽正面、侧面与背面结构图

明代乌纱帽制作极考究，有首《折桂令·冠帽铺》就唱：“窄比宽量，轻漆慢烙，正剪斜裁。乌纱帽平添光色，皂头中宜用轻胎”⑲。对于乌纱帽外部造型与内部结构的关系，我们以著名服饰收藏家李雨来先生所藏两顶传世明代乌纱帽为例（图3）展开研究：

图3：李雨来藏明代乌纱帽

从存世状态上看，藏品因没有硬质帽胎的支撑导致纱制帽体变形，但乌纱制的前屋、后山仍清晰可辨，“桥”“梁”两道装饰也具备。帽翅与固定帽翅的结构全无，但两顶均在后山下边有帽翅存在的痕迹。外覆的乌纱松动，左右两侧边乌纱因远离“桥”“梁”以及帽口，与帽体分离最为严重，呈起翘状态，因此能清晰看到乌纱的多层次结构。

材质上，根据帽里其他残片可知，内部原有起支撑作用的编制竹篾网帽胎。从内到外依次是大孔六边形编织竹篾、小孔方形编织竹篾、绞经织物以及平纹绉纱（图4）。其中，两层竹篾通过涂黑漆粘合为一体，是硬质结构，黑漆脱落处露出极薄的竹片。外部两层质地轻薄的黑色织物褪色后呈黄色。

图4：乌纱帽由内到外三层面料及其示意图

工艺上，除了“桥”“梁”以及下边缘有缝合痕迹，大片面料都是无接缝的整片，由此可知，乌纱帽立体饱满的造型并不需要经过精密的剪裁，全靠内部硬质竹篾结构支撑成型。帽子下口通过缝合将两层纱整齐固定，针距小且排列紧密，形成整齐精致的线迹。线迹下面用黑漆将织物毛边包裹干净不使外露，包裹之后的下缘呈一条表面黑亮的圈状。下缘漆圈因没有帽胎支撑而脱散开裂，从断裂面可以看到黑漆里面包裹的竹制内心。

乌纱帽上的一对帽翅极易腐败很难与帽体一同保存下来，这是因为帽翅上只有两层薄纱。值得注意的是两层薄纱交叠产生的摩尔纹（图5），这种“活文”在同样材质的衣服上也会出现，刘若愚在《酌中志》中形容此纹“如水之波，如木之礼”⑳。两翅平插于帽后的翅管中，用于连接两翅，这是乌纱帽区别于其他首服的明显特征。

图5：孔府藏乌纱帽帽翅和摩尔纹

2、明代乌纱帽的造型变化

有明一代，乌纱帽的造型并非一成不变，整体而言乌纱帽的造型演变是一个由矮到高、由圆到方的过程。洪武时“乌纱矮冠”㉑，且乌纱帽前屋和后山都较低且轮廓呈柔和的半圆型；而至中叶，则风气大变，前屋后山变高，帽高足有一头长，且外轮廓拐角明显，帽体由圆逐渐变方，帽翅的朝向也逐渐由朝下的窄细椭圆加宽为水平放置的圆角方形。正德时兵部尚书王敞“纱帽作高顶，靴作高底，舆用高扛，人呼为‘三高先生’”㉒。这种趋势可在表2出土乌纱帽尺寸数据中得到证实，从杨溥到潘允徵，官员墓出土的乌纱帽高度从15厘米到25.5厘米，加高了10.5厘米。嘉靖时，乌纱帽双翅作了一些变动：不但翅的长度缩短了，而且其宽窄也不相同，官阶越大纱帽的双翅越窄，反之亦然。至天启、崇祯年间，乌纱帽的高度忽又变矮，回到了明初的高度。对比发现，前期乌纱帽造型柔和低调，后期变得有棱角有气势，从图6的官员容像能够直观地看出这种演变。另外，表2实物图片中由圆到方的轮廓变化也与官员画像中所反映的一致。乌纱帽造型的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明朝服饰断代提供了佐证。

表2：明代墓葬出土乌纱帽的基本特征

图6：明代官员容像

三、明代乌纱帽的装饰艺术

乌纱帽作为官员常服，造型简约，材质轻便，非常适合日常生活办公佩戴。与其固定搭配的是衬于帽下具有束发、遮盖白发等功能的网巾。由于明代官员帽式种类不多，为了应对不同场合的需要，乌纱帽被附加了多种实用性或装饰性元素。

