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震变”是指一次突然的变化，近似飞来之笔，这与“裂变”不同。“震”应该是地震的“震”。1995年我在日本经历过阪神大地震，当时有一种现象叫“泥浆化状态”。这是说围海造田后，在人工岛上建造的高楼一经地震，其底层会冒出大片大片的泥浆，非常细也非常均匀，让人惊叹。

现在一边想起当时的情景，一边考虑一个人用两种语言写作的问题，我感觉自己的外语，或者说非母语就很像人工岛上的高楼，母语就是周围的大海，而非母语则是经过人工的注入，刻苦努力的后天学习才构筑起来的。终于有一天，突然发生了语言震变，母语与非母语之间竟然成为“泥浆化状态”，这也可说是我的一次突然领悟吧。

语言，尤其是非母语必须经过基础的训练，但同时也会经过一次领悟，当然这是因人而异的事情，至于我个人来说，我的“悟”似乎先于“领”。

过去在北京朝阳区上的中学没有多大名气，自然也不是什么重点中学。后来区教委组织了一个外语集训班，专门从一些中学召集学生，经过考试接受强化培训。

教室设在南磨房中学，每次骑车去上课，要经过木材厂、面粉厂、机床厂等不同的厂区，每骑五分钟左右，气味就会变，街景深处的声音也会变。多少年之后，跟我一起骑车去學校的女同学遇见我说：“那时真好玩儿，一路上的感受甚至都超过了死板的外语，现在想起来，记忆深的反倒是课堂外的。”

说这番话的人是蔚华，改革开放后中央电视台第一代英语播音员，当时有许多人听了她电视屏幕上的流利的英语，都以为她是常年留学欧美归来的，其实，当时她哪儿也没去过，就是从北京本土硬学出来的。

我们每一个人与非母语的触电究竟是从哪儿开始的呢？我觉得好像是从声音那里来的。语言对于一个人来说也许是一场耳朵与眼睛的战争。无论你处于母语的状态，还是学习外语，把自己的知性投入一个非母语的境界之中，声音往往走在前头，然后才通过相应的文字变成视觉上的内容叫你牢记。于是，视觉上所见的文字就会逐一验证你所听到的声音，或者说是你所理解的声音。

我上中学外语班的时候，老师很凶，他总是用一只长长的臂膀横摆在黑板上，用胳膊肘敲黑板上的英文字，让学生单个儿起立高声朗读，一旦读不好，他就目露凶光，有时让我觉得恐怖。那时他老爱说：“念英语一定要注意语流，别老像说汉语那样，跟走在沼泽地似的，深一脚浅一脚，弄得铿锵有力。英语是平的，想象一下一潭死水就行了，哪儿有那么多阴阳顿挫啊！”

老师的话和他的凶光一直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一直到我掌握了日语，这才体会到他当时的话是正确的。因为日语的发音同样是平的，根本无法找到跟汉语对称的四声。所以，我跟别人说，汉语像户外语言、大厅语言，而英语和日语像室内语言、牢房语言。至于其他语言是否能如此比较，我就说不好了。

我的母语是汉语，这不是我的选择，而是语言选择了我，就像我的父母选择了我一样，把我生到这个世上来。母语是强势的，是天生的，乃至于我都不明白自己是在什么时候记住了这门语言。非母语是弱势的，是后天的，至今我都清楚地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记住了它的字母和音图的。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一个是模糊的，一个是清醒的;一个是感性的，靠身体记住的，而另一个是理性的，靠拥有逻辑思维的头脑记住的。用刻薄一点儿的话，学外语是一个“注水”和“灌压”的运动，同样也是受非母语蹂躏的过程。话说到这里，让我回到“语言的震变”这个题目上。

有人说，写作是自言自语，心灵独白，这是对的。无论用一种语言写，还是用两种语言写，写作的基本工序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如果两种语言齐头并进，对作者的某一个意念，或者说灵感发动一次掠夺性的冲击，那将是什么样子呢？

