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

1879年，圣约翰书院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大学。它象征着一座横跨太平洋的中美文化桥梁。在这座桥梁上，曾经往来过许多推进中美文化交流的历史人物。

1923年，我考上圣约翰大学。开学时候，从上海的静安寺坐独轮车到梵皇渡上学。当時的静安寺是上海租界西边的尽头，再往西去就是田野了。独轮车中间是高起的车轮，左右两边，一边坐人，一边放铺盖，吱嘎吱嘎地在崎岖不平的田埂上缓缓前进。回头一看，后面还有四五辆独轮车同样向梵皇渡前进。

独轮车跟历史博物馆里的指南车在工艺水平上相似。《宋史·舆服志》：“仁宗天圣五年（1023），工部郎中燕肃始造指南车。”这离开我坐独轮车上学有九百年的时间。独轮车代表古代文化，圣约翰大学代表现代文化。坐独轮车上学就是跨越九百年的文化时间奔向现代。

我考大学有趣味。我报考了两个大学，都考取了。一个是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个是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变成东南大学，后来又变成中央大学，今天是南京大学。为什么考两个大学呢？有几个比我高的同学劝我去考圣约翰大学，我到上海去考圣约翰大学，考取了。可是圣约翰大学贵得不得了，一个学期就要两百多块银元，我家里到我读大学是最穷的时候，没有钱。那时候每个大学考试的时间不一样，就再到南京去考，也考取了。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不用学费，那么，我就准备去南京。我的姐姐在上海教书，她的同事朱毓君听说我考进了圣约翰大学不想读，她对我姐姐说：“考圣约翰大学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进圣约翰大学又不进，太可惜了。我也没有钱，我去问我妈妈借，让他去上学，上了学以后再想办法。”她的妈妈说：“我现在也没有钱，但是有皮箱，里面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两百多块钱。”她们家也在苏州，她妈妈很喜欢我，老太太待我很好，她的箱子放在后房，多少年也没有去开，没有用的。有出戏叫《借当》，借东西来当。这样我就上了圣约翰大学。

考大学很有意思，我们那时候考大学要考六天，八点钟到，真正考试是上午九点到十二点，三个钟头不能停，下午一点到四点，一天六个小时，笔不停挥。考试的范围早已告诉你了，学校招考的小本子写明要考什么书，可以说没有舞弊，为什么呢？题目多得不得了，六天当中只有一天用中文，其他都用英文，题目多得你要笔不停挥。你想打稿子，不行，一打稿子，题目就做不完，舞弊是不大可能的。已经告诉你材料都在这里面，不要叫你猜，不捉迷藏，现在考试是捉迷藏。题目很多，就是叫你秉笔直书，写不快，就不行，怎么考，都公开的。而且很奇怪，每年招考多少人是没有数目的，七十分及格，及格的都收，哪年没有及格的，一个也不收。所以跟今天的考试方法完全不一样，没有名额，我们那一年，凡是及格的都收，宿舍不够，就把另外一些房子临时改成宿舍，跟今天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考上不难，只要把指定的那些书搞清楚就行了。

还有一个笑话，上圣约翰大学报名要照片，我的同学关照我：“你最好拍一张西装照片。”因为我在常州不穿西装，土得很，也不知道西装怎么穿的。到照相馆去拍照，照相馆有西装准备拍照用的，照相馆的人也不知道怎么样打领带、领结。闹了一个笑话：他给我戴了一个领带，再戴一个领结。照片寄到上海，我的同学大笑，赶快寄回来，要求重拍。

1923年，我从苏州坐火车到上海。从火车站下来，坐电车到静安寺，静安寺再往西，就是田野了。租了独轮车到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在上海梵王渡，今天就是中山公园那边。独轮车是什么时候有？大概九百年，所以坐独轮车上圣约翰大学在文化上跨过九百年。古老的中国要到教会学校学外国的东西，文化历史跨过九百年。