1、乌纱帽的裘皮装饰

明代官员五更入朝，冬天“数里而遥，比至已半僵矣”㉓，因此需要在乌纱帽外加暖耳来御寒保暖（图7），《明史》载：“十一月百官戴暖耳。”㉔明李东阳诗《陵祀归，闻赐戴暖耳，诸公有作，再借前韵五首》云：“乌纱巾上透凉飔，一发君恩力未辞。赐暖官貂同日戴，帽寒郊马有人骑。”㉕也证实了暖耳是戴在乌纱帽上的裘皮装饰，后因这种装饰花销太高而取消。

图7：明代官员乌纱帽上的暖耳（《御世仁风》插图）

除了暖耳装饰，明代乌纱帽上还有披肩的装饰，在《酌中志》里对披肩有比较详细的描述：“披肩，貂鼠制一圆圈，高六七寸不等，大如帽，两傍各制貂皮二长方，毛向里至耳，即用钩带斜挂于官帽之后山子上。”㉖对比唐文献容像（图8）可知其大体形制。

图8：乌纱帽上的披肩（唐文献容像）

2、乌纱帽的簪花、展脚与垂带装饰

乌纱帽本属明朝官员一种无差别的首服，因此在一些特殊环境、非日常场合或需要标示特殊身份地位时，会在乌纱帽体或帽翅上进行改动或附加装饰。

两宋盛行祭祀、节庆大典和宫廷设宴时的簪花之礼，将皇帝赐予的“御花”或者“宫花”插在幞头上，称“簪带”，有绢、罗质地的也有精致的滴粉缕金花，是当时朝廷宣扬太平盛世、体现皇恩的手段之一。之后建立的元朝，对于男子簪花现象难以接受，明清时期也只在极少数特殊场合才会簪花㉗。《大明会典》载：“赐状元及进士宴于礼部，命大臣一员待宴，读卷、执事等官皆预。进士并各官皆簪花一枝，花剪彩为之，其上有铜牌，钑‘恩荣宴’三字；惟状元所簪花，枝叶皆银，饰以翠羽，其牌用银抹金。”㉘除在殿试次日恩荣宴的簪花礼，明代男子还有一次“簪花披红”的机会——官员婚礼时穿吉服，即乌纱帽和大红圆领，乌纱帽左右各插一朵金花，百姓在婚礼上也可戴簪花的九品官帽乌纱帽。

《明史》载：“进士巾如乌纱帽，顶微平，展角阔寸馀，长五寸许，系以垂带，皂纱为之……廷试后颁于国子监，传胪日服之。上表谢恩后，谒先师行释菜礼毕，始易常服，其巾袍仍送国子监藏之。”㉙明代进士礼服的礼冠造型是由公服和常服两个服系共同组合而成，即利用常服乌纱帽的帽体，将原本纱帽两侧的圆角帽翅换成了公服幞头两侧阔寸余的展脚，并另加饰了长五寸许的垂带，形成了公服幞头与常服纱帽共同组合体的特别进士冠㉚。从图9《明状元图考》中可见展脚与装饰的变化。

图9：《明状元图考》中乌纱帽簪花与加展翅垂带

事物的属性总是相对而存在的，乌纱帽选择了适用于夏日的轻薄透气材料必然抵挡不住冬日的冷风寒气；选择了日常无差别的形制必然满足不了特殊场合的礼仪需求，各种装饰成为弥补不完美的艺术手段。对乌纱帽进行多样的装饰而不是再创制新帽式，也体现了乌纱帽不可取代的地位，亦是明初勤俭节约精神的展现。

四、乌纱帽的符号与象征意义

乌纱帽在明代与明代以后两段时间、大明与附属国两个空间内，因时空背景的不一致而诞生了不同的象征意义，并逐渐成为象征符号。

1、乌纱帽之于明朝——社会地位与权利的象征

洪武二十四年定年老致仕及侍亲、辞闲官员，许用纱帽束带，若为事黜降，所服与庶人同，确定了乌纱帽的官帽属性。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群体也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得到头戴乌纱帽的机会。《明史》载：“仪宾（明朝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乡君夫婿的封号）朝服、公服、常服：俱视品级，与文武官同。”㉛明朝廷对仪宾群体实行豢养政策，戴上“与文武官同”的乌纱帽象征着皇帝对宗室懿亲的保护与厚待，是明政府给予他们在皇权之下不劳而获的特权。《明史》又载：“洪武元年，礼部尚书崔亮奉诏议定，内外官父、兄、伯、叔、子、孙、弟、侄用乌纱帽、软脚垂带、圆领衣、乌角带。”㉜官员亲属群体戴乌纱帽（但帽翅与官员所戴不同）传递的是自己家族中有官员的社会信息。这从侧面也可以看出，一人步入仕途带来的是整个家族的荣耀。

