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科

去镇雄上班的第一天，因为离家较远，家人陪我一起去。父亲说第一次去上班，要从堂屋里的大门跨出去，知道哪里是起点，才不会忘本。我左脚一出门，八十多岁的祖母就像背书一样，说：“今天是个出门的好日子，愿我孙子在外恶人远离，好人相逢，工作上像竹笋一样节节高升。”

我回头谢祖母时，一眼瞥见她被岁月吸干了脂肪的脸，千沟万壑。她双手拄着拐杖，青筋贴在松树皮一样的手上，似乎可以听见血液在血管里流淌的声音。白发从帽檐露出来，飘在双鬓上，她就像冬天的一枚柿子，挂在枝头，稍有风吹草动，随时有掉下去的可能。我这一离去，说不定再也见不到她了，想到这里，我有些伤感、不舍，又有些担心，这几天，她一个人在家，会不会感到孤独。

家里祖辈都是农民，我是第一个吃公家饭的，而且刚毕业就端上了铁饭碗，吃上公家饭就是有出息，祖母认为，有朝一日，我会功成名就。仿佛我这一走，祖母就能够看得见堂屋外面，全家族会有一片光明的未来。她挪着三寸金莲送我们到村口，我劝她回去，怎么都劝不住，她坐在村口的石板上，望着我们去往镇上的那条小路，才勾腰驼背地拄着拐杖往回走。

那个时候，我确实自负地认为翅膀硬了。然而自负归自负，我没有成为祖母期盼的那种大富大贵，始终像一粒不起眼的尘埃浮在空中，迟迟不肯落下。贫穷本身没有错，它逼着我走出大山，脱离了生产劳动，知识改变命运在我身上的确起到了鼓舞作用。

那天恰好是百年难遇的日全食，父亲去车站买票，他解开第一层衣服的扣子，手在里层的衬衫里摸了又摸，像是在抠出身体里最重要的部分，然后递给我300 元去买车票。买好车票，我们就出发了。车子刚到水城郊区，天色就渐渐暗了下来，父亲说是个好兆头，预示着我去新的地方会顺风顺水，凡事都会逢凶化吉。现在看来，父亲真是个彻底的浪漫主义者和预言家，之后我所经历生活的沉重和残酷，以及所行走的路线，几乎都是按照他这句话的走向来的。

我们差不多花了11 个小时才到镇雄县城，中间每经过一个乡镇，看见灯火阑珊，我就以为到了目的地，可能是乡镇与乡镇之间的确需要有一个站台来连接，而我想要的是离家最近的那一站。我们从山谷爬到山顶，从山顶滑到山谷，翻越重重叠叠的乌蒙山，车子一直在山梁子上转。我心里越走越荒凉，越来越后悔，当初为了就业，拿着地图用手指掐了一下，镇雄到六盘水的距离不到三厘米，但理想和现实的路相差甚远，我的选择似乎太草率了。

到了镇雄县城，我们就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旅馆住下，第二天，父亲早早地起来。穿起衣服在旅馆的外面转了一圈儿，像是侦察敌情一样打探一个陌生城市的消息。旧镇雄车站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有带着虎头帽的老者拉着孙女的手矗立在一对白鹅旁，等候买鹅人前来讨价还价;有80多岁的老人闭上双眼坐在车站旁边的一块竖起来的镜子前，脸上涂上一层白花花的泡沫，手持剃须刀的民间理发师在他仰起来的脸上娴熟地上下滑动;也有打扮时髦的豆腐西施在卖豆腐时，菜刀在豆腐板上的走向，再看她使着障眼法把豆腐装进塑料袋，挂在秤钩上，秤砣一直往后移，秤的准星称出了豆腐西施的精明，也称出一个小地方的生存法则和世道人心。还可以看见算命的瞎子，摆地摊儿的江湖郎中眯着眼睛卖狗皮膏药，等等。这就是鎮雄南大街车站，那些古老职业的民间艺人留给我的最初印象。

我们在车站附近的小吃店吃完早点，家人就要回去了。父亲又从身上摸出400元钱给我做生活费，我和他推来推去不愿接收，我说我上班了，可以挣钱养活自己。最后还是没有犟过父亲，他说了一句：“这个城市大多是三川四码头的人，我们回去了，你要好好工作，一个人在外面不要争强好胜，要注意安全。”父亲所说的安全，更多的是指不要惹是生非，因为他怕叛逆的我再次像读高中一样，因为打架斗殴，被学校一封告急文书通知到学校领人，被姓张的那个教务处的某某领导劈头盖脸地骂过来，把我领出学校大门时，蹲在盘县老城的车站旁边，独自承受作为一个父亲那种恨铁不成钢的羞愧。我没有嫌弃父亲杂七杂八的念叨，因为此时的我需要一个人给我安慰，的确太需要了。

