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玉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安徽 合肥 230051）

中国古代女性作家相比于男性作家，无论在作家的数量还是作品的数量上，都相差甚远。本文所说的“无”，并非绝对意义上的“无”，而是相对的极其少，微不足道。就女性作家的创作而言，也是诗多文少，或有诗无文，各种地方性或家族性的女性作品总集，完全是诗词集而无文，却命名为“集”或“丛书”。如明代编刻的《四妇人集》，所选唐代薛涛、鱼玄机，宋代杨太后，元代孙蕙兰诗词为一书，并没有选文章；明代俞宪编《淑秀总集》、清代周之标选的《女中七才子兰咳集》《兰咳二集》都是诗词集，清代邹漪评选的《红蕉集》、季娴编《闺秀集》，当然所有叫《闺秀正始集》《闺秀柳絮集》的也是女性诗集。更多的是直接命名为诗集、诗钞、诗选、诗稿等，如《诗媛十名家选》《吴中十子诗钞》《泰州仲氏闺秀诗合刻》《国朝闺阁诗钞》等。另外命名为“文选”的，多是诗文同集。如清周寿昌辑《宫闺文选》，收录文10卷、诗16卷。清代桐城派以古文闻名，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收录了3个女作家，张英、陈秀贞、洪寿华。三人中，洪寿华为私淑桐城，张与陈承家学受古文法；只有张氏有著作且流传，但张之《纬青遗稿》录古今体诗31首，词若干，并无骈文或散文。女性之文创作极少，留存极少，这是一个显而易见事实，但并未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疏漏。有个别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学者，如顾廷龙，他认为男女资质禀赋并没有差别，只是受教育机会不等，致使学业成霄壤，欧风东渐之后，专门精研学术的女子可与男子并驾齐驱，但以往女性之作“以现存著述论之，则诗文词为多，而文又逊于诗词。闺文总集，明以前者，虽有选刻，传本已尠，而有清三百年间，竟无成书，别集亦甚难得，宁非憾事。”[1]（P928）顾廷龙注意到了古代女性作文逊于诗词，可是并未深究女性“有诗无文”之严重及“无文”之源，本文试为辨析。

一、中国古代女性“有诗无文”之甚

中国古代女性的诗盛文衰，或称有诗无文，是一个普遍的异况和感受。因为自中小学到大学中文系，教科书所选中国古代女性作家的文章都极少，但是仔细梳理，又有若干。女性之“无文”到底“无”到何种程度，可以通过数量对比来认识。

（一）与男性作家文章数的对比

考察中国古代男女作者文章数量和比例，是令人惊讶的悬殊数字。张舜徽以三十年之功辑清代文集，为之叙录，称总共寓目一千一百余家，有博大精深者，有瑕瑜互见者，有平庸浅薄者，有未厌人意存而不论者，得六百七十余篇，而录成一编为《清人文集别录》，他认为：“虽未足以概有清一代文集之全，然而三百年间儒林文苑之选，多在其中矣。”[2]但遍览其所作《清人文集别录》，并无一位女作家。

清初严可均辑唐之前文章为一书，即《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共收录作者3497人①，《出版说明》认为此书长处是“全”，虽然有些文章不辨真伪，或采录标准不恰当，又有无中生有、选文牵强、张冠李戴等毛病[3]（P1-4），但仍能反映此阶段文章概貌。据此书《总目》[3]（P3）统计女作家情况如表1：

表1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女作家比例表

从作家人数的对比来看，女作家仅占全部作家总数的1.5%。作家数量的对比已是悬殊，实际作品的数量对比更严重。上古三代至秦汉，女作者的作品基本只有一篇文章，有的甚至只留下一句话。如西汉景帝妃子程姬，其《遗孙女征臣书》：“国中口语籍籍，慎无复至江都。”[3]（P178）史上比较著名的女作者文章，有汉代淳于缇萦所作《上书求赎父刑》，全文为：“妾父为吏，齐中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道莫由，终不可得。妾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刑，使得改行自新也。”仅63字。相比之下，大约同时期的贾谊，收入《全汉文》5篇，总约7500字。《全后汉文》收班昭文8篇，是少有的例外。实际《后汉书·列女传·曹世叔妻传》载其有16篇。经后人辑录，今存11篇。另有晋代左棻，作诗、赋、颂、赞、诔诸体，南梁时尚有四卷本，至宋《太平御览》所载，仅17篇一卷。据今人考证，左棻著作“包括存目共三十篇：诗两篇，赋七篇，颂七篇，赞十二篇，诔二篇。”[4]当然，此表还能反映出区区154年的晋朝（266～420）是唐以前历代中女性作家产生最集中的时期。

