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

《花城》2020年第5期的《花城关注》关键词为“世界时区”，我们曾以中国年轻写作者在不同世界时区的行走和观察来揭破全球化时代“地球村的幻觉”。但“地球村的幻觉”并不必然推导出地方性的可能。重审“世界时区”专题，柏琳、王梆、吴雅凌、陈济舟所提供的样本，能够证实的可能应该是地方以怎样的方式存续和存在。而且文学提醒的地方性有时候也许只是“过去时”的地方性。柏琳和吴雅凌，她们迷恋她们写作专注的地方，巴尔干地区也好，法国也好，一定意义上都成了她们的文化“乡愁”，这使得她们更愿意去发现地方的过去在当下的“残余”——那些在流逝的时间中凝定的，也有可能通过她们的“考古”打捞和钩沉出来。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写作即文化还乡，也许是她们都做了她们“写作的地方”文化的“迷妹”。这也是一种“他者”的眼光，就像有现代性以来，西方对中国的发现。而王梆和陈济舟不同，陈济舟之于南非就是一个过客，而王梆在伦敦也是一个客居者，他们看到的是和他们一样“流动的人”。地方的，比如饮食、风俗、方言等，被连根拔起，离开了它们的世居之地，有的在异地扎根，更多则成为迁徙者的一件行李。

所谓现代性、世界性和全球化这些东西，说穿了，就是均质化。某些地方被定义为世界和中心，大多数地方的地方性则失效，成为中心的边缘。不算欧洲自身的现代性历史，从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殖民扩张算起，加以20世纪的全球化时代跨国资本主義，均质化的现代性也已经两个世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