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雍君，唐任伍，温 馨

(1.中央财经大学 政府预算研究中心，北京 100081；2.北京师范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5)

一、问题提出

2020年11月23日，随着贵州宣布最后9个贫困县脱贫，贵州66个贫困县与全国832个贫困县一道，全部脱贫摘帽。这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石漠化严重、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积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1]，实现了民生改善的千年跨越，谱写了一曲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壮丽凯歌，彻底撕掉了历史上千百年来绝对贫困的标签，创造了贫困治理史上的奇迹。2020年即使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下，贵州经济仍然逆势增长，增速仅次于西藏，位居全国第二，达到4.5%。贵州的经济总量从2018年的全国第25位跃升到2019年的第22位，然后又跑出了“贵州速度”，2020年提升到第20位，历史性地进入全国省域经济20强，堪称区域经济发展上的一匹“黑马”，颠覆了人们心目中贵州是贫困落后“代名词”的印象[2]。

成功且堪称杰出的贵州脱贫与快速发展的历程创造的“贵州版本”“贵州速度”，如果用西方流行的发展理论来解释，其广度和深度不能尽如人意，以至难以让人理出贵州脱贫和发展的大致头绪，更不能让其他区域的人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得出“最应向贵州学习什么”的合理答案。考虑到人类的发展故事多半是“从错误中学习”，脱贫和发展是人类的永恒主题，其虽无一劳永逸的理想方案，但确有诀窍可循。

早期和当代的发展理论确实给出了某些被广泛认可的“窍门”。如生产函数模型把驱动发展的主要因子归为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后来则把技术进步视为最重要的驱动因子，以契合伴随科技快速进步带来的知识经济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