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被边缘化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恰恰也证明诗歌精神的“高高在上”。她的被追寻与被边缘是矛盾而统一的。诗人的精神就生于斯，长于斯。刘洁岷的诗歌《蓝雾·加油站》曾冷静地叙述一场遥远战争带来的世代创伤，记忆本已湮灭，本已不必追源溯流，但是“从阵亡名单上漏掉的人的子孙”在“加入幸福生活的行列”之后，仍然“连夜奔赴”，要“看看那片，同属于人类的景色”。这带着满腹沉痛和复杂心境的上路，正是对诗歌追寻所应有的姿态，而“连夜奔赴”和“同属于人類的景色”，则宣布了介入诗歌的庄严肃穆及其背后所藏匿的伟岸大同。不可否认，这诗之追寻乃痛并快乐的进程。王家新在他的《诗》中说：“在长久的冬日之后/我又看到长安街上美妙的黄昏/孩子们涌向广场/一瞬间满城飞花”。这是长安街的春天，更是“诗”的春天。诗歌不涉及长久的“惨淡经营”，不到达“夕阳近黄昏”的时刻，是不会“满城飞花”的。

也许诗人们会有疑问。生活作为诗歌创造的源泉，随时都有可能萌蘖出诗的枝丫。只要我们能够面对现实，设法把它表达出来便可以。但是这种看法还是有些偏颇。歌德说：“一个人能掌握世界而且能把它表达出来他才算一个诗人。”歌德的认知是深刻的。首先，诗人要能够“掌握”世界，其次才是把自己的感受与体验用诗的方式表达出来。否则，一切的表达都是肤浅的。因此，诗歌不排斥用主观、瞬间的琴弦来弹奏，但是更深广、更凝重的诗之呈现无疑还是存在于不朽的“追寻”当中。湖北诗人乔书彦曾经说过这样一段有痛感且鼓舞人心的话：“奋起而追者，不甘心沉沦，只要内心尚有一丝信念，也要奋起一跃。追寻者上路了。”是的，“坚持追寻的诗人都是可爱的。”

然而，对于诗的追寻，有时常常会让人困苦不堪，难以承受为美而想的的理想与现实的距离造成的落差。海子无疑是中国诗人中最具备“追寻”姿态的诗人之一，在一般诗人难以企及的高山仰止处，独有他敢于触及理想的天国。为什么海子能够在诗人的心目中成为一个精神的象征？我想其原因大概在此：诗人们往往充满对于理想之天国的向往，矛盾的交织虽然在一般的诗人和伟大的诗人身上都存在，而问津天国并且最终透过死亡的天梯迈向了天国的，只有伟大的诗人能够做到。他代替普遍的诗人做到了。他为那些不曾真正触及到诗之乌托邦的诗人做了一种救赎的工作。他代表着诗人理想的实现。他是一个企及了理想的象征，脱离了个体意义。中国古代的美男子夸父逐日的故事也很能说明中国知识人于集体无意识下在追寻之路上所经历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绞痛。追寻者是灵与肉合一的不停奔跑者，然而其所追寻的终极——那“太阳”，那诗之光芒——却永远悬挂于灵与肉之上的高度，似乎可见，但这所见又未必真实，即使真实，而又遥不可及。但是像海子这样的诗人毕竟罕见，不可模仿。而真正深入到生活中的诗人，已然进入到生命的一种境界了。刘洁岷就是这样的一员。进入中年后，他的诗歌更多地深入到生活内核，并且进入到一定的思想境域了。如《买早点》《王找和佘小谜》《滨湖集：互望》《茶馆》《雪花之诗》《名字记：赠鲁西西》等，就是典型诗篇。一如《滨湖集：互望》中的“结局”——“所以远处平原上墨点似的乌鸦回到树巢缩小并开始入梦/所以寂静如高大的楼群耸立在我面前”——所描述的，“缩小”或者“耸立”正是人在尘世的“能屈能伸”，那所有的“所以”都不过是诗人对个体生命和万物存在“追寻”之后的一种倾诉，是一种自我消解后的精神慰安。

追寻的诗人还应该具备浮士德的情怀，如果只停留在瞬间的某一点上，毋宁毁灭！诗人应该有一种大情怀，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气息。刘洁岷在谈到“诗与灾难”的关系时曾有这样的觉悟：“诗人作为个体应当尽到其公民的责任，……诗人是语言的开掘者和守夜人，诗人必须在语言内部建立自己的真诚与德性。诗人如果任其自然在强力逼迫下逸出诗歌语言的美学边界，将会从另一个方面造成对人类从苦难处境中被拯救造成危害——如果没有诗意对心灵的提升、慰藉与超越，那么肉身生还、修复之后，精神世界更大面积的坍塌就可能到来。”诗人这样对于诗歌的“追寻”，无疑深入到了诗歌的骨髓，因为这关乎到王国维所谓“担荷”的一种精神境界了。

艾略特说：“诗歌是自古以来一切诗歌的有机整体”。因此，只要有新的诗歌出现，就意味着它自身的必然演变。诗歌永远在对其本身新变的追寻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人乃是是对“追寻”的一种追寻。

赵目珍，诗人，批评家。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