（二）女性作文与女性作诗的数量对比

不仅相对于男性作家基本“无文”，相对于女性自身所作诗歌的数量、质量，女作家之文也属微不足道。如唐以前最值得称述的女作家蔡琰，所遗作品仅《悲愤诗》二章、《胡笳十八拍》诗三首，还有诗歌残句一句。东晋谢道韫，《隋书·经籍志》载其所著二卷，诗、赋、诔、颂皆有，但留传至今的仍是只有诗四首：《泰山吟》《拟嵇中散诗》《咏雪联句》《论语赞》。另如班婕妤，被钟嵘《诗品》列在上品，对其诗歌的称道远高于其文。

从上古三代到清末，大约百分之七十的现存女性著作都是清代的，而这些著作大约九成都是诗歌。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搜罗甚广，对“凡见于正史艺文志者，各种通志府州县志者，藏书目录题跋者，诗文词总集及诗话笔记者，一一采录。自汉魏以迄近代，凡得四千余家。”[1]（自序P6）其中卷一至四收录汉至元代女作家，卷五至六为明代，卷七至二十一为清代。即公元前202年至公元1368年1500多年间女作家占了4卷；276年的明代（1368～1643）占2卷；268年的清代（1644～1911）占了15卷。以每卷所收之作家数，明清亦远超前代。据王英志统计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明清两代就有诗人三千七百五十余人，占中国古代女性作家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清代女诗人约三千五百余家”。[5]（总序P2）在这里，王英志实际上将女作家等同于女诗人，事实也是如此，有诗无文的女性比比皆是，有文无诗者百无一二。这些女性著作考、作家集所收并未完备，后又不断有学者进行辑考增补，但诗文比例大致相同。

梁乙真专辑清代妇女著作，未录无专集之零篇断句。所录有专集者共309人，基本也都是诗集[6]。今人王延梯辑《中国古代女作家集》[7]，也同样是诗多文少，文近于无。以清朝268年之大一统国家，人口总量在10亿以上，女性至少有5亿人，但女性文集接近于无，也是人类文明史的特异现象了。

若认为女作家的文章失传者多，则男作家也是一样。基本上历次改朝换代都有大量的文献损毁。而经历多次书厄的古代典籍，无论作者性别，遗失的比率大致相同。除兵燹之厄外，典籍在流传过程的自然选择，不合用或不被欣赏的更容易散佚[8]。从这个意义上，仅从流传的作品去分析当时比例或质量，也是可以接近真实状况的。

又如，古代女性并无论文专著，但诗话还是比较发达的。女性所作或专评女性诗作的诗话，自明后期才真正出现。女性诗话的出现，说明了女性诗歌创作的繁荣到了一定程度。据王英志称，清代闺秀诗话存目三十种左右，但知其存者不过十几种[5]（总序P6），目前见存女性所著有：沈善宝《名媛诗话》，陈芸著、陈荭注《小黛轩论诗诗注》，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那么，没有文论应是女性文章不发达的表现。

迄今所见古代女性文章集多佚，如《春明退朝录》称宋代陈彭年编《妇人文章》十五卷，但今未见。清初王士禄编《然脂集》收上古至清女性著述二百三十卷，今只余四十卷左右，存于不同图书馆。传至后世的女性文集数量极其有限，如明江元禧编《玉台文苑》八卷、江元祚编《续玉台文苑》四卷，且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为：“其书录女子之文自周讫明，中间多采小说传奇。如张丽贞《上太守书》之类，至为猥杂……又如《汉武内传》《神仙传》《真诰》之属，皆纯构虚词，托言神怪……尤为不经矣。”[9]上文所言《宫闺文选》二十六卷，为道光时长沙周寿昌所编，实际前十卷为文。清末海盐张维编《汉魏六朝女子文选》二卷，清末成书，有传。民国王秀琴编《历代名媛文苑简编》[10]二卷，上卷自汉迄明，选文129篇，下卷清至民初，选文107篇，为所见较多者。除此之外，清末民初有几种女子尺牍总集，如陈韶编《名媛尺牍》二卷及续编，光绪三十三年逸仙女史编《海上名花尺牍》二卷81篇，1933年徐畹兰编《香艳书札》七卷，1941年王秀琴编《历代名媛书简》八卷。相较中国古代如此漫长的历史、辽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这样寥寥可数的女性文章总集，似应有重要的原因。