明代的首服有很明显的社会标识作用，基本实现了“贵贱有别，望而知之”的效果。《金瓶梅》载：“吴大舅与哥是官，温老先生戴着方巾，我一个小帽儿怎陪得他坐。”㉝很自然地将戴乌纱帽的官员、戴方巾的读书人、戴瓜皮帽（即小帽）的平民区别开来，这就使得几种帽子拥有了除实用功能之外的标识功能。在这种社会心理作用下，乌纱帽逐渐成为代指官员的日常用语，且多用于贬义。冯梦龙《谈概·中官性阴》载：“太监谷大用迎驾承天，所至暴横。官员接见，多遭叱辱，必先问曰：‘你纱帽哪里来的？’一令略不为意。大用喝问如前。令曰：‘我纱帽在十王府前三钱五分白银买来的! ’”㉞谷大用以乌纱帽暗指自己操纵官位，而令则巧妙地回避了话题。嘉靖时期著名词人冯惟敏小令《清江引·八不用》利用以乌纱帽为首的八种官员用品的象征意义，表达自己对官场的看法，诗云“乌纱帽满京城日日抢，全不在贤愚上。新人换旧人，后浪催前浪，谁是谁非不用讲。”㉟

有着严格等级制度的封建社会使乌纱帽在实用意义基础上附加了被社会共同认可的地位与权利象征意义。这种认知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因而生命力顽强，以至于乌纱帽这一具有明显指代特征的词汇在使用范围上延伸到了官场之外，在使用时间上延续至今。

2、乌纱帽之于后世——官员与官权的代名词

至清代剃发易服后，乌纱帽作为首服的形态消失于官场之中，改以“顶戴花翎”的红缨帽作为官帽，并凭借帽顶材质来区分官员品级，但是乌纱帽的象征意义并没有因社会变动、明代的灭亡以及停止使用而发生变化。

一方面，作为语言符号的乌纱帽，广泛存在于日常用语及各类文学作品中。清初荑荻散人的长篇小说《玉娇梨》第一回载：“只是各有所因，故苟恋于此，断非舍不得这一顶乌纱帽耳。”㊱以乌纱帽指代官位；郑板桥广为流传的赠别诗《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㊲刻画了其不在官场同流合污的决心；严廷中《双调·沉醉东风》载：“怪模样乌靴纱帽，丑形容手版官袍。嗫嚅声，趦趄貌，怎瞒得妻孥知道。”㊳曲嘲为官的种种惺惺作态和扭曲的人性……可见，清代文学作品中的“乌纱帽”多为贬义，用于嘲讽。语言使得古老的符号能够延续下来和新生的符号共同组成一个越来越丰富的符号系统。后世人即便是不了解乌纱帽的形态，也能直接通过文字来获悉“乌纱帽”包含的官权意义。至今人们仍习惯地将“乌纱帽”作为官位的代称，“丢掉乌纱帽”则意味着被罢官。

另一方面，作为实体的乌纱帽，经过变形被留存在戏曲舞台之上。清代“十从十不从”中“娼从而优伶不从”使戏曲舞台上的服饰延续了汉族传统，京剧、越剧、豫剧、昆曲中都有戴乌纱帽的官员角色，但是乌纱帽也进行了诸多戏剧化处理，如增加了帽正、金属甚至是点翠等装饰。在京剧中根据人物特征，分别衍生出方、尖、圆帽翅的乌纱帽，如生角扮演正派忠诚的文官时，多插方帽翅；净角扮演奸诈贪婪的文官时，多插尖帽翅：丑角扮演昏庸糊涂的文官时，多插圆帽翅。乌纱帽作为戏曲行头，虽然多了很多装饰元素但外观造型与象征意义仍保留了下来，同时也使乌纱帽与其符号意义通过艺术的形式被传播与熟知。

