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英杰　　王贺　　高晓岩　　渠晶　　刘丹丹

[關键词] 围产期;抑郁筛查;综合干预;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

[中图分类号] R74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701（2021）14-0027-05

Research on the perinatal depression screening and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 in Harbin

FU Yingjie   WANG He   GAO Xiaoyan   QU Jing   LIU Dandan

Department of Women Health Care， Harbin Maternal and Child Care Family Planning Service Center， Harbin 150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search the efficacy of perinatal depression screening and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 Methods A total of 496 women who underwent regular prenatal examination in Harbin Maternal and Child Care Family Planning Service Center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nd screened for depression assessment by 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 （EPDS）. The screened 122 women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depress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61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general intervention， while the study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 The depression， univariate and bivariate analysis， depression score and intervention efficacy index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The results of depression screening of 496 pregnant women included 113 patients with mild to moderate depression and 9 patients with severe depression; Age， marital times， educational level， relationship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whether to plan pregnancy， awareness of health care knowledge during pregnancy， occurrence of negative events during pregnancy， and degree of gender compliance with expectations were all single impacting factors of patients with perinatal depression，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P<0.05）.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unplanned pregnancy， inconsistent gender expectations， occurrence of negative events during pregnancy， averag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and poor awareness of health care knowledge during pregnancy were the risk factors impacting patients with perinatal depression，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P<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depression scores of pregnant women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P<0.05）. Meanwhile，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P<0.05）. Conclusion It is necessary to screen the perinatal depression of women， and the efficacy of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 on depressed women is very obvious， which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perinatal depression symptoms of pregnant women， and is worthy of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 Perinatal period; Screening for depression;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 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

圍产期抑郁（Perinatal depression，PND）是指孕产妇自妊娠期至产后1年内发生的非精神病性抑郁障碍，包括产前和产后抑郁，具体表现为郁闷、悲伤、愤怒、焦虑、激动、烦躁、自卑、沮丧等临床表现，严重者可产生绝望、幻觉或自杀意念等精神症状[1]。有研究显示，PND在发达国家的发生率为11.4%，在发展中国家的发生率为13.1%，在我国的发生率为17.4%，且处于上升趋势，而且我国有32%～57%的PND未经发现或未引起重视。PND的发生不仅影响孕产妇的生活质量、婚姻关系和社会功能状态，还会影响婴幼儿的情绪、智力、认知和行为等正常发育，严重者甚至出现自杀或杀婴行为。为此，对围产期抑郁进行筛查并实施综合性干预，以降低孕产妇围产期抑郁发病率就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分析了围产期抑郁筛查及综合干预，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9年1—12月在我中心产科门诊规律产检和建档的有妊娠期抑郁症状496例孕妇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2]：①无精神病既往史或家族史;②未使用可影响精神活动的药物;③孕龄6～41周，年龄、妊娠、分娩次数不限;④符合妊娠期抑郁症筛查标准;⑤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 postpartum depression scale，EPDS）评分≥13分;⑥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初中或以上），能理解量表内容并自愿参加本研究;⑦孕妇自己填写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和一般个人情况量表，资料准确、真实。排除标准[3]：①存在严重心、肝、肾等重要器官疾病者;②存在严重的意识障碍者;③存在免疫、血液等慢性疾病者;④中途退出研究者。

入选有妊娠期抑郁症倾向孕妇122例，采用随机法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各61例。采用单盲法进行干预研究。对照组年龄20～42岁，平均（31.0±1.5）岁，孕龄29～41周，平均（35.0±1.7）周;孕产次1～3次，均为已婚状况、无高危妊娠和不良生育史，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10例，高中及中专16例，大专以上35例。研究组年龄21～43岁，平均（32.0±1.6）岁，孕龄30～41周，平均（35.5±1.4）周;孕产次1～3次，均为已婚状况、无高危妊娠和不良生育史，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9例，高中及中专17例，大专以上35例。两组的年龄、孕产次、孕龄、婚姻状况、高危妊娠情况、不良生育史、文化程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患者均明确知情同意参加本研究，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和监督。

1.2 方法

1.2.1 对照组干预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性保健干预，包括常规性产检和健康教育。

