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君丽

(巢湖学院 旅游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8000)

人才辈出的显赫文化世家，是安徽的文化标志。探求中国文化发展史，追寻安徽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文化世家都是一个聚焦点。“世家”最早出现在《孟子》《滕文公下》，“仲子,齐之世家也”，后《史记》中作为一种文体,如《外戚世家》《陈涉世家》等，其泛指门第高、世代做官的人家[1]。文化世家是指某种专长世代相承的家族[2](P1151)，是在文化家族化和家族文化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3]，从开始的各种类型的文化名人，随着家族的繁衍，文化的积累和传承，逐渐衍化和发展为文化世家。文化世家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对中国文化或者区域文化发展做出杰出贡献或在家学传承上有典型表现的家族。在封建社会中，世家一般遵循：文化——仕宦——世家(官僚兼文化)——文化的重复运行轨迹[4]，在相当程度上发挥着传承文化的功能。文化世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心所在。它昭示文明进程的中国路径，凸显了文化传承的中国方式。因此，研究皖籍文化世家，乃是人们了解和认识安徽地域文化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不仅能拓展安徽区域社会文化研究视野，充实安徽区域文化研究内容，传承安徽地域文化；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安徽民众的向心力和自豪感，增强安徽现代经济发展的内驱动力。

一、皖籍文化世家基本情况

皖籍文化世家为数众多，且涉及领域广泛。发达的文化世家是安徽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地方名片。黄季耕先生著的《安徽文化名人世家》梳理了69个安徽文化世家并对他们的事迹都有所阐述[5](P106-111)。有鲍氏刻书藏书世家、桐城方氏经学世家、汪氏、杨氏医学世家、胡氏制墨世家等各领域文化世家，呈现出新安理学、皖派经学、徽州文学、徽州戏剧、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徽派工艺等文化流派，取得的成果举世闻名，影响深远[6]，如仅有清一代，以治经、诗、理学为代表的文学世家就有49家[7](P12)。文化世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积累和传承，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是安徽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和表征载体。

安徽文化世家存在鲜明的姻亲关系。文化世家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是同属于一个家族，多代人共同形成的一个文化群体，也就是说这个群体存在血缘关系，这种血缘关系将世家的不同时期的各个成员紧密联系，正如潘光旦所说,家族“血缘网,不能不说是一个产生人才的集体”。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家族本位的社会，血浓于水的血缘意识、血缘文化深根于民族文化之中。以名族和世家为代表的家族文化是徽州文化的核心[8]。诸望族有着相同的理念和风尚，其中重要的就是通过与望族之间的联姻与交往，加强世家自身的文化影响力和有效传承。

因此，以文化世家的姻亲关系为视域，分析皖籍文化世家姻亲关系特征，姻亲关系在文化世家传承中的机制及其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文化世家发展机制和文化的传承轨迹。

二、皖籍文化世家姻亲关系特征

姻亲是婚姻关系的体现，承载着人类生物性的繁衍，社会关系的延伸和扩展，同时也会带来文化的交流与传播。通过梳理世家之间的联姻，可以管窥世家的发展脉络以及地方文化的传承关系。

(一)文化世家婚姻注重门当户对的等级观念

古代中国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宗法等级社会，阶级鲜明的等级观念深刻地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同样影响到婚姻关系。具体来说，良贱不婚与士庶不婚是婚姻等级的体现[9]。姻亲关系缔结并非完全基于男女双方感情，而是在宗法观念的指导下,结合家族利益决定的[10]。《礼记·昏仪》开篇就对婚姻的价值进行定义：“昏礼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简而言之就是，婚姻是两个家族的事，是家族传承的事。正如恩格斯所言，对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意愿”[11](P76)。只有等级相同的家族才能够通婚。寿州吕氏自后唐吕梦奇至南宋吕克顺前后十三代，跨越数百年，世系史籍传承清晰，家族中人才辈出，学术成果丰硕，世代为宦，成为显宦之家。纵观吕氏家族姻亲关系，也呈现出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具体体现在与官宦世家和学人群体相互联姻。吕蒙亨长子吕夷简和蒙正第九子吕居简娶马亮女，吕夷简有子四人：公绰、公弼、公著、公孺。吕公著娶鲁宗道女，吕公孺娶张士逊女，吕公弼娶王旦之女，吕公著子吕希哲娶张昷之之女、吕希绩娶吴充、钱喧之女、吕希哲子吕好问娶王曾弟王子融之曾孙女、吕切问娶张昷之孙女。另外，吕氏家族嫁女的夫家同样是显赫世家，如吕蒙亨之女嫁鲁宗道、陈诂，吕蒙正之女嫁孙暨、赵安仁、丁度，吕夷简之女嫁王雍、杨仲元、吕公著之女嫁范祖禹，吕公绰之女嫁李师中，吕公弼之女嫁韩忠彦。

