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信任不仅要有程度的增强，更要有质量的提升。传播技术的高速发展带来新情况、新问题，要求传播媒介充分发挥信息、意见、宣传和监督作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要形成合力，推动社会形成理性健康的信任。要致力于现代信任，改变传统信任模式，尤其要在信任对象和环境端发力，通过优化媒介体制包括新媒体的体制创新，保障、促进社会信任的提升。

关键词：传播技术;媒介体制;社会信任;信任质量

中图分类号：G206;C9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1）03-0147-005

社会信任是社会凝聚和运行、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关乎人际关系、社会资本、国家效率乃至世界和平。信任缺失已成为全球面临的最无奈最痛心的现实，包括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中的，导致人伦、企业、制度规范信任危机和国际信任危机。社会信任与媒介体制的关系看似较远，实则因传播媒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信任而紧密关联。社会与传播技术的新发展，带来社会信任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求传播媒介及其体制做出新优化。本文对一系列关键概念和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社会信任的增强与提升

社会信任是指个人、群体、组织机构，对其他个人、群体、组织机构和制度规范的信任。一般认为，信任度越强越好，然而笔者认为，还需把信任分为短期易变、盲目有害的和长期稳定、理性健康的等类别，需抑前者增后者，变前者为后者，祛除盲信盲从。因而社会信任度并非越强越好，而要看属于哪种信任。应从简单地倡导增强社会信任、提高社会信任的程度，转变为提升社会信任的质量和程度——质量为先。

不能要求各种人，对各种信任对象，都增强信任度，弱者对强者、君子对小人，要有一定的防范警惕。通过传播媒介增加信任对象的透明度，保持一定的怀疑和批判精神，随时发现问题、纠正偏误，有助于建立理性、稳定、长期的信任，避免盲信盲从、上当受骗。如果传播媒介为增强社会信任而报喜不报忧，刻意减少或没有负面信息，甚至排斥舆论监督，进行瞒和骗，则至多只能带来短期、盲目的信任，而当人们发现了真相，这样的信任会转变为更大的不信任。例如经常出现的编虚假故事博人同情、进行“悲情营销”，透支、消费人们的善良，对社会信任的伤害很大。若不予报道，知道的人会少些，然而作假的人、上当的人会更多，对社会信任的伤害会更大更深，甚至对传媒及其主办主管机构也造成巨大影响。

西方有学者认为，电视里负面新闻太多，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有负面的“涵化”效应。我国也有人认为，现在我国报纸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是正面的，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是负面的，应像管理报纸那样管理新媒体。[1]窃以为这未免过于简单化了。正面内容带来的信任也有可能是短暂、易变的，甚至是盲目、有害的，如果这种内容有虚假片面成分，则当人们发现真相后会产生更大的不信任。一些假冒伪劣商品就经常通过传统媒体进行推销，结果身败名裂。反之，负面信息带来的不信任也有可能是短暂的，如果这些内容有助于防范、抑制、纠正负面人物和事物，则有助于建立长期稳定、理性健康的信任。

二、社会信任的新情况新问题

传媒科技的快速发展，大大扩展了人们的活动范围，交往对象和信任对象，也较之前大为扩展，传播媒介越来越要在信任对象和社会环境端发力。

（一）社会发展引发社会信任变化

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现代化的社会，人们的活动范围很广，更需要社会信任。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在现代社会，每个主体都不得不把自己从既有的社会关系中抽离出来，并不断地让自己嵌入到陌生的社会关系里去，且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一切都建立在流沙之上。[2]

然而传统的、小范围的、基于人情关系的信任已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这些变化，社会信任缺失已是普遍现象，信任危机也频频出现，造成了人际关系紧张、社会秩序混乱、交往成本提高、效率损失严重，甚至引起很大的社会冲突，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们健康和幸福的重要原因。我国也不例外，有学者将中国的社会信任问题归纳为商业信用危机、公共物品信誉危机、人际信任危机和价值信仰危机。[3]

全球化、新媒体的发展，使国家和地区间的隔离状态被进一步打破，全方位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更强;人类交往的时空约束被进一步弱化，熟人社会进一步让位于生人社会;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融为一体，并出现“后真相”问题。这样的时代更需要社会信任，却更难以获得社会信任，更容易失去社会信任。