3、乌纱帽之于他国——附属国的标志

大明王朝的附属国数量曾多达一百多个，包括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爪哇、苏禄国、满剌加、锡兰、吕宋等，这些国家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以寻求中国的保护。明朝廷颁赐给他们成品冠服，或允许他们在自己国家制作来模仿明朝衣冠体系。对于官员常服的模仿就包括了乌纱帽。这是一种崇拜式的模仿，象征着宗主国对自己国家的认可。如洪武二十年，高丽使臣偰长寿赴京师“请衣冠”，明太祖满足了高丽效仿明朝衣冠的要求，也赐给偰长寿明朝官员衣冠一袭，“长寿服帝所赐纱帽团领而来，国人始知冠服之制”㊴。正统十年，“锡兰山国使臣耶巴刺谟的里亚等乞赐纱帽及花金带，从之。”㊵《万历皇帝敕谕》中载：“封尔平秀吉为日本国王，锡以金印，加以冠服。”其中赐予的冠服中亦包含乌纱帽一顶㊶。

朝鲜王朝时期，明朝对其也是极力优待，薄来厚往，以君父之国身份允许其使用中国的冠服制度，李朝诗人徐居正曾说朝鲜“为中国之番邦，故历代亲信于中国，受封爵，朝贡不绝，礼仪之道不缺，衣冠制度，悉同于中国各代之制”㊷。《朝鲜时代的冠帽》一书中收录的一顶乌纱帽（图10），其直径18.5厘米，帽高29厘米，帽体用竹条和纸制作，外覆黑布。一个翼角流失，翼角几乎笔直地从帽部正后方向旁边伸展㊸。帽主人为金诚一（1538～1593），是朝鲜宣祖大王时期文官，其为官时正值明朝万历中期，该乌纱帽与1595年万历皇帝赐予日本战国武将上杉景胜的乌纱帽（图11）外形非常相似㊹，两顶乌纱帽皆与当时明朝官员戴的乌纱帽类似，且高度稍高。然而，乌纱帽传入日本后，进行了很大程度的变形，如仿造乌纱帽的结构制成唐冠形兜（兜即头盔），主要流行于安土桃山至江户初期（晚明同期），图12即为桃山时代、目前藏于长野县真田宝物馆的唐冠形兜，造型上与乌纱帽非常接近，但是质地装饰则有较大差异。

图10：朝鲜时代的乌纱帽

图11：日本藏万历帝赐乌纱帽

图12：日本唐冠形兜

明代灭亡之后“团领及华冠等物，皆归于戏子堂，殆无旧制……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㊺。朝鲜降清，清统治者未对其强制实行风俗变易与思想文化专制，仍将其视为化外之民，表示“天地无移，冠履不移”，允许朝鲜继续保留自己的风俗礼仪㊻，这些附属国仍将明代服饰制度延续下去。朝鲜使者徐浩修《燕行纪》记载，安南使者服饰与朝鲜大体相同，“束发垂后，戴乌纱帽，被阔袖红袍，拖饰金玳瑁带，穿黑皮靴。”㊼李岬在《燕行记事》记载，“清人冠服，渠辈自视歉然，我人亦笑之。而至若团领、乌纱帽、阔袖、长衣，渠不敢笑，虽妇人女子，必谛视而慕悦之……每与渠辈语，问其衣服之制，则汉人辄赧然有慙色。”㊽朝鲜使者则借此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小中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则是“夷狄之邦”㊾。如《平定西域献俘礼图》（图13）《万国来朝图》（图14）等传世绘画中皆有此类服饰的记载。由图15的传世照片亦可见，至19世纪末甚至20世纪初，朝鲜、阮朝（越南）依然有官员佩戴乌纱帽，但在造型与装饰上已根据国家审美产生了不同的变化。不可否认的是，明代的赐服除却政治因素，从长远的历史进程看，一定条件下起到了传播和延续服饰文化的作用㊿。