有趣味的事情是，进大学第一次去报到，给我一个卡片，把我的名字打在卡片上。上面有中文，也有拉丁字母，我一看，是用上海话拼的罗马字。这是学校规定的标准，在学校每一个地方签名，都要按照这个标准。学校的管理就按照罗马字来管。我一进学校就懂得什么是罗马字管理法，这是科学管理，到今天中国人都不懂，圣约翰的总务部是没有几个人的，管理起来好得不得了。这件事情印象很深，这就是外国文化跟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到美国去工作，可以说，我在工作当中学到更多的东西，每一个环节都是高效率。人家问：“为什么美国人比别的国家富？”一天的工作要相当于好几个外国人，财富是这样来的。我到美国才知道，日本有一个调查团，调查美国人的办公效率，调查了几个月，写成一个报告，结论说：一个美国人可以抵十五个日本人。真是不一样，那时候电话当然还没有今天好，我才知道用电话的方法跟中国人不一样，在中国根本不重视效率，中国人办公的方法远不如他们。我训练到这个习惯：做事情一定要讲效率。

圣约翰大学的专业跟今天不一样，现在进大学就要分专业，圣约翰大学是外国规矩，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都是基础课。专业分得粗得不得了，现在是根据苏联的办法，专得不得了。圣约翰大学本部只分文科、理科，医科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不大碰头。一年级不分文理，二年级才分文理。我一年级进圣约翰大学，学基础课，三面墙上都是黑板，黑板可以拉上拉下的，好多学生可以在上面做题目，数学的水平比较高。我的数学很好，一个外国数学老师就劝我：“你就学理科吧。”可是，我的同学都跟我讲：“你不要学理科，要学文科。”为什么呢？圣约翰大学有名的是文科，不是理科，到了圣约翰大学不读有名的文科，而读理科，吃亏了。我就学了文科。实际上，我当时偏重经济学方面。

我那时候学经济，主要是学经济的技术。中国是一个大国，要做国际贸易，要办银行，要有一套学问，不像现在乱七八糟一下子几千万被人家骗走了，没有这么傻的事情。资本主义如果这么搞，早就垮掉了。国际贸易要有一套技术，我主要是学这方面的东西。

可以说，大学里所有的功课都很有意义，是英美的做法。比如大学里有一本小书，客人来了可以看，这本小书讲：我们这个大学不是培养专家的，是培养完美人格，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发展成为专家。一到圣约翰大学，每一课都有课外阅读材料，常常要看百科全书。学会了自学，学会了独立思考。这种教育方法从教师来讲，并不费事，可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方向。

那时候鼓励学生自学，上课的时间并不多。有的时候，老师的几句话，会给学生一生影响很大。那时候的教育跟解放后苏联教育不一样，苏联教育是强迫性的“填鸭式”教育，效果不好。

在圣约翰大学，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看报，主要看英文报。一个英国教师问：“你们天天看报，是怎么看的？”我们说：“看报就看报，没有什么。”他说：“看报有看报的方法，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条最重要？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第三个问题：‘这条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赶快去查书，查书是首先查百科全书。”我们按照他这个方法来看报，兴趣就大大提高。

圣约翰大学重视基础的教育，我读基础的文学、世界史，这很有用处。我进的中学是中国人办的，可是中学的世界史是英文的，世界地理、化学、物理是英文的。我们能够用英文，基础培养今天办不到，今天的中学生、小学生许多时间浪费到莫名其妙的课程上面，应当学的东西学不到，人又苦得要命。学生累得要死，搞得父母也累，睡觉都没有时间，结果学问学不好。我们的教学没有上轨道。

英文很容易学好，你重视它就会好的。我们的英文教师都是教会學校毕业的，我们中学能用英文演讲比赛，英文不过关不能毕业。实际上是中文、英文、数学三门课放了工夫，旁的都不放工夫，好多课不用考的。那时候比较轻松而学得好，今天把学生的时间都浪费掉。还有一个关键，那时候中学都是住读的，没有走读生的，一走读，走来走去，把精力都走光了。今天的学生到大学再读英文，那大学的课程怎么能读呢？大学是用英文了，不是学英文了。现在的青年苦得要命，这个办法不对，我们的教育要彻底地改变。

圣约翰大学在政治方面特别注重外交，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代，外交界都是我的同学，顾维钧是比我们早的最有名的同学。我毕业以后，人家好多次请我到外交界去做事。张允和是断然反对我参加政治，我想是对的，假如我参加政治，就麻烦了。

（韩玉娟摘自当代中国出版社《我的人生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