1.2.2 研究组干预方法  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系统健康教育、规范干预、心理干预和家庭支持干预相结合的综合干预模式，应用于围产期各阶段全过程。（1）系统健康教育：在不同阶段开展不同内容的健康教育。①孕期开展孕妇补充叶酸、合理饮食、早期胎教、心理卫生、科学监测等保健知识宣讲，帮助孕妇做好分娩准备。②分娩期积极与产妇开展沟通交流，根据产妇心理情况，有针对性地对产妇开展消除分娩恐惧、鼓励产妇自然分娩等健康教育。③产褥期开展母乳喂养、新生儿养护、产后康复等健康教育。（2）规范干预：规范干预是以孕产妇为服务核心，一切干预措施从有利于孕产妇实际需求出发，与孕产妇建立良好关系，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教育，充分调动有利因素，彻底消除消极因素，促进抑郁症孕产妇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的全面康复，有效改善孕产妇的抑郁情况，在不同阶段实施不同干预。①孕期开展孕期专题干预，指导规律产检、辅导孕期生理、心理保健知识。针对抑郁高危孕产妇进行心理干预;②待产期帮助孕妇熟悉分娩过程和环境，掌握分娩放松技巧，缓解产前紧张、焦虑和恐惧等负面情绪;③分娩期实施家庭化分娩干预服务，提倡母婴同室，鼓励自然分娩，实施全程干预陪护，创造舒适安静环境，消除产妇焦虑、紧张心理，增强产妇分娩信心，陪伴产妇顺利完成产程;④产褥期优化产后干预服务措施，定期到产妇家中进行干预随访，帮助产妇转换角色，指导母婴喂养、新生儿照料和产妇身体恢复等技能。（3）心理干预：主要采用认知行为疗法进行心理干预。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是一种通过改变思维、信念和行为以改变不良认知，从而改善情绪和调整行为的短期心理疗法。自20世纪60～70年代在美国提出后，就逐渐应用于多种心理问题的治疗中，成为心理干预最主要的手段之一[4]。认知行为疗法干预的过程约为12 周，会谈约为15次，每次30～60 min。基本过程：①医护人员首先与孕产妇建立良好关系，最大限度争取孕产妇的信任。②第2次、第3次会谈尽量了解熟悉孕妇的家庭背景、性格特点、人生经历及生活中的重大影响事件，找出和确定孕产妇的主要问题，并制订出处置问题的策略以指导帮助当事人。③通过实例和当事人的自身体验说明认知和情绪之间的密切关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当事人正确解释所担忧的问题，如先兆流产、先兆早产、正常分娩的有关临床表现和演变，主要使其领悟并纠正其认知结构中错误的思维模式，取得孕妇的配合。④当事人感到抑郁或焦虑开始减轻后，让当事人学习更有效的技巧用于真实生活。当其逐步好转且能应付和处理生活中的压力时，认知疗法的会谈次数将逐渐减少，至疗程结束。（4）家庭支持干预：家庭支持干预是孕产妇减轻心理压力、缓解负面情绪、保持良好心态的重要因素。包括情感支持、资讯支持、物质支持和评价支持。①对家庭成员开展健康教育，指导家庭成员充分认识家庭干预对促进孕产妇心理健康的重要意义;②鼓励家庭成员积极创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充足给予孕产妇物质和精神支持;③要求丈夫全程陪同孕产妇，帮助孕产妇放松精神，克服不良情绪;④指导家庭成员给予孕产妇正面评价，缓解抑郁情绪，增强生活信心和乐趣。总之，指导家庭成员高度认识家庭支持的重要性，鼓励家庭成员充分发挥家庭支持功能，最大限度地减轻孕产妇的抑郁症状。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1.3.1 筛查指标  根据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共设10个条目，按0～3分进行4级评分，拟以总分9分作为筛查一般性抑郁性疾病患者的临界值，以总分13分作为筛查严重性抑郁症患者的临界值。即总分<9分，無抑郁;总分9～10分，轻度抑郁;总分11～12分，中度抑郁;总分≥13分，重度抑郁（需经精神科医师确诊）。分数越高表明其抑郁程度越严重[5]。目前，国内外仍未形成统一的EPDS筛查围产期抑郁障碍标准界限值。在国外研究中一般将EPDS的界限值设置为12/13。但我国相关专家认为，将分界值设置为12/13显得较高，不适用于流行病学的调查。现阶段，在围产期抑郁障碍实施筛查研究中，普遍将EPDS得分≥9分的女性中超过60%诊断为围产期抑郁障碍合并其他精神障碍，最普遍的症状为焦虑障碍。本研究将9分作为EPDS筛查围产期抑郁的临界值。

1.3.2 分析指标  年龄、婚姻次数、文化程度、夫妻关系、是否计划怀孕、孕期保健知识知晓程度、是否发生孕期负性事件发生以及性别符合期盼程度对围产期抑郁患者的影响情况。

1.3.3 效果指标  显效：经EPDS评估，抑郁状况基本消失;有效：经EPDS评估，抑郁症状得到一定程度缓解;无效：经EPDS评估，抑郁症状无明显变化。总有效率=（显效+有效）例数/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Data3.1建立数据库，所有数据使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入选研究项目抑郁筛查结果