从这些姻亲关系可以看出，双方都是官宦之间，重视学术传统，大多姻亲为进士出身，而且存在世代为亲或者兄弟同娶同一家族女子的现象，如吕夷简和吕居简同娶马亮女，鲁宗道娶的是吕蒙亨之女，其女婿张昷之之女还是吕希哲之妻；王旦之子王雍娶吕夷简之女，而吕夷简之子吕公弼娶王旦之女[12]。

表1 吕氏家族成员姻亲对象家族情况[12](P99-105)

(二)文化世家文化交融塑造“地域文化板块”

安徽区域内最辉煌的文化世家版块有曹氏文化世家为中坚的“建安文学”，方氏等家族组成的“桐城派”，其中桐城文化世家女性文学水平之高，世所罕见，《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收录明清两代安徽才女617人，其中桐城县152人，于治诗一学成就显著，如方维仪著有《清芬阁集》《楚江吟》等，方维则著有《茂松阁集》等，吴令仪著有《黻佩居遗集》等，吴令则著有《环珠室集》[13]。桐城各世家望族以婚姻关系为纽带，环环相扣，盘根错节，形成串联各世家的网络[14]。这些世家除遵循传统封建社会世家望族之间的联姻结亲准则外，还特别注重相同或相近的家族文化取向，来往皆为文学世家。从女方来看，桐城同时期方大镇、吴应宾女儿出嫁的夫家都是桐城的文化世家，而且相互之间都有姻亲关系。从男方来看，桐城左光斗长子左国柱，方大铉女婿；次子左国棅，何如申女婿；三子左国林，娶姚之蔺女；四子左国材，娶吴用先女。左国棅子左之輹，马正谊侄婿。姚文熊娶左国林之女左如芬。左国鼎子左之柳，娶姚文然女[15]。

(三)文化世家联姻范围广、时间长

《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对收录的直隶25家，山东17家，江苏289家，安徽49家文学世家联姻情况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安徽：省内联姻 525 次，其次江苏 64 次，浙江27 次，其他省份47次。其中省内桐城方氏 125 次，省内联姻 84 次( 其中桐城 78 次)，江苏 17 次，浙江 7 次，其他省份12次；桐城姚氏 164 次：省内联姻 144 次( 其中桐城 126 次)，江苏 10 次，湖北 3 次，其他省份5次；桐城张氏 198 次：省内联姻 176 次(其中桐城 171)，江苏 8 次，其他省份12次[7](P12)。”同样上面方氏、吴氏和左氏的嫁娶可以看出文化世家姻亲关系的基本特点：地方文化世家之间互相联姻，彼此交错，形成以姻亲关系为纽带的共同体，体现范围广的特点；世家之间姻亲关系维系时间较长，时间跨度较大，体现时间长的特点。

表2 方氏部分女性姻亲等情况

由地方文化世家之间的联姻可以推论，在文化基础薄弱或政治体制难以承担文化繁衍的责任时，通过选择性的姻亲在维持世家利益的同时还承担文化的传承，稳定而又持续地为文化的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三、姻亲关系在文化世家传承中的机制