二、学识有缺为“无文”之本

整个中国古代，女性受教育水平都是远低于男性的，但是相比之下女性受教育程度最好的时期仍属明清两朝。从受教育渠道来说，以父母家教为多，请塾师为次，个别为夫婿所教。美国学者曼素恩统计过清初女性的受教育情况，认为18世纪“中国女作者都来自于社会顶端的精英阶层，她们所受的教育程度之高，甚至远超于我们今天的绝大多数人。她们许多人过着一种我们无法想象的特权生活，闲适与饱学将她们与帝国晚期99.9%的妇女隔绝开来。更重要的是，她们中的70%以上来自于中国中部的沿海一隅”[11]，但是即使来自这千分之一的受教育的女性，也是很难为文的。即，受学识所限而不能为文，是“无文”最重要的原因。

以明清时期为例，绝大部分女作家受教育时间并不长，所学内容有限，所著仅有数量不多的诗歌。通常说来，五至八岁开始读书，有从母教，有从父教，有随同兄长学习。女子学习内容，普遍是《女诫》《女则》《孝经》，有的读过《论语》《诗经》或唐宋诗，个别涉及经史制艺。十五岁至二十岁间出嫁，识字在三千左右。实际未嫁之前需有大量的时间学习女红，真正通过出嫁之前的学习且能作诗写文的女性，必须是天赋极好的。

从当前的考证成果来看，明清女作家能够列入各种著述目录的，多半是零篇断句或仅一卷诗歌，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从作者本身学习情况来看，大多数受教育时间和水平有限。清季吴文媛为江苏元和人，七岁开始其父教其读书，识字三千，便可作诗，“乃以方字三千，致以声韵”。又学过《内则》一篇，其父诫之：“女子之识字也，不过数千，不必墨舞而笔歌，焉用执经而难字；宜勤工于绣作，莫懒惰于馈事。”[1]（P299）所著有《女红余绪》一卷。江苏吴江人许琼思，嫁与丘壑为继室。据丘叙，许琼思4岁母亲教授毛诗，未读完，5岁习女红遂辍业。21岁嫁与丘壑，随夫取阅书籍，不求甚解，丘壑称：“故其诗真，由其情真；其性真，未始有诗，未始知有诗，汩汩然来，故不必能诗，而为能诗者之所必不能。”[1]（P569）有诗集《宛怀韵语》五十八页。像柳如是这种读书晚却著述多的是极少有的例外。柳如是初适陈子龙，由陈子龙教之作诗写字：“初适云间孝廉，孝廉教之作诗写字，婉媚绝伦。弃去游吴越间，以词翰名。及归宗伯，堆书征僻，订讹考异，间以谐谑，略似李易安在赵德甫家故事。”[12]嫁给钱谦益以后热衷于做文章考据之事，应该是学业、见识精进。

能够作八股文的女性极少。乾隆时天长人陈士更是极少的例外。其父陈以刚是池州府学教授，因士更聪慧，将所学尽传授于她。陈士更工诗，精书法，能作制艺文，然而只有一首诗作传下来[13]（P27）。合肥李玉娥也曾学习经义。李玉娥为李鸿章小妹，小时候喜读《资治通鉴》，其父闲暇时亲自教授经义、古文词，“稍长，通群书，娴吟咏。凡有所作，戛独造。律句清丽处，不减剑南。”[13]（P72）但所作仅《养性斋诗集》，且已佚，只存一诗，并无文章。

实际女子之作诗，很多停留在学人语的程度，并不真正发自己思想声音，不宜过高评价。如李白华出嫁后方读书识字：“幼不知书，归蜨扉居士，闺房静好，教之识字，由是知吟。”[1]（P327）其诗集《思媚堂诗草》，至今尚存，国家图书馆有藏。所作如《咏竹》有：“生来竿自直，不赖好风扶。”《咏梅》：“有骨方知傲，无心不畏寒。”能以清新词语表达人所皆知且世人常道之情景和思想。就女性诗歌的内容类型来看，伤春悲秋、离愁别绪、咏物伤怀还是占了绝大多数的，也就是说反映的社会生活面较小，禁闭于狭窄的个人世界。

