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璐莹

（西北大学 陕西·西安）

［提要］地摊经济作为一种非正规经济与城市治理规范性的矛盾日益加深。本文以西安市长安区城中村社区治理实践为例，基于网络治理视角分析社区参与地摊经济治理的互动逻辑与优化路径。并参考问卷调研数据，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政府信任、合作、交流沟通、参与和网络关系均与治理效果有相关关系，且政府信任、交流沟通和参与对社区参与治理的效果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强调社会多主体参与并通过交流沟通与合作信任的网络治理模式无疑是社区参与地摊经济治理的新路径。

引言

贩夫走卒之业，古已有之，蕴藏着城市烟火气。流动摊贩作为非正规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缓解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压力，帮助社会实现帕累托改进。面对疫情影响的经济下行压力，人大代表建议在进一步加强规范城市管理的同时释放“地摊经济”的最大活力，国家出台相关文件规定放宽对摊贩的限制。2020年李克强在山东省考察时称赞地摊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中国的生机。全国多地形成一股“摆摊潮”，如成都设置了3.6万个流动摊位，带动10万人就业；西安在各区县设立了300多处可临时占道经营的摊点，拟解决2万人的就业问题。然而，因为摆摊门槛低且流动性强，传统的监管方式存在盲区与不足，地摊经济的社会问题逐渐暴露，这为城市治理提出了新挑战。在城市治理过程中，从1986年政府提出社区建设的目标至今，社区作为社会基层组织形式，其自治权利开始受重视，逐步实现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变。随着社区自治的发展，在地摊经济治理中引入“社区”这一基层组织的研究越来越多，相关实践研究可归纳为三种治理模式：一是社区自主治理模式。最早于北京新里小区进行自治尝试，姚秀兰指出在自主治理过程中摊贩通过遵守公约、诚信经营，极大地方便了社区居民的生活，并形成“双赢”的局面。但这种治理模式最终因街道办与城管的不认同无疾而终。二是市场化治理模式。通过组建“摊贩公司”进行民主化管理、专业化经营以规避经营混乱的现象，然而这一模式因公司的盈利性特征而备受争议。三是混合治理模式，即“政府+市场”治理模式。最典型的应为广东市青年社区“疏堵结合”的治理方式，这种模式自2010年试点起后在全国广泛施行。

纵观国内社区参与流动摊贩治理的案例研究，不难发现这些早期治理实践多倾向于“政府+市场”混合治理模式，仍面临着时效性短、治理模式滞后以及社会参与度较低的问题。社区如何参与地摊经济治理不仅关乎经济的发展，也是探索城市治理新模式的必然要求。鉴于此，本文以西安市为例，基于网络治理理论构建信任因素（人际信任、政府信任）与社会网络互动因素（合作、参与、网络关系、交流沟通）两个维度，研究不同变量和社区治理效果的相关关系。并用多元回归的方法验证假设，以期为社区参与地摊经济治理提出科学可行、系统完善的发展路径和对策建议。

一、社区网络治理研究进展

我国社区网络治理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社区改革试验风潮，学者对于社区网络治理的概念、基础特征等方面提出见解。其一，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社区网络治理的内涵是指社区治理中各行动主体之间彼此合作，共同分享公共权利并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以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的过程。其二，基于政府治理的视角。在社区网络治理中，治理主体包括政府组织、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以及市场组织等多元行动者。对政府组织而言，网络治理意味着从统治向掌舵的转变。因此，中国的社区网络治理应是一种政府“有限干预”的治理模式，网络治理在社区实践中的应用是机遇也是挑战。随着社区现代化的演进，非政府组织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其三，基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将社区网络治理结构与治理角色关系联系起来。结构功能主义者认为结构中的角色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平等模式；另一种是等级模式。社区网络治理过程中各个角色以社区公共利益为目标，采取合作互动的治理方式，这是典型的第一种角色即平等模式。由此可见，社区各种角色之间的协商合作、平等参与是实现高效网络治理的保障。其四，基于社区治理网络的研究视角。社区治理网络结构包括横向、纵向以及二者结合。网络关系包括内部网络和外部网络，网络位置分为核心和边陲。

