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旸

【关键词】人口红利 人口老龄化 供给侧 需求侧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自2016年我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来，总和生育率没能大幅反弹，新生人口仍呈现逐年递减趋势，在经济上加速了人口红利的消失，甚至逐渐产生了“人口负债”，进而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带来了压力。根据笔者的测算结果，中国“十四五”时期的平均潜在增长率约为5.5%，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由正转负。然而，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虽然我国潜在增速在不斷放缓，但受疫情和外需不确定性影响，中国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仍低于潜在增速。因此，政策不仅需要从供给侧出发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扩展改革领域；同时也需要重视需求侧，从依赖外需转向内需，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解决实体经济需求不足的问题，使经济增长速度能够达到潜在增长水平。

人口红利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机制

当人们提到人口红利概念时通常会有一个误区，即：将人口红利与人口总量问题联系在一起。然而人口红利仅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有关，具体影响机制如下。

首先，我们可以将潜在就业规模视为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的一个函数。这三者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潜在就业规模。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与当期的出生率无关，但是却影响着15年后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参与率在年龄上的分布是倒U型的，随着人口老龄化，劳动参与率也会下降。因此，中国的老龄化趋势会导致劳动力供给逐年减少。根据笔者通过相关数据测算，从2022年开始中国的潜在就业规模将不足7亿。当然潜在就业规模并不会急速下降，直到2046年开始中国的潜在就业规模才会低于6亿。这一数字在2025年为6.9亿，在2035年为6.4亿。

其次，资本存量取决于前期的资本存量和当期的新增投资，而投资和储蓄直接相关。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人的一生在储蓄规模上是变化的。一般来说，不满15岁的人口既没有工作也没有储蓄，随着他们进入劳动年龄阶段，工作所取得的收入并不会全部用于消费，储蓄会逐渐增加，特别是当他们进入45岁年龄段时，储蓄将达到高峰。而当他们进入退休阶段时，储蓄又开始减少。因此，老龄化对储蓄的直接影响是负面的，同时也影响了投资和资本存量的积累。当然，一个社会其他制度因素也会影响储蓄，但显然年龄是最重要的因素。

再次，人力资本是人口红利常常被忽视的因素。当一个国家人口转型开始时，低生育率常常伴随着“小家庭”的出现。与生育更多的子女相比，父母会在这些生育的更少的子女身上投资，自然人力资本会快速增加。人口红利出现时常常伴随着一个国家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中国在过去40年中，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25%，而其中由于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6%—7%。按照中国目前的人力资本发展趋势，到2030年中国平均受教育年限能够达到日本2010年的水平。

最后，与上述三个影响机制相比，全要素生产率与人口因素的关系并不直接相关，其主要取决于资源配置效率、制度因素和技术进步。不过随着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的差距不断缩小，由技术赶超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会逐渐减小。同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过程中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改进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也逐渐减弱。事实上，我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显示，1984—2009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平均达到4%以上，从2009年开始，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开始放缓，2017年已经降低至2.26%。同样，有学者对资本回报率进行了估算，1978—2008年中国税前资本回报率均在20%以上，从2009年开始资本回报率开始下降，2019年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已下降至12.14%。这些测算结果都表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资本存量积累达到了一定规模，资本回报率将放缓。

根据上述机制不难发现，人口因素或多或少都通过供给侧生产要素影响着潜在增长率。因此，当人口转变发生时，潜在增速会随之下降。中国的人口转变发生在2010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达到峰值且人口抚养比达到最低值。此后人口转变逐渐加快，人口红利消失后必然带来潜在增速的放缓。

中国长期的潜在增速和动力分解

根据上述影响机制可以看出，不断降低的总和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趋势都将对供给侧生产要素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最终会导致潜在增速放缓。根据相关人口预测数据和2015年人口小普查数据，笔者估算了未来中国潜在增长率的变化。在这一估算方法中，供给侧生产要素——劳动力供给、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水平仅与人口和人口结构相关。在此基础上预测得出的潜在增长率见表1。可以看出，“十四五”时期我国的潜在增速会降低至平均5.5%的水平。2021年中国的潜在增速约为5.7%，到“十四五”时期末，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降至5.3%。