语言的思考离不开说、听、写、读、看这些基本方式，这些也可看作是写作的基本筹码。而当这些筹码跟你没商量，直逼用双语写作的人的时候，那这个人的受重将是双倍的，悲痛是双倍的，快乐同样也是双倍的。

母语跟非母语不是1+1的关系，应该是化学关系，相互增强或相互削弱，此长彼消或此消彼长。然而，这又好比一条河，河床是我的母语，河面才是非母语，无论河面上如何兴风作浪，河床还是河床，它总是安安静静地沉潜在最底层，托起水面，这才使河水源远流长，长流不息。

两种语言进入人的思维，尤其是进入人的写作状态的时候，其实是十分脆弱的。比如：中文里说“鸡毛蒜皮”，用来形容针尖儿大的小事儿，但日语里没有类似的表达。如果换一个说法，也许从所指上能对号入座，可我偏不！于是，十分生硬地把中文的意思用日文表达成“鸡的毛和蒜的皮”，结果还引来日本编辑的赞扬。

有一年，我回北京坐出租车，一坐上就出神儿。原来，出租车上的计价器是带声音的。司机见乘客上来，问清去处，并答应说“知道了”以后，他立即会放倒计价器的头。动作之快几乎让你感觉不到他的手的摆动，坐在驾驶位子旁边的我似乎感到了一丝风的吹过。

这时，计价器发出了声音，而且是女人轻柔而甜美的嗓音;“欢迎您乘坐出租车。”

无疑，声音是动听的，可就在这一瞬间，我的听觉突然飞到了另外一个音区。当我在日本坐出租车的时候，同样也响起这类声音，尤其是年迈的司机都会在这类声音的起伏中跟你打招呼。他们有的微笑，有的无表情，也有个别的连嘴都不打开。

说来挺奇怪，我的身体明明是在北京，而满街奔跑的出租车都会在迎接乘客的时候一同响起女人的声音，可我竟然在听觉中混淆了中国与日本的区别。换一个说法，在我的耳膜里引起第一振荡的是母语的声音，而在我的记忆储存中已经被非母语的声涛所埋没。

在不同的语言被你自由驾御的时候，几乎每一个字句都要经过重新的洗礼。洗礼不等于基督教含意上的，在高耸的教堂里培植敬仰之心。洗礼是多种语言的交汇。之于我自己而言，更多的是当我致力于用日文写作的时刻，我发觉两种语言会碰击出神奇的创意，尤其当每一个日文的表达接受着我心灵内部的母语的洗礼的时候，我甚至能够感到一个拳击手在擂台上赢得一片欢呼的快乐。

于是，我有时也这么想：日文实际上就是大酱，而中文则是一锅烧开的水。大酱倒进滚烫的热水里时，需要我用一个金属的篓子盛满大酱，然后再用一个小小的擀面杖使劲搅和，一直搅和到大酱与开水匀合，放点辣面儿就变得口重，放点砂糖就变得口轻。

语言是具有形象的，它们不会在黑暗中操纵你，而总是让人有所领悟有所思想。所谓“语言的震变”正是建构于这样的基础之上。有人说，学习语言是循序渐进的过程，这当然十分重要，可我个人的体验告诉我，掌握一门非母语在相当的程度上会出现一次奇峰，一次顿悟，一次飞跃。而且，这样的震变往往是出现于双语写作之中的，甚至会出现于一场惊梦之中。

日前跟拙译《日本习合论》的作者内田树教授ZOOM对谈，其中说到了语言的震变。不过，套用他的概念，也许应该叫“习合”。距今十多年前，内田树教授的《日本边境论》很受欢迎，在日本创造了百万册的销售纪录，并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中文版是由磨铁图书策划出版的。最新的《日本习合论》是他时隔十年后写下的姐妹篇，值得继续关注。

（陶静摘自微信公众号“毛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