即使在能舞文弄墨的女性中，读书量大、有周游各处经历、有四处交往机会的女性并不多，作文的需要极少。清代定远陈燕轩有《古香阁吟草》，收诗173首、词9首、文3篇，作品存世已属较多。生平足迹半天下，是其他女性难以达到的：“外王父为吾皖词宗，翔步木天，改官金部，所交皆海内知名士，主坛坫者廿余年，亦命吾母开东阁、结闺友，商榷诗史，雍雍和鸣。既而庾岭随车，端溪授砚，山川胜概，寄之于诗。迨至梓里归来，小山题咏，揽物兴怀，未尝废焉。无何，而戎马仓皇，舟车倥偬，君苗焚绝，剩有残编。”[13]（P53）同样，清末含山庆凤晖，承母教，并随父母宦游燕晋，作诗以记，有诗集3卷，词1卷[13]（P77）。既得到较好的教育，又能有丰富的经历，是女性作家中难得的。

浙江海宁查昌鹓，幼年由长兄教授学习：“初授《毛诗》《女孝经》及《内则》《女训》，讫于小学四子书，略皆成诵；复授唐诗数百篇，徒伸呫哔，未遑讲解。”[1]（P426）15岁辍读，闲时研读所诵诗文。查氏出嫁后，与丈夫唱随16年，老年时做诗选。编选有《学绣楼名媛诗选》16卷、《词选》2选，自撰《学绣楼吟稿》1卷。诗选共640家，钞古今体诗2674首。查氏已属学识较深而著作较多者。当然女子传记中动辄称“经史无所不窥”[13]（P57）,实际恐怕有夸张成分。因为这些女子大多数在十几岁出嫁后就不再读书，时间很有限。读书不多，但可以做诗为文，编选诗集，是天分极优者。

就所寓目，只有极少数女性是刻意不为诗文。乾隆时苏州人翁静如，翁景华女，翁志琦姑母，嫁与天长周五瑞为妻，幼时读书遍及历代书史有诗集，“自《春秋左传》暨历代书史，屈子《离骚》与晋魏诗集，无不毕览”[13]（P42）。其婆婆叶老夫人以“女子无才便是德”，女红中馈以外，反对拈弄笔墨，翁静如二十余年遵姑训未曾写作，至婆婆去世，因教幼子作诗而始有复作。所作《珠楼余草》收诗二十余首。

另一方面，留下不多的文章（但往往有大量诗歌）的女作家，大多出身文学世族名家，受到了专门培养。明清桐城桂林方氏一家中，方大镇女方孟式，次女方仲贤（即方维仪，维仪为字），方中通孙女方宁，方维甸女方若蘅，方书征女方曜，方以智妹方子耀等，一家数代之内出十多个女作家。其中方孟式、方维仪、方子耀皆有文。方孟式著有《纫兰阁诗集》，同时有散文《维仪妹清芬阁集序》《挽吴宜人诗序》传世[13]（P129）。方维仪有《拟谥述》《未亡人微生述》《与密之侄书》传。方子耀有《寒香阁训子说》失传。方氏女子多从父母兄长教学，而方子耀由仲姑方维仪教学图史礼法。方子耀嫁给桐城孙临，孙临抗清被杀，方子耀作《寒香阁训子说》三千余言，独自抚育二子三十八年，二子皆学有所成。桐城姚凤翙从小跟从伯母方维仪读书，方维仪“教之以《内则》《女训》，琚瑀珩璜之节，以及经史、诗赋、书画之学”[13]（P218）。又如桐城张令仪，为张英、姚含章三女，由张英闲暇时亲自教授，张廷玉作序称：“少侍大人读书京邸，简帙盈案，无不披览。先公退食时，常试以奥事，应对了然。所为诗文，辄衷前人法度，论古有识，用典故精当。”[14]（张廷玉序P1）张令仪所著《蠹窗诗集》14卷、《蠹窗二集》6卷，其中《蠹窗诗集》就有古近体诗1025首、词98首、古文12篇。此书由张令仪的兄弟们张廷璐、张廷玉、张廷瑑等人校订[14]（P1），因此由他们润饰修改的可能性很大。

世家出身的女作家中最值得称述的方维仪，陈维崧认为其“文章宏赡，亚于曹大家矣。”[15]即方维仪之文章仅次于班昭。方维仪所作有《清芬阁集》8卷、《楚江吟》1卷，又编有《闺范》若干卷，所评有《宫闺诗史》《文史》2书，王士禄称“《神释堂脞语》云：‘近世闺秀多工近体小诗耳，能为古诗者什不二三；能为古文词者百不二三也。夫人独兼能之。’ 古文词即未极镕锻，要之质素俪雅，不为其靡矣。”[13]（P146）也就是说，女性做古体诗非常少，而能做古文的，只有百分之二三，目前所见方维仪作《丙辰纪梦诗序》来看，文亦流畅洁静。另外《拟谥述》《未亡人微生述》《与密之侄书》亦属流畅生动感人之佳篇。