国际社会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重信任危机，包括文明与文明的冲突，各种地区性冲突，民族主义势力膨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的军备竞赛，乃至对中国崛起的遏制。我国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外部环境，尤其是与美国的经济冲突、意识形态冲突、国家利益冲突乃至军事对峙。这些都带来对社会信任问题的新关注、新要求。

（二）传播技术带来新情况、新问题

传播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接受、保存、制作和发送信息的机会、能力、自由度和自主权，改变了传播媒介的资源、条件、市场和竞争，改变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创造了提升社会信任的新条件，也产生了新的社会信任问题和危机。对此，需研究社会和公众对传播媒介在社会信任中有什么作用，传播媒介新的条件、形态和格局对社会信任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有什么新影响;研究传播媒介要利用新机遇、应对新挑战、满足新需求、克服新问题，对媒介体制有什么新要求。

当今第4、第5、第6代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形态，使传播媒介更多样，媒介信息更丰富，媒介交流更充分，媒介作用更有針对性。这些都有助于祛除盲目有害的信任，建构理性健康的信任。另一方面又出现更大的信息冗余，选择困难，出现了更多的虚假、不良、有害、侵权内容，包括谣言谎言。例如人工智能可做出高仿真图片和影像，肉眼无法辨别，加上5G、6G时代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的广泛应用，以及全球移动网的互联互通，会带来新的虚假欺骗、信任流失问题。

社交媒体还带来新的信息茧房、意见回音壁效应，带来大量的后真相、群体撕裂和极化现象，互相隔阂、对立、冲突、群体性突发事件频繁出现。有人在微博上感叹：撕裂朋友圈的事太多了，中医、转基因、战狼、弟子规、李子柒，有个朋友的父母因争论病毒是不是美国的阴谋而闹离婚了。从全球来看，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新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问题，也与新媒体的使用有关，大大妨碍、破坏了国际信任。

三、发挥传播媒介对提升社会信任的作用

（一）传播媒介与社会信任的关系

信任的建立和增强需要通过相互了解、理解，相互交流沟通，需要通过改善信任的影响因素，包括信任者、信任对象和社会环境、传播媒介。传播媒介能通过其信息传递作用，增进人们对信任对象的了解;通过其意见交流作用，增进人们对信任对象的理解认同;通过其宣传引导作用，弘扬诚信文化;通过其舆论监督作用，约束信任对象，使之值得信任。还能通过影响社会环境和其他媒介，促进社会信任的建立和提升。传播媒介自身的公信力——取得公众信任的能力，既影响其内容的有效性，又因传媒是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影响人们对社会系统的信任，尤其是国有新闻媒介的公信力。

总之，传播媒介及其体制对社会信任具有下图所示的影响：

（二）传播媒介要形成合力，增强理性健康的信任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有不同的长处和短处，不同的功能与作用。有学者发现，新媒体在详细、中立、平衡报道及创新等指标上领先于传统媒体。我们也可明显地感觉到，新媒体、社交媒体在反映民情民意、增进相互了解、进行舆论监督等方面具有独特的积极作用，有助于制约信任对象和改善信任环境，建立长期稳定、理性健康的信任，祛除盲信盲从。报纸由专业机构和人员在办，内容较严谨，社会公信力较强，我国实行创办审批和内容审查。社交媒体则有无数网民直接提供和转发内容，信息和意見更丰富，且更能反映民情民意，舆论监督也能更广泛和迅速及时，与报纸可以互补。

（三）传播媒介要致力于发展现代信任、改变传统信任模式

现代社会是工业化、城市化、市场经济的社会，以具有公民意识的公众为主体，与之相应，许多信息、观点、思想、意见的传播是通过新闻媒介。而此前的传统社会中，生产是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经济形态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生活大都局限在较小的范围，家庭、血缘、乡规民约、传统信仰、风俗习惯等有很大的影响和制约力量。与之相应，传统社会中的信息、观点、思想、意见的传播主要通过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虽然那时已有印刷书报，但传播范围很有限，只为少数人所用。