人口红利消失导致潜在增速放缓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即使在“十四五”时期，我国潜在增速不再保持6%以上，但是按照这一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也会不断提高，甚至在“十四五”期间大概率能够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标准下的“高收入”国家行列。

通过对潜在增长率的各要素进行分解，我们发现劳动力数量对潜在增长率的贡献在逐渐减少。从2017年开始劳动力数量对潜在增速的贡献开始由“正”转“负”，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减少。从2008年开始，资本存量对潜在增长率的贡献超过了50%，而2008年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对潜在增速的贡献有所下降。

笔者进一步将2021—2050年中国潜在增长率按照要素贡献进行分解。由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的减少，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劳动力供给潜力对潜在增速的贡献不仅为负，且负面影响程度还在持续扩大。表1显示，“十四五”时期劳动力数量对中国潜在增速的贡献为-4.36%，到2050年这一负面影响将扩大到-20.35%。相反，全要素生产率对潜在增速的影响将逐渐扩大。在“十四五”时期，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为53.71%，到2050年贡献达到60%。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人力资本对潜在增速的影响也会逐渐增加，特别是在2035年之后，人力资本对潜在增速的贡献从“十四五”时期的4.88%上升至2050年末的10.08%。

中国人口红利的贡献和变化趋势

上述分解中给出了各生产要素对潜在增长率的贡献，但是很多要素积累在过程中与人口因素无关，因此我们需要知道中国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到底有多大的贡献？笔者认为人口红利包含三个因素，分别是劳动力数量、质量（人力资本）和由于抚养比降低导致的物质资本积累。我们将潜在增长率中各生产要素的贡献进行分解，可以发现1980—2010年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潜在增长率的贡献分别为：46.7%、10.2%、5.5%、37.6%。其中，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对潜在增长率的贡献为15.7%。如果考虑到抚养比变化的储蓄效应所带动的经济增长，那么真正的人口红利对潜在增长率贡献达到20%。2010年之后，从劳动年龄人口和抚养比两项指标来看，中国的人口结构开始发生转变，从而使各生产要素对潜在增长率的贡献也随之变化。具体来看，2011—2015年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潜在增长率的贡献分别变为：60%、3.3%、4.5%、32%。在此期间，人口红利对潜在增长率的贡献为8.8%。2016—2020年上述四个要素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分别为61%、-1.12%、3.84%、35.83%。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力供给，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3年达到峰值，从充分就业的角度来看，潜在就业增量开始为负。在“十三五”期间（2016—2020年），人口红利对潜在增长率的贡献已经降为2%。

从需求侧分解实际经济增长率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1978—2010年，中国的资本存量增长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最大，约占1/2，当然这里并没有分离抚养比的贡献。此外，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约占1/3。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占1/6。其中，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10%—12%，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6%—7%。进一步，我们将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从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分离出来。此时，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达到5%—6%。如果将这一因素排除，单纯的资本存量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50%左右下降为不足45%。我们将人口数量和质量的提高，以及人口抚养比的减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总，得到了这三项因素产生的人口红利。1978—2010年，在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中，人口红利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达到1/5至1/4。

图1结果显示，从“十四五”时期开始中国的潜在增速将不再依赖人口红利，我们的主要挑战是，如何从依赖人口红利转向改革红利，特别是如何通过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将其作为提升潜在增速的主要途径。