明末钱塘人顾若璞《卧月轩集》有文2卷，不传。顾若璞在夫丧之后为课二子，“酒浆组紝之暇，陈发所藏书，自四子经传以及古史鉴《皇明通纪大政记》之属，日夜披览如不及。二子者从外傅入，辄令篝灯坐隅，为陈说吾所明，更相率咿吾，至丙夜乃罢，顾复乐之，诚不自知其瘁也。”[1]（P208-209）其《卧月轩集》6卷，前4卷为诗，后2卷为文，是女作家中极优秀者。清直隶瀛海人李丽媖有试帖、文钞各1卷[1]（P346）。清乾隆浙江长兴人沈彩有文2卷、题跋3卷[1]（P365）。清钱仪吉之妻陈尔士《听松楼遗稿》中前3卷皆非诗，有笔记、书信、序跋等几十则。陈衍妻萧道管《平安室杂记》有杂文11首，杂记8则，惜佚。这些都是屈指可数的女性文章家，且皆为出身文化世家而有盛名。如此可知，女性文章少主要还是识字量与见识而致“不能为”。

三、功用有别为“有诗无文”之因

前代学者对女性写诗作文的原因，有几种说法，如胡适认为是男性需夸耀，谭正璧认为是女性需谄媚。正是这样的需要加重了女性有诗无文的程度。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的看法可能较为偏激，他认为旧社会中是把女子当玩物，丈夫拿妻子集子送人，只是夸耀的方法：“这两千多女子所以还能做几句诗，填几首词者，只因为这个畸形社会向来把女子当作玩物，玩物而能做诗填词，岂不更可夸炫于人？岂不更加玩物主人的光宠？所以一般稍通文墨的丈夫都希望有‘才女’ 作他们的玩物，替他们的老婆刻集子送人，要人知道他们的艳福。好在他们的老婆决不敢说老实话，写真实的感情，诉真实的苦痛，大都只是连篇累幅的不痛不痒的诗词而已。既可夸耀于人，又没有出乖露丑的危险，我想一部分的闺秀诗词的刻本都是这样来的罢？”[16]相比较钱钟书《围城》小说中说到女子有一个大学文凭就是一份嫁妆，其意略同。那么，到民国时期，女性的读书识字常常当作是装饰之用，或起物化女性身价的作用。

胡文楷所列女作家作品中的男性代作情况，可对胡适此论形成支持。胡文楷考代作之书：“黄夫人《词余》五卷，杂厕《升庵乐府》；曹墨琴《写韵轩小稿》，存录芑孙代笔。小青双卿，其集并存，疑信参半，无可征实；而《绣余小咏》《绿窗吟稿》有经乃父乃夫之藻饰者，似非绣手真本。”[1]（《凡例》P9）实际应是远不止所列。

谭正璧归纳女子的作品认为以南北朝为界，“南北朝以前的女性作品，都是她们不幸生活的写照，像卓文君、蔡琰一流人的作品中，没有一丝谄媚男性的表示。南北朝以后的就不然，就像侯夫人的许多幽怨诗，也无处不是表现她与男性交际的失败；至若李季兰、鱼玄机、薛涛一流人，她们的作诗仿佛专为了谄媚男性。”而明清之后车载斗量的女作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为了要博得男性称赞她们为风雅而作”[17]。这种情况大约是最普遍的。

正因为上述两种功用，作诗比作文有更高的性价比，更易于女子以“才华”媚于异性，夸耀于世。诗以其文本的短小精致适于品评而更容易作为女性彪炳才华的目标。我们很容易看到有诗歌才华的女性获得名声或利益。

首先是文人雅士对妓女的需要。清末黄箴（1875～1908）是安徽当涂人，黄钺后裔，侨居上海，著有《天韵阁诗存》，其身价显然与其“能作小诗”有关：“尝从其父宦松江。继而居嘉善。貌楚楚可观，能作小诗。适刘氏，有潘某与之私，被挈至沪。初为野鸡，旋擢么二，晋长三，名曰金莲。后又嫁人。复出，则并姓而易之，为谢文漪矣。其以苹香著名时，达官名士争趋之。”[18]

