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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2021-07-08王乐然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21年13期
关键词:年龄结构环境污染排放量

□文/王乐然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 北京)

[提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从人口结构转变视角分析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认为人口年龄结构主要通过影响经济增长,进而影响环境污染;人口质量结构不仅可以通过影响经济增长间接影响环境污染的排放,而且可以直接影响环境污染的治理。运用30个省面板数据,以工业污染排放的污染物为研究对象,构建传统的EKC模型,并逐步引入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质量结构变量。结果表明:人口结构对环境污染有显著影响,代表人口年龄结构的抚养比变量和代表人口质量结构的教育人力资本变量,对环境污染物的排放有负向作用。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经济高速增长带来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产生的工业污染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阻碍。虽然我国面对环境问题做出了积极应对,但是环境问题的解决不是一蹴而就的。时至今日,我国持续爆发大面积的、高强度的空气污染,就表明了这一点。因此,继续研究经济增长对大气污染的影响仍存在现实意义。

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哈佛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Panayotou教授(1993),采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实证数据,证实倒“U”型曲线的存在,称其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自此,国内外学者运用不同国家的时序数据、面板数据和截面数据,验证不同地区的经济与环境之间是否符合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国内学者在验证我国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时,受碍于数据统计的不完全性,无法真实地研究和了解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以大气污染为例,有学者的验证结果为倒“U”型曲线,但同样也有学者验证出了正“U”型曲线和“N”型曲线。因此,继续研究经济增长对大气污染的影响是存在理论基础的。

人口结构转变会影响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人口年龄结构方面,穆怀中等(2016)采用OECD数据构建模型,认为人口老龄化不仅会使拐点左移,还会导致我国环境污染处于较高水平,其影响机制是通过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影响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的排放,从而影响环境质量。由此可见,在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转变的现实情况下,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以应对人口老龄化,避免落入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和环境质量持续恶化的“双重陷阱”。人口质量结构方面,在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今天,学者们对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注越来越多,许多学者将人力资本作为衡量人口质量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基于人口结构转变视角,在已构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基础上,逐步引入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质量结构变量,探究人口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二、理论框架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正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减少,老年人口和少儿人口比重上升的时期。这一转变会引起储蓄率、消费水平、劳动力供给水平等方面的变化,影响经济增长。以人口老龄化为例,抚养比的增加,意味着老年人口增加,消费水平的下降,储蓄率发生变化,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因此,人口年龄结构通过影响经济发展,进而影响实现环境质量改善的经济能力,导致环境质量进一步恶化。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1: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环境污染有显著影响,即抚养比上升对环境污染物的排放有负向作用

人口质量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人力资本存量增加和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来体现,进而影响环境污染。此外人口质量结构对环境污染也会产生直接影响,随着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环境质量的重视程度和治理方法会增加。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2:人口质量结构变化对环境污染有显著影响,即人力资本水平的上升对环境污染物的排放有负向作用

三、模型设定、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一)模型假定。基于上述分析,参考已有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基本模型,本文设定以下经验计量模型1:

其中,i表示我国30个省份,t代表年份,γi与μ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的效应,ε表示随机扰动项;Eit表示环境污染水平,Git表示人均GDP;Xit为控制变量,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人口密度、外商直接投资等。为降低数据异方差和波动的影响,对所有变量进行对数处理。

为考察人口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逐步引入人口变量,设定为模型2、模型3:

其中,L1it表示人口年龄结构,L2it表示人口质量结构。

(二)变量解释

1、被解释变量,人均SO2排放量。二氧化硫是我国主要的大气污染物,自身极易溶于水形成酸雨,短期内不易在空间上进行转移,其排放后果一般由排放地承担。而且二氧化硫作为工业“三废”的一个重要排放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工业生产带来的环境污染程度,所以本文采用人均SO2排放量(SO2总排放量与常住人口的比值)为衡量我国环境污染的指标。

2、解释变量,人均GDP。经济增长是导致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经济总量越大,需要的自然资源也越多,产生的生产污染越多。本文采用实际人均GDP(以2004年为基期)来衡量经济增长水平,因为人均GDP较总量GDP更能体现不同地区的发展程度。

