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佳臻

元朝在宋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国家对航海贸易事务的管理，在设立统一管理机构市舶司的同时，又先后在至元三十年和延祐元年出台了《市舶则法》。“延祐市舶法”是在“至元市舶法”的基础上形成，从出台之日至元末，大体沿用始终，并在具体运作中以通例形式加以发展补充。元代《市舶则法》具有“官法同构”特征，通过规范市舶司官吏及其他“官”的权利义务，确保元朝航海贸易事务的良性运作，并进而实现规范“民”的效果。这一法律规定属于对外管理章程，其主要目的在于约束元朝官民，确保海外贸易能为国家和民众谋取利益，而不在谋求海上霸权，因此就这个意义讲，《市舶则法》可被视为元朝对外政策由军事向商业转变的标志。

“官法同构”是朱勇在《论中国古代的“六事法体系”》《官法同构：中国古代的大国治理之路》等一系列文章中，提出并作阐释的中国古代官制、法制的一种基本建构模式。①这一模式认为，中国古代社会主要由君主、官吏、民众三类社会群体所构建的五种社会关系——君官关系、君民关系、官官关系、官民关系及民民关系组成。其中，官吏作为承上启下的社会群体，在这数对社会关系中位居最要。而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建构，是这些社会群体彼此互动关系的文本规范和体现，其中尤其体现出因事设官、因官立法的“官法同构”特征：一方面，根据国家治理、社会管理的需要设立官职；另一方面通过制定法律，规制所设立的各类职官的职掌责任及程序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