基于现有研究总结，社区网络治理的行动主体间可存在两种关系：一种是大多数人主张的多元平等关系；另一种则是有限干预关系。社区网络治理的有效实现主要依赖于三个方面：一是多方参与主体及各自的行为边界；二是多方参与主体之间的合作信任关系；三是网络治理的激励制度以及运行制度。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网络治理理论。早期“网络治理”的概念由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埃格斯提出。一方面从政府治理的角度出发。詹姆斯·N·罗西瑙提出：“网络治理是活动领域中的管理机制，这种活动有其共同的目标，活动的主体不一定是政府，也不依靠强制力来保证实现。”另一方面基于社会资本的研究视角。帕特南认为在网络治理中，社会资本体现了社会网络中的集体价值，对公众参与的民主进程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社会资本的基本要素包括：信任、制度、网络关系，对其合理运用可以催化出社会网络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互惠互换的行为。国内对网络治理理论的研究由陈振明引入，他指出网络治理可以增进公共利益，是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之间分享公共权力的多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有效过程。此外，关于网络治理的实践，陈振明将其分为：全球治理、民族国家治理和社区治理。由此可见，在网络治理中，社区治理是其重要构成，是理论在基层的实践。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地摊经济的治理是一个需要社区内多方参与，涉及多方利益并利用传统社会资源推动基层治理的过程。结合网络治理理论及社会资本理论，主观层面的个体信任因素以及客观层面社会网络互动中的合作、参与、交流沟通与网络关系等都会影响到社区对地摊经济治理的效果。

1、信任因素。帕特南指出社会成员的信任程度和信任范围、合作可能性以及社会治理效果三者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本文把信任因素分为人际信任和政府信任，前者是一种平面发散状的横向信任，而后者是自下而上的纵向信任，将二者耦合起来可以展现一种覆盖面较广的空间网络信任。

人际信任：人际信任是指人在社会交往中与他人信任的互动过程，良好的人际信任是实现社会和谐治理的核心。已有研究表明，人际信任可以影响社会认知和建议采纳程度。在社会网络中的个体常常面临着他人的建议与行为是否会影响个人利益的不确定性，而减少这种不确定性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人际信任。此外，实地研究发现，在张康村签订和宣传有关摊贩治理制度的过程中，多由原先村委会推选出的老村长进行人际联系而非街道办派遣的党支部书记。老村长在本区内具有较强的人际网络信任感和亲和力，可以增强被治理者的人际信任感，因而成为沟通政府与人民的纽带。

H1a：社区网络中的人际信任和地摊经济治理效果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政府信任：多数案例通过分析城管与摊贩的纠纷，来表明治理成效低源自于城管治理能力原始化和流动摊贩对政府人员的不信任。近年来，城管暴力执法的现象虽有减少，但作为缺乏保障的非正规经济主体——流动商贩，其心里仍存在着一种政府信任缺失感，从而导致“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

H1b：社区网络中的政府信任和地摊经济治理效果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2、社会网络互动。合作：如果说“信任”只是一种个体潜在的心理因素，那么在地摊经济治理的过程中社区内部的“合作”将是一种影响社区参与治理效果的外在行为因素。吕晓东结合国内社区自治和国外流动商贩的治理模式，表明政府和社区多组织的合作可以规避城市管理中的“失灵”，提高地摊经济治理成效。作为“理性经济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往往是各主体的行动目标，但是个体的理性也往往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在社区网络内摊贩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公众追求的是生活环境的高质量化，治理者追求的是决策的最优化和绩效的最大化，多方的利益矛盾迫使其需要进行合作去进行各方利益平衡。

H2a：社区网络中摊贩和各主体间的有效合作和地摊经济治理效果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参与：在社区地摊经济治理中的公共参与是吸收作为治理对象的行政相对人参与到流动摊贩治理中，能够集思广益、促成科学的决策，从而提高治理成效，是对自治组织传统封闭式行政管理模式的规避。在张康村的地摊经济治理实践中，乡贤协治委的成立扩大了参与治理的主体范围，给更多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一条参与途径，促进治理结果更加科学有效。

H2b：社区公共参与和地摊经济治理效果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网络关系：若各主体存在于同一关系网络中，则更容易因共同目标而展开合作。流动摊贩在固定区域内进行长期的经营活动可以促进其与本区居民、治理者形成更为紧密的网络关系。这种社区网络内的紧密联系也可以体现为一个人身份的交叠性，比如说摊贩作为经营者也可以作为本区居民同时也可以充当自治组织与社会组织的成员角色。这样一来，社区内的各个组织、团体会因为区域内成员身份的交叠性而被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紧密的网络关系，从而更好地促进不同团体在同一个关系网络中形成共识。