3、人口结构变量,人口年龄结构的衡量指标。本文采取抚养比作为衡量人口年龄结构的指标,即少儿人口(0~14岁)和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占劳动年龄人(15~64岁)口的比值;人口质量结构的指标,借鉴余长林(2006)测算教育人力资本的方式,及采用6岁及以上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来衡量教育人力资本,本文用来衡量人口质量结构。

4、控制变量:能源结构。由于不同能源单位的经济产出和利用效率不同,且不同能源结构意味着不同技术水平,因此将其设置为控制变量;产业结构,考虑到第二产业的排污强度,以及我国各省的产业结构现状,将第二产业占比和第三产业占比作为控制变量;外商直接投资,有关学者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资时,认为人口因素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弹性更大,但并不能否认外商投资对环境污染产生的影响,因此将其设置为控制变量。

(三)实证结果分析。本文采用2005~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获取2004~2017年30个省的面板数据,共计420个样本数。

1、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实证检验。运用stata15.0软件,首先对模型1进行混合效用检验,验证EKC曲线的形状。结果表明环境污染与人均GDP的平方项显著相关,无论是单独回归一次方项,还是引入三次方项,均不能使人均GDP变量对环境污染产生显著影响;其次对模型1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检验,其调整R2和卡方统计量的数值都较为理想,模型拟合良好。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统计量为62.27,在1%的水平上显著,原始模型拒绝原假设,存在固定效应的模型假设,因此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相关关系进行解释。

结果表明,模型1符合环境库兹涅茨假说,人均GDP平方项对环境增长的影响呈显著负相关,该曲线呈倒“U”型。其余控制变量除外商直接投资变量均对SO2排放量有显著影响,其中能源结构中煤炭使用占比越大,SO2排放量越大;第二产业占比越大,SO2排放量越大;第三产量占比越大,抑制SO2的排放越大。根据模型1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可以算出EKC曲线的拐点在人均GDP为1.584万元/人(以2004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后的人均GDP)的水平,即当地区人均GDP超过1.58万元/人时,SO2排放量开始减少。截至2017年,全国30省SO2排放的拐点均已到达,排在最后的贵州省也已于2016年跨过拐点。东部地区各省最先跨过拐点,其次是中、西部地区。

2、人口结构视角下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实证检验。运用stata15.0软件,分别对模型2、模型3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模型2、模型3调整R2和卡方统计量的数值均较为理想,模型拟合良好。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统计量分别为21.44和20.6,在1%的水平上显著,拒绝原假设,接受存在固定效应的模型假设,因此依旧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解释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

根据模型2固定效应回归结果,人口年龄结构对环境污染排放存在显著负相关,即抚养比的提升使得SO2的排放量下降,假设1得到检验。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与模型1相同。根据模型3固定效应回归结果,人口质量结构对环境污染排放存在显著负相关,即教育人力资本的提升可以减少SO2的排放量,假设2得到验证。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与模型1相同。

此外,我们发现引入人口质量结构后,人口年龄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弹性又增加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选取的反映人口年龄结构的指标为总抚养比,其中包含老年人口和少儿人口,虽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参与生产,但在提升人口素质方面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四、结论及展望

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符合环境库兹涅茨假说。以工业污染排放的SO2污染物为研究对象,采用2004~2017年30省面板数据,研究我国实际人均GDP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呈倒“U”型曲线,符合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对各省跨过SO2的排放量的拐点进行测算,截至2017年30省SO2的排放量均已跨过拐点,但跨过拐点的时间存在不同,主要是东部地区先跨过拐点,然后是中部地区,最后是西部地区。

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有显著影响。其一,人口年龄结构通过影响经济,进而影响环境污染的排放。用总抚养比指标表示人口年龄结构,发现总抚养比与SO2的排放量呈显著负相关。其二,人口质量结构通过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对环境产生影响,一方面是通过影响经济增长,间接影响环境污染的排放;另一方面是直接影响环境污染的排放。用教育人力资本表示人口质量结构,发现教育人力资本与SO2的排放量呈显著负相关。

本文对SO2这一环境污染物进行研究,不代表我国其他污染物的排放也跨过了拐点。但对已有的SO2这一成熟的污染排放指标进行面板分析,可以对未来研究其他污染物和经济、人口的关系起到很好铺垫作用。此外,人口年龄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学术界没有统一的结论。我们在正视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带来影响的同时,更要注重人口质量的提升。这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增长、环境污染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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