其次，对出嫁的意义。诗可以作为才华的标签，无论妻妾或妓女，都可以得到相应更高的物化之值。道光时张月桂能赋诗鼓琴，父官湖北知县，去世较早，同母亲随姐夫生活，后来姐夫去世，母女漂泊。虽无门第身份及财产，但能嫁与河南邓州新野士人马三山为妻，与其能诗有关：“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1），三山游湖北，闻月工诗，以所业为贽，月桂曰：向不字者，以有母，且未得人也。今马子渊雅诚笃，虽年及艾，无嫌也。遂成婚旅舍。”[1]（P507）清山东莱阳涂玉娟，初为周正婢女，“主母怜儿慧，不以扫除役，得亲楮墨学涂鸦，花晨月夕命题吟和。凡剩笺断简，挥洒不计，前后三数年，为张赵刘三先生裁削者，悉藏废簏中”。[1]（P296）冷玉娟后嫁与宋世远为妾（实际上，妾而能诗文者远少于妻），所作《砚炉阁诗集》5卷有康熙刻本，序跋很多，为周正命其缮写而成。

除上述与男性有关的原因外，女性之文的功用恰是脱离了“谄媚”与“夸耀”之道的，或者说是更高级地迎合男尊女卑的社会意识，而非只迎合单个男性的欣赏需要。女性作文与作诗的功能迥然有异，基本皆为实际之用。以内容分，这些数量虽不算多的文章大体有如下几种：女则类③；课子类；序跋及书信传状类；学术类。

各种女子行为规范之书，称女诫、闺范、内训等，皆为本文所称女则文。女则文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强势存在的文章。历代皆有作，且作者上至皇后、太后，下至平民士人之姐妹妻妾，而文章往往保存流传较多。相比于其他内容文章，女则文创制也较多。据《香祖笔记》所抄《然脂集》说部目录可以看到的有多种：班昭《女诫》1卷、宋若莘《女论语》1卷、侯莫陈邈妻陈氏《女孝经》1卷、预浩《女木经》1卷、郑氏《女教篇》1卷、明仁孝徐皇后《内训》1卷、仁孝徐皇后《劝善嘉言》3卷、仁孝徐皇后《劝善感应》1卷、章圣蒋太后《女训》1卷、徐淑英《女诫杂论》1卷等[1]（P910-911）。

其中明正德时蒋太后之《女训》12篇，分闺训、修德、受命、夫妇、孝舅姑、敬夫、爱妾、慈幼、妊子、教子、慎静、节俭，以“男子八岁入小学，女子十岁而听母教”，女教没有全书，因班昭之文8篇较简略，又《女宪》《女则》但徒有其名，未能推广，《曲礼·内则》又“文理奥妙，恐妇人女子，未能尽知其义”，所以作《女训》[1]（P198）。上文所列徐皇后，即明初徐达之女徐氏，为明成祖朱棣皇后，《明史》载其有《劝善书》20卷、《贞烈事实》2卷、《内训》20篇，“中山王达长女也。幼贞静，好读书，称女诸生。”[19]

民间如明江宁人刘氏，幼善属文，苦节60年，著《古今女鉴》《女范捷录》，皆列入《闺阁女四书》，前者佚，后者存。由子王相笺注，分统论、后德、母仪等11篇[1]（P196）。清初李晚芳，广东顺德人，所著《玄学言行纂》3卷，上卷总论阐明去私之要，敦礼之要，读书之要，治事之要，事父母之道，事舅姑之道；中卷论事夫子之道；下卷论教子女之道。有陆溶、梁景璋、苏献琛、李履中、伍鼎臣及梁炜序[1]（P337）。显然此类文章为主流意识之作，实用性是其根本。

直到清末，女则都是女性文之重要主题。苏完瓜尔佳籛年辑著《女子家庭模范》[20]，分为十章：一孝亲，二孝伯叔，三事兄嫂，四勤针黹，五学烹饪，六学理，七待奴仆，八教儿女，九处闺之道，十为妇之道。后附阃德正轨、胎教要言。此为清末女学课本，每章绘有画图。

因课子课孙而为文也是女作家可见之文。江苏吴县孙嫊，为课女孙作《古文鞶鉴》，现已佚，然其“辑古名媛文百余首，细为评注”[1]（P463）是特立独行之举。大多课子之作为训诫言行品性之文。还有一些女性闺塾师，教的不仅是女则，还包括了诗文，可以想象这些极少有的女塾师是有作文能力的，但迄今几无所存。当然，当女性也要做教师时，这种与人交游且谈诗论文的书信和序跋也就出现了。总体而言，此类文章不多。元代赵孟頫之妻管道升有完整的古代白话书信一封，内容是写给其子，嘱其子还钱、买地、安顿家仆祭祀、管理田地等事。另外仍是诗歌，为题画诗二首及一些断句。

