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怀颖

一百年前，初春四月，瑞典人安特生骑着毛驴二进仰韶村。他定想不到，一百年后考古学在中国这般地欣欣向荣，他更意识不到，自己接下来在仰韶村的工作，会成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那时，考古学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还不足百年。这门以物质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非常年轻，但自诞生即迅速被知识界理解和接纳，进而影响史学界修整固有认识。这在讲究积淀和传承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不多见的。

年轻而小众的学科，究竟有什么魅力能迅速博得学术界的青睐？又会以什么样的状态迎接未来？作为中国考古学从业者中年轻的一员，无论是出于对自身前景的焦虑和危机感，还是一颗纯然的好奇心，都不由自主会去思考这些问题。虽然仅过了百年，与最初的样态相比，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变化显然超出了学科出现时的预设，发展也远非线性，以工作目标和学科进展为线索，粗线条勾勒学科发展的路线图，回望来时路，了解当下瓶颈，为未来保存过去，或许是解题的一种方式。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考古学起步之时，从业者少，在梁思永回国以前，甚至没有真正具有田野考古发掘经验的科班毕业生。职业工作人员少，工作重点就一定得拣最紧要的干。陈星灿和孙庆伟在总结这一时段学术史时不约而同注意到，无论是李济，还是傅斯年，均着意于“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而最核心的工作目标，是傅斯年所总结的“材料最重要”。……