H2c：网络关系的形成和地摊经济的治理效果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交流沟通：一般而言，良好的沟通可以促进组织内各主体间的信息资源交换，也可以借助交流沟通去了解矛盾对方的实际处境从而化解冲突。在我国地摊经济治理中，多数案例表明因缺乏交流沟通，治理主体间信息、目标不明确，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之间存在矛盾未能有效解决。

H2d：良好的交流沟通和地摊经济的治理效果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综上，本文以网络治理理论为基础，分析信任因素和社会互动因素与社区地摊经济治理效果之间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做出6个假设，分析模型见图1。（图1）

图1 社区参与地摊经济治理效果及影响因素综合性分析模型

三、研究设计与变量测度

基于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的假设模型，参考现有研究中相关成熟的量表设置测度题项。结合实地访谈的结果对量表进行补充并设计初步问卷，进行小规模发放。根据预调研反馈情况进行问卷整合与增删。（表1）

表1 变量测度表

（一）信任因素的测度。对于“人际信任”的测度，参考丁妩瑶等人对Rotter编制的人际量表（ITS）修订版，设置3个题项来测试受访者。“政府信任”的测量主要从广义政府的层级性和政府的多元服务性进行指标的划分。对于不同层级政府信任的测量更偏向于一种表层的公民政治信任，如雷叙川等人在研究中注意到了广义政府的层级职能。分别从政党、中央政府、人民代表大会、法院、行政机关这5个层面进行政府信任的测量。姜晓秋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测度概括为政府人员信任（包括：价值观念信任、伦理意识信任和道德水平信任）、政府绩效信任以及公共服务信任（包括公共基础设施信任、公共服务质量信任和公共政策信任）。本文将地摊经济治理中的政府信任划分为广义政府层级信任、政府人员信任、制度信任以及政府价值信任。根据郭杜街道地摊经济治理实例，将分别设置1题，通过人员价值认可度、制度认可度和政府行为认可度来测量地摊经济治理中的政府人员信任、制度信任和价值信任。

（二）网络关系因素的测度。对于“合作”的测度，本文将从合作过程、合作能力、合作目标以及合作意愿四个层面进行对合作效果的测量。“参与”变量在社区地摊经济治理中具体可表现为决策参与和治理过程参与两个方面。参考李杨在测量居民的社区参与时所编制的社区参与量表，结合实例本文选取实际治理中的社区环境维护、工作配合以及建言献策作为衡量“参与”的条件。对于“交流沟通”的测度，从各主体沟通过程中的及时性、平等性以及冲突解决性三个角度来进行题项设置。有关“网络关系”的测度，本文根据现实状况以及受访者关系背景设置。人口统计学变量的测度：“受访者背景特征”采用5个题项。其中，“性别”与“居住地”以虚拟变量描述，“受教育程度”以定序变量描述，“年龄”和“摆摊年限”都使用连续变量进行测量。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

数据来自项目组2020年8月至10月对长安区郭杜街道城中村社区的问卷统计。张康村位于中心城区边缘监管缺位的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社区。随着多数大学新校区在长安区扎根，带动了大学城附近的经济发展，张康村也不例外。自2005年大学新区的建设与投入使用起，该地区逐步发展为流动摊贩聚集地，给社区环境带来了一些负外部效应。调查发现，面对诸多问题，该城中村社区对于摊贩的治理活动经历了从早期的“两不管”到中期的建立“疏导档区”自我管理再到当前的多主体联合共建的3个阶段，治理效果显著。由此，基于张康村的地摊经济治理改革新案例，采用判断抽样即目标抽样的原则，根据样本量经验计算表，随机抽取张康村流动摊贩总体数量（77个）中的42个样本，研究样本的人口背景信息如表2所示。（表2）

表2 样本人口属性描述性统计一览表

（一）信度与效度检验。运用SPSS22.0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信度检验，通过Cronbach’s Alpha系数来评估单一维度内部一致性程度，对问卷进行再次修订。其中，在人际信任维度内，第4题删除当前项的α值远大于人际信任维度α值，故删去。由信度的测量结果可得人际信任、政府信任、合作、参与、交流沟通、网络关系以及治理效果满意度的α值分别为0.782、0.786、0.846、0.705、0.896、0.841、0.802。α值均大于0.700，此次问卷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变量间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效度检验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原始数据经过KMO及Bartlett球形检验后发现，其KMO值为0.743，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性为0.000＜0.05，表明本次问卷所获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另外，除人口统计学变量测度外量表中的28个题项可以划分为七个维度，累计解释变量达80.393%＞80%。