姻亲形成以女性为中心的世家关系，女性出嫁，将自家的家学或者家教与夫家相融合，或互补或强化，形成家学传承的稳定力量。

(一)读书明理，提升家族声望

世家培养女性读书明理，博雅通达，提升自身文化修养，提升家族文化声望，扩大家族的影响力和延续家学传承，由于女性交游范围界限的原因，文化交流群体仅局限于兄弟姐妹、夫家和家族等家族成员之间。在深厚家学文化氛围的影响下、家族提供的有利条件下，女性群体取得璀璨的文化成就。明末桐城方维仪，精研文史诗歌，辑有历代女诗人作品集《宫闺诗史》，撰诗论《静志居诗话》，亦善于绘画，白描观音大士图尽得李公麟笔意。天长王贞仪，祖父者辅博学，父锡琛景精医术，幼博览群书，于天文、气象、地理、数学、医学皆有成就，著有《星象图释》《德风亭初集》等，诗、词、文、赋、篆刻、绘画亦有成就，史称“班昭之后，一人而已”[16](P856)。

(二)繁衍生息，抚育子孙后代

名门望族以学养培育后代，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封建社会幼儿教育以“早学”“幼蒙”“自课”等教育方式为主。“早学”是五六岁即入塾读书；“幼蒙”是男孩在入塾前，先在家里教他诸如识字、韵文诗句或属对之类的内容；“自课”是家中的长辈自己指导幼儿早期的学习活动[17]。其中自课的承担者，以父亲的角色最为重要，其次是祖父和母亲，但世家子弟或外出游学，或外放为官，女性就相应的承担子女教育的任务。家教包括家风和家学两项内容[18](P159)，就家学的教授是显而易见的，而家风的营造，特别是待人处事的方式、个人品行塑造等，在封建社会注重忠孝立身、诗书传家的家庭教育中内容就更为丰富。史学家李则刚称为“十七世纪中国一个最杰出的学者”的方以智教育可窥家庭教育在世家传承中的作用。方以智，字密之，明末清初哲学家、科学家，少年随父宦游，其母吴令仪早逝，与弟妹归养于仲姑方维仪，维仪抚之如己出[19]，世人称其“少承家学”，而家学之良师就是姑妈方维仪。方维仪，17岁寡居，归宁与嫂共同教养其侄方以智，以文史代纴织。善绘画，又工诗[16](P473)。清代著名文学家潘江赞誉方氏女：“如耀殉节于危疆，仲贤守贞于阿阁，大义彪炳矣”[20]。

(三)互学互补，促进文化融合

文化世家女性的出嫁，将父母家的家学或家教通过自己这一载体，与夫家的文化融合，或借鉴、互补与强化，为文化传承提供途径。如桐城派诗学多以姚鼐为职志，但桐城诗学自以方世举及从弟方贞观为始，姚鼐及其后人传承与方氏兄弟诗论，其主张：“从易入者着手，立论首先着眼于体裁，先陈说各体作法之要，再举古来适合效法的诗人，以示典范”[21]，其诗学发展也源于姻亲关系，如方世举(1675—1759)女嫁张若驹，张若驹女嫁姚范子姚斟元，姚范娶张若霖女，姚淑子姚鼎娶张曾敏女、张曾翰女，姚范与姚淑为兄弟关系，形成紧密的姻亲关系。姻亲关系可能促进文化在地域之间的相互影响，组成地方文化的版块，如方氏、姚氏和张氏等家族组成的“桐城文化版块”，也可能超越本地地域范畴，甚至于省域外，如李鸿章女李经璹嫁直隶丰润张印塘子张佩纶，女李经溥嫁宜兴任德和。基于姻亲关系的不同家风、家学等文化世家获得交融和整合，优化、提升了文化品质。

(四)传播交流，促进文化传承

家学传承对文化世家维持世家大族具有重要意义，秦赓彤指出：“凡我同宗，尚其以读书为务，渊源家学，有行有文，庶几无坠厥绪，而振起有自哉!”[22](P2)，说明了秉承家学是世家维系的重要途径。文化世家通过在家族内部或与其他文化世家相互交流，确立其文化地位，从而形成一个较为具体的场域，与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家族联姻，进而促进家学的传播与交流。如上面介绍的桐城方氏、姚氏等文化世家构成的姻亲网络，绵延两三百年。通过姻亲关系构建的血缘网，相对稳定并具有互利互助的特点，促进了文化世家的融合和传承。

四、结语

姻亲关系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但是对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世家各有家学传承，通过姻亲达到文化互相交融局面，促进文化世家群体的出现和文化的发展。正如徐雁平教授所言：中国传统文化能够绵绵瓜瓞，从文学世家联姻中当能找寻到一种切实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