传统社会形成了与之相应的信任机制，现代社会则建立起新的社会信任。例如我国传统社会是乡土社会、“熟人社会”，以家族、人情、伦理道德信任为主。人们因熟悉而信任，是一种“直接信任”“人格化信任”。这种传统的特殊信任仍然有意义，但其观念与模式又难以适应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原有的社会调节功能，其弊病日益显现。例如任人唯亲，以人情代原则，缺乏对“圈外人”的信任，缺乏对契约的信任和尊重。因而亟须建立与城市社会、“陌生人社会”、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社会信任，建立以契约、机构、制度规范信任为主的机制。

新闻媒介可通过其反映、交流等作用，大大扩展人们的视野，大量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政治、社会理念，如自由、平等、民主、法制、市场经济规则等等，更新人们的思想观念，树立现代公民意识。新闻媒介对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组织、社会生活（如生活方式、休闲时尚）、社会交往、社会矛盾和问题（如利益分配、道德民生）等都有很大影响，是现代社会构建和运行的重要工具。

现代社会的信任基于现代社会结构，比如相信宪法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法规会被严格实施，交易对方会遵守合同。而传播媒介则是这些现代社会结构的构建、运行和优化的重要工具。具体而言，现代社会的信任要建立在现代常识和秩序之上，包括民主与自由、责任与义务、平等与博爱、权利与正义、科学与真理等常识和文明、法治秩序;要用这些新的公理和规则，去除已经过时的伦理和规则，如传统的君臣上下、亲疏远近、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这种建立和去除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传播媒介，如进行现代启蒙——用现代常识去除传统意识。还要通过传播媒介，传达建设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主张，增进国际交流、互信与合作，同时用传播媒介讲好中国故事、树立中国形象，更好地让世界了解信任中国、让中国顺利走向世界。

（四）传播媒介要着力于社会信任的对象和环境

现代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也伴随着社会信任从熟人之间的信任为主转到对陌生人、组织、制度规范的信任为主，从人格信任为主转到系统信任为主。信任对象的可靠，系统环境的优化，包括法治、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的优化，就更加重要起来。而这种可靠和优化很需要传播媒介的作用。在许多情况下，信任对象是影响社会信任的最主要因素，当信任对象被发现不值得信任，原有的信任就会崩塌。因此传播媒介对社会信任的最重要作用，不是一味让人们信任，而是反映、约束、影响、改变信任对象，包括个人和组织机构，乃至社会制度规范，使其不想、不敢、不能失信，从而形成长期稳定的、理性的信任。媒介体制也要朝着这个方向设计和优化，例如从媒介体制上保障、加强舆论监督，解决不能、不敢、不想监督的问题。

信任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很大，常有决定性作用。传播媒介应着力于阻止其变质，制约其作祟，促进其变优，包括提高自己的公信力——这也是社会信任的重要环境因素。

四、从社会信任的视角优化媒介体制

（一）媒介体制的影响

媒介体制是关于传播媒介及其机构的权属、运行和管理的体例制度。权属包括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分别属于谁，或谁占多大比重等问题;运行包括按公共物品制作派送、行政化运营或按私人物品生产销售、市场化运营;管理包括媒介机构内部的管理和外部的社会管理控制——内部的机关化管理或企业化管理，外部的计划管理和市场管理、法制管理和党政管理，内外部的媒体及其机构的设立管理和运行管理、人事管理和经济管理，内容管理和传播管理等。[4]137媒介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决定着传播媒介的目标宗旨，主办和主管者，内容方针和传播渠道，经济来源和工作条件，在特定生产力水平下的媒介数量和质量，媒介吸引力、公信力、传播力、影响力。

要通过优化媒介体制、改进传播媒介，来提升社会信任，包括保障、促进国际传播和我国对外传播的客观公正、全面有效。

从国际信任来看，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更需要国际社会上的相互信任，需要传播媒介的交流沟通。然而，全球化虽然消解经济壁垒，却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壁垒没有多少直接影响。许多国家，尤其是在全球信息和媒介竞争中基本处于守势的第三世界国家，不想让异质文化过多地进入而消解、同化本国的文化，并要阻止对本国不利的媒介宣传，因而会在监管上和接受心理上加以防范。全球化带来的传媒国际化竞争，基本是以商业化内容、形式和媒介运作方式进行的。[4]179而我们也应在国际传播层面，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增强传播语境的适应性与融入性。[5]近年来美国挑起的对华贸易战，并不完全是贸易问题的缘故，与美国许多人对中国不信任直接有关，不相信中国的崛起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最终也有利于美国自己，反而认为对他们是很大的威胁，因而要遏制中国。与此同时，传媒竞争也日益国际化。一方面卫星电视的发展使越境溢播难以阻挡，另一方面互联网使越境传播更容易。传媒的国际竞争在我国境内也将更多地展开。