496例孕产妇均利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对自身的抑郁情况进行评估，其中无抑郁症状374例;发生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122例，其中轻、中度抑郁113例，重度抑郁9例。

2.2单因素分析结果

年龄、婚姻次数、文化程度、夫妻关系、是否计划怀孕、孕期保健知识知晓程度、是否发生孕期负性事件以及性别符合期盼程度等因素均为围产期抑郁患者的影响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围产期抑郁多因素分析

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未计划怀孕、性别期望不符合、孕期发生负性事件、夫妻关系一般、孕期保健知识知晓程度较差为围产期抑郁患者的危险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4两组干预前后抑郁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孕产妇的抑郁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研究组孕产妇的抑郁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5两组干预效果比较

干预后，研究组总有效率为72.1%，明显高于对照组的31.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随着现代社会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的持续加大，导致人群机体内存在多种负面情绪，尤其是具有特殊性的孕产妇，由于内分泌激素发生明显的变化，所以在生理、心理上也同时出现明显变化，极易产生抑郁、焦虑和恐惧等多种心理问题[6]。利用有效的综合干预，能够避免部分围产期抑郁加重或产后抑郁症状的发生[7]。另外，如果抑郁症状在已经发生或不可避免的状况下，合理有效的干预手段能够尽可能减少对患者机体的危害[8]。临床研究表明，罹患围产期抑郁障碍的孕产妇大多数表现为性格内向、多虑、心理耐受力差和情绪不稳定等性格特点[9]。部分学者研究发现，具有较低成熟度或存在较强以自我为中心、好强、固执和敏感、与人相处不融洽以及社交能力差等个性特点的人群发生围产期抑郁障碍的概率更高[10]。孕妇在围产期均会出现行为变得更原始或呈现孩子气的暂时性心理“退化”现象，如果受到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其情绪极易发生波动，从而进一步提高孕产妇罹患围产期抑郁障碍的可能性和发展成病情严重的抑郁症状，极易出现伤害自身和婴儿的情况[11]，所以早期进行筛查评估显得尤为重要。

围产期是女性人生经历的特殊时期，也是易发围产期抑郁的高风险期[12]。本研究结果显示，通过临床抑郁筛选可知，496例孕产妇均利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对自身的抑郁情况进行评估，其中无抑郁症状374例，发生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122例，其中轻、中度抑郁113例和重度抑郁9例。经单、多因素分析可知，年龄、婚姻次数、文化程度、夫妻关系、是否计划怀孕、孕期保健知识知晓程度、是否发生孕期负性事件以及性别符合期盼程度等因素均为围产期抑郁患者的影响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未计划怀孕、性别期盼不符合、孕期发生负性事件、夫妻关系一般、孕期保健知识知晓程度较差为围产期抑郁患者的危险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围产期抑郁极易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由于围产期抑郁与女性本身的认知、生理、心理和家庭关系等多种因素相关，所以，使用单一手段难以获得理想的防治效果[13]。因孕产妇无法服用药物，所以，对孕产妇进行综合干预则是预防和治疗围产期抑郁的重要方法，其能够缓解患者的抑郁症状，从而增加其社会的适应能力[14]。现阶段，采用单一认知治疗具有片面性，其干预效果欠佳。临床上使用系统健康教育、规范干预、心理干预和家庭支持干预相结合的综合干预模式，其干预效果较为理想[15]。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前，两组孕产妇的抑郁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研究组孕产妇的抑郁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实施综合干预能够预防和治疗孕产妇围产期抑郁症状，在较大程度上提高了孕产妇和家属的满意度。从患者角度出发，实施综合干预、全方位照顾患者的情绪，能够有效安抚患者存在的焦虑等负面情绪，具有理想的干预效果[16]。本研究结果显示，实施综合干预后，研究组总有效率为72.1%，明显高于对照组的31.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应用包含系统健康教育、规范干预、心理干预和家庭支持干预相结合的综合干预模式可以明显改善围产期抑郁情况，其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促进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趋向于理想化。

为此，本研究在采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进行科学筛查的基础上，实施“系统健康教育、规范干预、心理干预和家庭支持干预”相结合的综合干预模式，获得较为理想的预防和治疗效果，为临床选择有效的围产期抑郁干预方法提供了客观讯息和科学依据[17]。

综上所述，对孕产妇进行抑郁筛选在临床诊断中具有科学价值，实施综合干预能够明显提高孕产妇围产期抑郁防治效果，有效降低围产期抑郁发病率，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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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