作文章的女作家极少，能保存下来的文章更少，但是在流传的文章中仍有优秀之作。如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是一篇叙述自己的藏书及生平颠沛流离的长文，置之精选的宋人文集中，并无逊色处。柳如是有《尺牍》1卷，收书简31篇，均为致汪然明，林雪评为：“琅琅数千言，艳过六朝，情深班蔡。”[21]

应该注意到，在女性留下的非诗歌作品的著作中，有涉及到一些其他学科的，比如中医、经学考据、琴谱、画论。这类文章并非严格意义的“古文”（古代散文），但这些以散句形式写成并且非叙事抒情的著作值得深究。它们虽然数量不多，水平不高，甚至流传下来的也极少，但是有如一塌糊涂泥潭里的珍珠，代表了古代女性独立的贡献。实际宋代以后国人在科技上的进步有限，女性对于科技的贡献更是难得。明代谈允贤有《女医杂言》，对中医学的贡献不大，但她参与当时的医疗活动，并总结为文，十分难得。谈允贤祖上世代为医，后以科甲入仕。谈世贤幼年从父亲学诗，诵女教，学《孝经》，因其聪慧，请祖母教习《难经》《脉诀》，出嫁后生3女1子，多亲自诊治。后以亲自诊疗的经验作《女医杂言》，书当很薄，由其子抄写刻印，“谨以平日见授于太宜人及所自得者，撰次数条，名曰《女医杂言》，将以请益大方家。而妾女流不可以外，乃命子濂抄写锓梓以传。”[1]（P202）即使存心刻印待传，此书今亦不见于世。四川会理州人高玖，二十三即逝，所著有琴谱二卷。钱仪吉之妻陈尔士《听松楼遗稿》卷一为教授经学笔记。安徽怀宁人马延淑，年二十卒，其《马孝女遗集》为其所著经学、史学、日记、医学、画学等杂作，今存。

浙江仁和钱芸吉《七巧八分图》也是不可多得的学术著作，虽然也由多人参与，但这种考据之作在女性作者中是罕见的。此书由其兄钱辰吉会订，夫王其沅参定，女王念慈编绘，子王念森、王念世校刊。图有六书、星象、人事、礼制、乐舞、文房、武备、衣饰、舟车、陈设、器皿、宫室等16类数百图，王其沅有补遗。清末萧道管著有《列女传集解》10卷、《说文重文管见》1卷、《萧闲堂札记》4卷、《然脂新话》3卷，皆为学术笔记，今皆未见。又如嘉庆时浙江仁和孙荪意，所作《衔蝉小录》，卷一纪原、名类，卷二征验，卷三事典，卷四神异、果报，卷五托喻、别录，卷六艺文，卷七诗，卷八词、诗话、散藻、集对，共分14目。这是极稀有的女性笔记之作，内容分类上与男作家的笔记之作几无区别。这样的著作显然与谄媚无关，也与课子课孙没有关系，似有为学术而学术的境界了。

清末民国曾懿有《古欢室全集》，收其中医学著作多种，《女学篇》关于教育、养老、家庭、经济学、卫生等9章，虽然是女性于传统学术中难得之作，但相对时代来说，其先进程度有限。

女则、课子、学术，实际仍是极少女子可为之事。正因为女性作文的实际功用处极少，女性参与社会活动极少，才加重了“无文”程度之深。

四、女性“有诗无文”的异况及他因

从明清以后来看，易代之际，往往有真正的不应以性别去分类的女作家之文。

江西庐陵刘淑，太仆刘铎女，王蔼萋，所著《个山遗集》，有诗5卷、词1卷、杂文1卷14篇。刘淑在清初甲申之变时建义旗，当时滇帅来谒刘淑，出语不逊，刘淑按剑欲斩之，后赋诗而去，称“妾不幸为国难以至此，然妾妇人也，愿将军好为之。遂跨马驰去。”[1]（P195-196）这种女性文武双全的记载在明清之际并非孤案。新安毕朗（字昭文、弢文，一作毕著），“禀异姿，幼工文翰，兼能挽一石弓，善击剑。其父守蓟丘，撄城拒敌，力竭战死，尸陷于敌。弢文乘夜率众出击，手刃其渠，焚其营，舁父尸还，时年二十也。”[1]（P548）入清后毕朗流落于燕市，嫁与昆山王圣开，授徒为业。有《织楚集》不传。此二人之文章必不能以闺阁文视之。前文所论方维仪、李清照，无不是易代之际而有佳作者。