图13：《平定西域献俘礼图》中的安南使者、朝鲜使者

图14：《万国来朝图》中的缅甸使者

图15：朝鲜与阮朝官员传世照片

五、结语

相比于主服，首服的装饰及礼仪功能远远高于其实用功能。乌纱帽作为典型的明代首服是服饰制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其来源于唐朝盛行的幞头，经过几代发展，在明代得到确立，并成为官员的标志，影响至今。乌纱帽结构安排简约精巧，造型受社会审美影响而逐渐变化，既有保暖功能的暖耳装饰，也有在婚礼、传胪等特殊场合的簪花、展脚、垂带等装饰。由于乌纱帽不对官员品级做区分，只用来区分官员（及其亲眷）群体与非官员群体，因此更具有普适性。在乌纱帽的符号化发展道路上，语言和实体上的频繁使用又使乌纱帽与其传递出来的文化信息之间的关系更加牢固，继而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丰富了语言符号系统也丰富了社会文化生活。通过对乌纱帽形制、演变、装饰与符号意义的研究，能够窥探到明代的社会文化现象与其中的装饰艺术哲学，为当代首服研究提供佐证。

注释：

① 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出版：《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第2232页。

② [清]叶梦珠：《阅世编》，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96页。

③ 赵连赏：《明代冕服制度的确立与洪武朝调整动因浅析》，《艺术设计研究》，2020年第6期，第27-31页。

④ [梁]沈约：《宋书》，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506页。

⑤ [唐]魏征：《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67页。

⑥ [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页。

⑦ [后晋]刘桒：《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51页。

⑧ 同注⑥。

⑨ [宋]高承：《事物纪原》，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8页。

⑩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31页。

⑪ [宋]沈括：《梦溪笔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3页。

⑫ [元]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564页。

⑬ [清]沈自南：《艺林汇考》，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99页。

⑭ [明]黄一正：《事物绀珠》卷13，明刻本，第1页。

⑮ [清]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20-1626页。

⑯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31页。

⑰ [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笔记小说大观》第13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页。

⑱ 贾玺增：《中国古代首服研究》，上海：东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278页。

⑲ 路工：《明代歌曲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7页。

⑳ [明]刘若愚：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65页。

㉑ 王春瑜：《明清史杂考》，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80页。

㉒ [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86页。

㉓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1页。

㉔ [清]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35页。

㉕ [明]李东阳：《李东阳集》卷1，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312页。

㉖ [明]刘若愚：《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71页。

㉗ 杨倩丽、郭齐：《论宋代御宴簪花及其礼仪价值》，《江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35期，第122-126页。

㉘ [明]李东阳：《大明会典》，扬州：广陵书社，1989年，第451页。

㉙ [清]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41页。

㉚ 赵连赏：《关于明代殿试皇帝赐新科状元服的补充》，《南方文物》，2016年，第179-181页。

㉛ 同注㉙。

㉜ [清]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46页。

㉝ [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766页。

㉞ [明]冯梦龙：《谈概》，长春：长春出版社，2009年，第252页。

㉟ 史良昭：《明清曲一百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6页。

㊱ [清]荑秋散人：《玉娇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页。

㊲ [清]郑板桥：《郑板桥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第156页。

㊳ 卢盛江：《中国古典诗词曲选粹元明清散曲卷》，合肥：黄山书社，2018年，第386页。

㊴ 金渭显：《高丽史中中韩关系史料汇编》，台北：食货出版社，1983年，第861页。

㊵ 李国祥：《明实录类纂》，武汉：武汉出版社，1991年。第1056页。

㊶ 蒋玉秋：《京都妙法院藏丰臣秀吉明制服饰研究》，《艺术设计研究》，2019年第2期，第26-35页。

㊷（朝鲜）徐居正：《笔苑杂记》卷1，首尔：庆熙出版社“大东野乘”缩小影印本，第73页。

㊸ 转引自微博@大明风物志，https://m.weibo.cn/1633533710/4418960579193361。

㊹ 同注㊸。

㊺ （韩）林基中：《燕行录全集22》，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52页。

㊻ 马晓菲：《明朝对朝鲜半岛政权的赐服探析》，《求索》，2012年第2期，第235页。

㊼（韩）林基中：《燕行录全集22》，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14页。

㊽ （韩）林基中：《燕行录全集22》，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52页。

㊾ 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4页。

㊿ 竺小恩：《“衣冠文物悉同中国”——略论明代赐服对李氏朝鲜服饰文化的影响》，《服饰导刊》，2015年第4期，第4页。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大运河江南流域明代服饰的艺术考古研究（20CG18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