为了让本国媒介具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美国率先调整自己的媒介体制，于1996年颁布了新的《电信法》，放宽对广播电视集中度的限制，以便做大做强、取得国际竞争优势，而在国内市场上仍不放宽。欧洲一些国家也随即效仿。这使跨国媒体巨头对国际社会具有更大的影響力。

（二）新媒体呼唤媒介体制创新

新媒体尤其是移动终端，大大增加了信息传递、意见交流、宣传引导、舆论监督的机会，从而可提升社会信任的质量，应以媒介体制予以保障。另一方面，新媒体也让虚假、不良、有害、侵权内容容易泛滥，破坏社会信任，应以媒介体制加以防范。

在新媒体领域，往往只有第一第二、没有第三第四——最成功者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这就很容易形成垄断，而媒介的垄断意味着信息和意见的垄断，一些商业性垄断机构又缺乏判断力和社会责任心，以简单粗暴的方式侵害了社会对传播的需要和公众的传播权力。现在有的网络平台已经是人们工作、学习、生活的必要工具，具有某种程度的公用事业性质，产生了从未有过的管理问题。另一方面，以禁、堵为主的管理模式日益失效，不重视全面客观的传播模式日益不受欢迎，在新媒体面前日益难以为继。

有调查显示，我国公众的社交媒体使用程度，与他们对传统媒体及其机构的信任度成反比。这反映出传统媒体内容与人们的直接感受有差距，且会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越来越妨碍我们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传播力和影响力，须深长思之。

目前我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全媒体建设，打造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乃至与商业、金融等行业融合发展，也是一种媒介体制优化，包括权属、运营和管理体制。要从提升社会信任的角度，更好地把握这种优化的方向、目标和内容。

（三）从社会信任的视角优化我国媒介及其体制

我们的媒体做了许多宣传引导传播，有助于建立和增强人际信任、组织信任、制度规范信任。媒介中的通报批评，也起了弘扬正气（包括诚信）、纠正偏误、以儆效尤的作用，有助于把信任建立于扎实稳固的现实土壤。然而我们的传播媒介在信息传递、意见交流、舆论监督方面仍有不足，包括虚假片面、报喜不报忧、排斥压制不同意见和批评声音，这些都影响了社会信任的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有些过分的宣传，也引起了对传媒乃至对社会环境的不信任。

我国仍处于城市化过程中，仍在从传统的人格信任为主向现代的系统信任为主转变，据一些学者的调查，损害社会信任的主要问题有：①政府机构的社会管理职能宽泛和缺位并存;②官僚主义和官员违法乱纪;③假冒伪劣产品与合同违约、欺诈行为。对付这些问题，除了加强正面宣传，还必须加强舆论监督，需要通过传媒及其体制的优化，解决许多传媒不能、不敢、不想监督的问题。媒介一方面要监督公权力和社会乱象，包括经济欺诈、假冒伪劣等，另一方面其本身的话语权也要受到监督。这些都能增强媒介的公信力、传播力、影响力，乃至经济效益，然而都需要有很强的监督动力，并能抵御不适当的权力意志干预，克服不能、不敢、不想监督，需要媒介的多元化，媒介工作的专业化，媒介运行的责、权、利紧密结合，媒介管理的规范化、法制化，需要媒介体制的保障。

参考文献：

[1]李希光，郭晓科.媒体接触对信任的影响——以在校大学生为对象的实证研究[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4，（3）.

[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上海：三联书店，1998：89.

[3]冯仕政.中国当前的信任危机与社会安全[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2）.

[4]谢金文.中国传媒产业概论（第二版）[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

[5]陈世华，王蕾.“中国梦”视觉传播的逻辑与进路[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6）：94-102.

（责任编辑 焦德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