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勇良

又快到杨梅季节了。十来岁时，我觉得宁波人是把吃楊梅当节日过的，后来去的地方和经历的事多了，才知道把一些瓜果季节当成节日，并不局限于宁波人。

十来岁那年的杨梅季节，有一天回家时，我发现爸妈把杨梅都吃完了。我记不得我有没有闹，大概是发了一些小脾气，我妈给了我一枚五分钱的大钢镚，让我自己去买小半斤杨梅吃。我拽着钱，却坐到了小人书摊的小板凳上，连着看了三本连环画。

去年的杨梅季节，我以前的室友带着我们几个同学，重返他曾插队过的“第二故乡”——慈溪的一个小山村。50年前，我们这一行四人中的女同学去山区插队，另一位男同学去了北方农村；我未能升入高中，去了建筑公司当泥瓦工。

同学当年插队时的大队长，早已热情地在等候我们。大队长的儿子国海，与同学同年。国海笑着对我们说：“你们同学是劳动好手，他挑140斤担子上山，我挑90斤追不上。”

这是当年的典型村，条件相对好一些。同学第三年拿9分的底分，全年挣了4100个工分，值410元，扣去队里分的粮食等，到手现金240元。那时城里国营工厂小青工，通常36元一个月。我们几人由衷感慨，同学很强。

同学指着一间快要坍塌的小房子说：“当年就住这样的房子，国海家的房子略好一些。”他又说：“饭自己做，国海家会给他端些菜来。家里给我带来的肉，我喜欢一餐吃完，不是反正就要吃完的嘛。”女同学很有同感，说：“曾一次性吃了一斤奶糖。我那时梦想是一口吃掉一个苏式月饼，但从没实现过，而现在已不敢吃了。”同学因为没肉吃，油很少，劳动强度大，一天吃三斤米。

女同学笑了起来。她对同学说：“怪不得你读书时粮票不够，需要我们给你，哈哈哈哈！”

大队长已80多岁，1959年毕业的高中生，当过村里的记工员、会计。大队长有一间令我们非常羡慕的书房，平常看看书、写写字，间或做些农活。说话间，他拿出他的书法长卷，请我们欣赏。

同学后来也当了记工员。那年头，工分是农民的饭碗，记多记少相差太大了，外地人在村里没亲戚，加之同学实诚，村民比较放心。记工员最苦的是每天晚饭后要去队部记账，同学晚上收工后，自己做饭，人很累了，但这份职责令他不能立马休息。记工员顾名思义是每天必记，这对一个不到二十岁、仍不时要想家的孩子，未免又是一个考验。

我那天突然想到，我的这位室友为什么总是谦让正直。读书时每逢我与他争论，总是他先行“熄火”。后来工作时，同学也让掉了首次单位分房机会。艰难岁月永远是人生的最好导师。

此行主题是杨梅。我是第一次登杨梅山，地上踩的，眼里见的，手上碰到的，全是杨梅。这是国海弟弟家的杨梅山，约130多棵，今年收入约6万元，成本很低。大队长说：“今年是杨梅丰收年，从未见过如此挂满枝头的杨梅。”我童年时就听大人讲，杨梅有大小年。我问大队长：“今年是杨梅大年吧。”哪知道，这一问引出了一段改革开放令杨梅大小年消失的传奇。

大队长说：“自从杨梅山分到户里后，大家非常注意加强管理。果实多时，会有意识地打掉一些，倒不是为了降低产量，是想让养分集中，提高品质。因为减少了当年的养分消耗，来年产量影响也就少了。另外大家选择优良品种，打顶矮化。这样的操作之后，杨梅不仅产量稳定，而且逐年提高。”

杨梅通常是要请人采摘的。某一年的行情是一个上午300元工资，一包烟，一餐比较不错的午饭，合计近400元。采摘从早晨5时至午饭时分，能采10筐左右，每筺可卖100元，采摘人工费相当于销价的40%。不过我们那天吃到的和带回家的杨梅，大队长和国海为了确保每颗杨梅都是最甜的，是亲自一清早上山采的。那是满满的情意。

国海说：“到了杨梅旺季，一些工人不愿待在厂里，因为采杨梅收入高。疫情没影响杨梅销售，价格仍较好。”我们一路上看到，到处都有卖杨梅的小摊，村里杨梅快递极忙。这时，我看到一位中年男子驾着车过来，停好车后走向村里的一个作坊。我职业性地冒昧问他：“去买杨梅吗？”他说：“不是，去买包装箱。”

这么一个小山村，多半农居以城里人的眼光，都是大别墅。杨梅只是他们收入的一部分，主要收入是创业办厂等。村民创办的最大一家企业，职工1万多人，在慈溪、江苏盐城、湖北孝感和天津武清，拥有5个生产基地。

这个村子以我的眼光看还是有一点乱。一段围墙用涂料粉刷一新，相邻一段是低标号水泥砂浆粉刷，年久驳落。当我转入新区时，才看到整整齐齐的一幢幢漂亮独栋，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别墅。

杨梅山下，红色路面游步道赫然入目，路旁有崭新的公共厕所，浙江的新农村建设由此可见一斑。河边有一幢粉墙黛瓦大宅子，威武的大门外挂着一把大锁，主人平常大概不住在这里。路另一侧的一些旧房子，有可能是外来流动人口居住，还有一些没了屋顶和门窗，正在等待着拆迁。

50余年岁月变迁，杨梅的艳丽与鲜甜更胜于昔日。我现在因为怕酸着牙齿，已经不敢多吃了；然而那岁月的沉淀，却令我在杨梅山上有不尽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