还是父亲去买票，他蹒跚地跨过大厅栏杆，在卖票的窗口掏出钱，手指往嘴里蘸了一下口水，小心翼翼地数着零钱。拿到车票后，送家人上车，我说：“你们回去吧，我会照顾自己的。”语气尽量轻描淡写，不含一丝紧张，也不含一丝无助。客车绝尘而去，我在车站站立了很久很久，秋风瑟瑟，一阵薄凉侵蚀着我的肌肤，透出丝丝寒意，我陷入一个人要在这座陌生的城市站住脚跟的思考当中，想着想着，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上班的第一个星期，买了一些洗漱用品，就把钱花光了。实在没有办法，只有厚着脸皮去向领导借钱，当时，借钱这种事确实难以启齿。领导问我借多少钱，我支支吾吾地不敢说数字，担心说出的数字有被拒绝的可能，以及给自己今后带来的各种冷嘲热讽。但和生活相比，权衡利弊，面子问题在这个时候只能让步于现实，我壮着胆子说了一句，能不能借我300 块？领导听了略带责备的口气说：“300 块钱能够做什么，这里是1500 元，你先拿着，有什么困难尽管和我说。”我的眼睛此时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雾，说实在的，我很感激那位姓余的领导，他出手如此大方和爽快，没有用锋利的言辞割伤我仅存的一点儿自尊。很多年过去了，我可以不再为生计发愁，每当和朋友聊天说起这件事，都被当成笑话笑了我很多年。

慢慢地，融入了新的工作环境，日子也渐渐地好了起来。接下来就是娶妻、生子，我和妻子都忙于工作，无力照看孩子，于是，说服母亲去镇雄帮我们带孩子。每到春节临近，母亲一提起回贵州老家，头几天晚上，眼睛都是亮铮铮的，那种心情和我小时候盼望过年一样，想想就会激动得睡不着觉。她总是趁我们去上班的时候，背着孙子偷偷地去客车站打听，客车什么时间出发，什么时间到达，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吃饭的时候再编出漏洞百出的理由和借口，撇开我们，提前一周出发。她常常唠叨说叶落要归根，住惯的山坡不嫌陡。她说离家远了，一草一木都是别人家的，连空气和水都没有老家的甜。在母亲眼里，自留地里长出的粮食和蔬菜长势都比其他地方好看，说家长里短的乡音都比外面好听，老家这块根据地，才是容纳她喜怒哀乐的地方，其他内容不在她关心的范畴。

我和妻子总是为带孩子这件事情伤透脑筋。每逢佳节，母亲都很着急地从一张小小的车票上眺望回家的路，老大三岁那年，过完春节，母亲和我们说，一提起车站，想到要一路颠簸，坐七八个小时的车，她就开始晕，天旋地转的，难受得要命。的确，去镇雄那条路太远了！后来，母亲没有妥协，我们只得提前把孩子送进幼儿园，让孩子在新的环境成长、蜕变。

一次偶然的机会，盘州市面向全国考试招聘，我和妻子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报了名，结果妻子意外地被录取了，而我在面试的时候马失前蹄。于是，我们陷入了一种异地分居、进退两难的境地。

最后决定，走一步算一步，让妻子先回老家工作，而我留在了镇雄继续与生活斡旋。一切办理妥当以后，我送妻子去了车站，那个车站，我送过母亲，送过父亲和家人，现在又送妻子。只是現在，旧车站已经拆掉了，重新建起了一栋栋耸入云端的大楼。整洁的街道秩序井然，绿色面包车和出租车早已改头换面，舒适度和档次都提高了。十多年前的车站模样早已不复存在，只留存在我最原始的记忆当中。即便如此，站台上人来人往，热闹是他们的，人去楼空后，被尘世再一次抛弃的孤独感又一次袭上心头，一切又回到空荡荡的从前，那种感觉比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多了几分担心。

后来，我心存侥幸地写了一份随时可能会石沉大海的调动申请。在同事和领导的关心帮助下，竟然成功了，还是这样的冬天，我离开了镇雄。记得走的头一天晚上，我特意去餐馆订了一个很大的包间，一张能够容纳得下我们那份弥足珍贵的情谊的桌子。我们，准确地说，是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喝了很多酒，他们知道我是个性情中人，不忍心让我醉。在祝福我的同时，周永大哥先用一只手按住我手中的酒杯，一只手高抬酒杯一饮而尽。

第二天一大早，我本想悄悄地离开。一走进办公大楼，就感觉气氛有些不对劲，一种离愁别绪在空气中凝固着，几位同事早已准备好车辆，准备送我离开镇雄，罗学军大哥坐在我的副驾驶位上陪着我，后面跟着送我的车辆，我故意放慢车速，一向自认为坚强的我还是忍不住任由泪水冲洗双颊，十几公里的路程，在离别的那一刻，显得太短暂，太仓促。军哥安慰我说：“莫愁前途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一句诗在此时此刻，一下子感觉到有种锥心的痛，那种感伤，那种相知相许的友谊，让我直接把车停在路边放声地哭了出来，以至于我下车调整了几次情绪，才又上车慢慢地走。短短十公里的路程，停了又走，走了又停，到了云贵交界处，文明大哥将一张刻有“欢迎再来镇雄”界碑的照片发给我作为纪念，他文雅地用诗词和我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谢显定兄弟、张永明兄长、周永大哥下车，不舍地对我说：“镇雄永远是你的娘家，多回来看看。”

现在，我到了离家30 公里的富源工作，每次回老家，似乎从走进老家那一刻起，所有的人，包括母亲，都放下了，安心了，那些焦虑和恐惧，都被老家那阴凉安静的土坯墙，那带着泥土和微尘味道的地面，和透着金属光泽的木质屋顶，吸纳了，熨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