与其他时代相比，明末清初是一个女性作品非常特殊的时期。女性之文此时最丰。另如明末王思任之女王端淑，有《吟红集》三十卷，其中前十六卷及第三十卷为诗词，十三卷文中，有记、序、奏疏、传、行状、墓志铭、偈（未刻）、赞、铭、祭文——与一般男作家别集并无类别的不同了。王端淑受过较好的教育，又有经历的机会，再逢家国之变，文章遂有创作的环境。但此书卷数多，字数却不多，全30卷总字不足6万④。

清末民初自然已非“古代”，非本文所要探讨，但此时女性参与社会活动已经甚多，知识女性别集中已有不少诗文共存之作。除此之外，小说、戏剧等作更是数不胜数。此时尚有一些继承传统世家之学的女性在作诗之余扩大了文章之数。姚倚云（1863—1944年），姚莹孙女，姚永朴、永概妹，南通范当世继妻，所著诗多文少，有文1卷。姚永概记述倚云称：“同治甲戌，先考自安福引疾归，频发而先卒，既返寓于皖两年。时科举未罢，延师督诸子为制艺，于女使学针黹而已。妹倚云，顾好读书，日取经史古文诵之，遇有疑滞，就询父兄，为讲说，辄豁然。及先考卜宅邑之挂车山，以地僻，罕人事扰之，时时为诗自娱。予兄弟因从事吟咏，妹亦与焉。”[22]姚倚云26岁嫁给范当世为继室，范当世去世后，姚倚云在南通创立女子学校，做校长15年，后又任安徽女子职业学校校长等，对现代教育有贡献。同样，这一时期的吕碧城、吴芝瑛、秋瑾等皆有著文。1960年重编的《秋瑾集》中除诗词之外，收文较多，有杂文14篇，书信8篇。清末女子之文涌现，也有着复杂的面貌。

女性之“无文”，或也因著作太早佚亡。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著其目者四千余家，得其集者八百余家[1]（江序P2)。也就是说，四千多位女作家中，只有八百余位的作品流传至胡文楷著书之时，即上世纪20至50年代。淹灭亡佚者达五分之四。又可猜想，若非家庭有相当的社会地位或父兄夫婿的极力推许，女性著作绝大多数时候保持在传抄的状态，且范围极小，那么不待多少时日，就淹灭于世了。若史志中艺文志未曾著录书目，后世对其是否曾经存在都不可知了。概之，“无文”也因未能主动地刻印传播。

清末冼玉清曾言女作者成名之因：“大抵有赖于三者。其一名父之女，少禀庭训，有父兄为之提倡，则成就自易。其二才士之妻，闺房倡和，有夫婿为之点缀，则声气易通。其三令子之母，侪辈所尊，有后嗣为之表扬，则流誉自广。”并总结女性无成就或有小成的原因：“吾国女子素尚早婚，十七八龄，即为人妇。婚前尚为童稚，学业无成功之可言。既婚之后，则心力耗于事奉舅姑、周旋戚党者半，耗于料理米盐、操作井臼者又半，耗于相助丈夫、抚育子女者又半。质言之，尽妇道者，鞠躬尽瘁于家事且日不暇给，何暇钻研学艺哉？故编中遗集流传者，多青年孀守之人……至于弱年谢世者，遗集煌煌，又大都受乃父乃夫乃子之藻饰，此亦无可讳言者。”[23]实在是有刻骨之痛之言——青年孀守有助于著述。如此，古代女性之“无文”似又有一因：未能有时间精力的自由。布尔迪厄认为“教育实际上有助于不平等的社会系统的维护”[24]，观之中国古代女性的教育与创作，正是如此。男女尊卑的不同通过文化的控制得到强化并实现长期稳定。女性之“有诗无文”，当是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文学、思想发展史上的重大损失和遗憾。

注：

①据严可均《总叙》称有作者3497人；《凡例》末称共有作者3496人，实际合计为3495人。但据各卷首目录所列作者数，《全三国文》有296人，《全晋文》有作者831人，则又有作者3498人。

②女作家人数不包括皇帝后妃（后妃之作多诏令奏议，多辑自正史，实际撰者并不可靠）及女鬼、女仙、阙名之作。

③不列诏令奏议，以其实少，且武则天之文虽多，但多出于阮范周卫之手，故不论。

④王端淑《映然子吟红集》，《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抄本，目录称为清刻本，实应为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