通过需求侧改革使实际增长率达到经济增长潜力的政策建议

人口红利消失和人口老龄化导致潜在增长率不断放缓，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国家都需要面对的问题。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外部冲击很可能导致实际需求不足，从而导致实际GDP增速可能难以达到潜在增速。估算潜在增长率的主要目的在于设定经济增长长期目标，如果实际增速远高于潜在增速，会导致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甚至是经济泡沫。典型的案例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日本。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当实际经济增速反而低于潜在增速时会导致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因此，我们需要防止实际经济增速低于潜在增速。这里判断实际GDP增长率是高于潜在增速还是低于潜在增速显得尤为重要，这关系到我们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

实际上，根据菲利普斯曲线，周期性因素和通货膨胀之间会存在短期的反向替代关系。如果GDP实际增速高于GDP潜在增速，会出现通货膨胀；反之会出现通货紧缩。然而，通货膨胀指标的选取会影响我们的结论和判断。是CPI还是PPI才能更好的作为反向观测指标呢？笔者认为采用工业品价格指数PPI作为通货膨胀的代理指标来反映菲利普斯曲线的短期替代关系更为准确。如果PPI增长率为负值，就有明显的通货紧缩迹象。这里的通货紧缩并不是指与居民消费直接相关的物价通货紧缩，而是工业品价格通货紧缩。因此笔者更倾向认为，中国目前的实际经济增速并没有达到潜在增速水平，说明宏观经济总需求不足，使得实际增长率并没能完全发挥出潜在水平，即使这个潜在水平也在不断降低。

这个结论我们也可以通过失业率的数据来辅助判断，根据笔者计算，中国的自然失业率约为4%。国家统计局每月公布的实际调查失业率是5%—6%。实际失业率略高于自然失业率，说明有一部分失业并非劳动力市场正常工作转换过程中存在的失业，而是出现了一部分周期性特征的失业问题，或者说与需求不足相关的失业。

基于上述判断，提高“十四五”时期的经济增速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从供给侧入手，即如何通过改革提高潜在增速。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改变要素配置效率”。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工厂有两台设备并雇佣了两个工人，如果两个工人共同使用一台设备，而另外一台设备闲置，则不是最优的资源配置方式。如果打破这种限制，每个工人分别使用一台设备，在没有增加额外要素投入的情况下也能增加产出。宏观经济亦是如此，如果打破了限制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壁垒，即使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没有额外的增加，我们也能获得更高的潜在增长速度。围绕这一思路，笔者认为应该减少行业进出壁垒，使企业能够更自由地进入和退出。这是增加效率的一个重要途径。

根据我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2011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已降低到1.6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7.73%，此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继续出现快速下降趋势，同时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也随之降低。2015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降低至0.5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8.56%。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几乎不足0.5%，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仅有5%左右。我们发现，在人口红利减弱的同时，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所放缓，这主要是因为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降低。在过去40年，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农村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提高了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和生产效率。然而，中国目前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严重，使得农业生产效率并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如果通过适当的改革，增加农村土地流转，充分利用要素资源，不仅可以从供给侧方面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总体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潜力；同时也可以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农村地区的实际投资，从需求侧拉动实际经济增长率。通过这项改革，还可以进一步解决目前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较低的问题，以及由于投资回报问题导致的资本外流压力。这一改革措施对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产生影响，甚至有可能再次带动经济腾飞。

另一方面，从需求侧入手，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增加和扩大实际经济总需求以提高实际经济增速。实际增速由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共同决定。除了上述农业领域改革之外，未来我们还应该逐渐从依赖出口需求转变为依赖国内消费需求，从而带动实际经济增长。增加消费需求的主要改革措施是降税，包括减少企业税和个人所得税。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中性”税收结构调整，即在降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的同时增加污染税，从而实现两个政策效果——增加产出和就业并减少污染排放，最终达到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和改善环境污染的双重效果。对政府部门来说，总的税收并没有改变，但能够同时实现促进经济增长和绿色发展的转变。这种改革方式在欧洲国家得到过充分的验证。与“一刀切”式的环保政策相比，中性税收结构调整可以帶来温和的经济结构调整，同时也能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带动环保产业发展并增加绿色就业机会。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责编/韩拓 美编/杨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