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龙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一、引言

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进行高质量发展转变时期，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企业为了扩大资产规模，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采用并购的方式越来越频繁。根据普华永道发布的《2020年中国企业并购市场回顾与2021前瞻》，2020年国内并购交易自2016年以来最高水平，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但基于国企和政府资金投资，总交易金额也增长了30%，交易数量增长了11%。在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双循环”和“产业升级”战略的支持下，预计2021年整体并购会继续增长。

但由于并购活动的增加，以及并购市场的激烈竞争，并购高溢价所产生的巨额商誉问题日益突出，从商业角度，商誉表示并购方未来期间对协同效应下为企业带来超额利润的潜在经济价值(高榴等，2017)。而在实际并购中，被并购方为了能够高估价，往往会提出与能力不相匹配的高业绩承诺，导致在高溢价下存在无法实现的风险，在后续计量中，商誉只能在每年通过进行减值测试后计提减值损失，并会直接影响当期损益，因此高估值的商誉极大地触发了高业绩承诺兑现风险，提高了商誉减值的高风险。

基于MM理论，企业的内外部融资成本不存在差异，但这只是一种完美理性的资本市场，而在实际资本市场中，由于委托代理下管理层信息披露不及时，与外部投资者基于公开资本市场信息的融资决策下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外部融资会通过不同方式去权衡投资效益和潜在风险，这就使得投资者对于企业的信息比较敏感，要求更高投资回报或投资成本，进而形成内外部融资差异，导致融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