（二）相关性分析。对问卷中人口统计学变量中的“性别”和“居住地”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以及对“年龄”、“受教育程度”、“摆摊年限”进行单因素方差检验，所得结果表中的显著性均大于0.05。说明人口统计学变量对治理效果无显著性差异和影响，可得地摊经济治理效果与被访者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未呈现出明显的相关性。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将不再考虑该变量的影响。

在进行回归之前，由于各变量涉及的测度项较多，先对其进行降维和赋值。验证因变量治理效果满意度与自变量人际信任、政府信任、合作、参与、交流沟通、网络关系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如表3所示。由相关性分析结果可知，政府信任、合作、参与、交流沟通、网络关系等自变量都与因变量治理效果的满意度具有显著相关性。而“人际信任”与治理效果满意度没有相关关系，故假设2a不成立，在后续回归中不再考虑该变量。（表3）

表3 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一览表

（三）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根据SPSS所输出的结果，回归模型的多元相关系数R值为0.863，决定系数R2为0.744，说明因变量“地摊经济治理效果”的总变异性能被自变量解释86.3%，线性回归方程拟合度较高。另外，该回归模型的显著性为0.000＜0.05，即模型中6个自变量至少有一个可以影响因变量。（表4）

表4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一览表

通过系数结果分析，“网络关系”的非标准化系数小于0，系数显著性为0.996大于0.05，说明“网络关系”是不显著的预测变量。而“合作”虽大于0，但其显著性水平也均大于0.05，说明“合作”与因变量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线性回归关系。“交流沟通”的回归系数为0.621＞0，P＜0.05，意味着该变量可以显著正向影响“治理效果满意度”。且在“交流沟通”每提升1的基础上，“治理效果满意度”会因回归关系提升0.621。“政府信任”可以显著正向影响“治理效果满意度”，回归系数为0.418＞0，P＜0.05。“参与”可以显著正向影响“治理效果满意度”，回归系数为0.555＞0，P=0.003＜0.05，意味着“参与”提升1，会直接导致“治理效果满意度”提升0.555。

初始预测模型：Y=a+b1X1+b2X2+b3X3

基于以上的全部分析，得出地摊经济治理中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回归方程为：治理效果满意度（S）=1.202+0.621交流沟通（E）+0.418政府信任（G）+0.555参与（P）

根据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交流沟通、政府信任、参与和社区地摊经济治理效果满意度成正相关关系，即假设1b、2b、2d成立。而其他自变量（网络关系、合作）虽然与因变量有相关关系但未呈现出明显的线性回归关系。综上所述，用交流沟通（β=0.621，P＜0.05）、政府信任（β=0.418，P＜0.05）、参与（β=0.555，P＜0.05）三个变量建立一个多元回归模型来预测地摊经济治理效果，总体来说这个回归模型是显著的。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张康村案例的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研究表明社区参与地摊经济治理的效果提高需要发挥社区熟人网络的潜力以及充分利用社会资本的力量。从治理的过程来看：第一，在前期需要构建相应的管理制度。此外，还需在自治组织内部、多主体之间形成一个规约化的共识，从而稳定预期管理，为多方参与治理提供制度支持及参与路径。第二，针对社区参与地摊经济的治理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研究表明个体政府信任的提高有助于治理过程中不信任问题的化解与我国典型的城管与摊贩矛盾的问题解决。第三，构建沟通机制。良好的交流沟通是了解对方真实背景情况的前提，在沟通的过程中可以明晰各方的治理权责并促进地摊经济治理绩效的提升。在摊贩治理过程中，这种有效的沟通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网络线上建议与监督，也可以通过各组织自上而下建立的相关实施方案听证会。第四，政府治理的失灵性决定了社区参与网络化治理的迫切性，对比上文提到的自主治理模式与市场模式，网络治理下的参与模式可以保障公众在地摊经济治理中较为平等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此外，参与也可以将地摊经济治理网络中的利益相关者，特别是非政府行动者广泛地纳入其中，贯彻“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

“关系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社会的潜在表征，本文旨在借助社区自治下的网络关系去更好地发挥非政府组织参与地摊经济的治理效果，推动国家倡导下的地摊经济可持续发展。并通过实证探索验证，社区可以通过构建网络治理中信任与社会互动中的多种因素，来提升地摊经济的治理效果，以期为提升社区治理效能，释放地摊经济活力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样本，为该领域进一步探索提供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